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

王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庄子。王曰：“今日试使士敦剑。”庄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

王曰：“愿闻三剑。”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

王曰：“天子之剑何如？”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文王芒然自失，曰：“诸侯之剑何如？”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

王曰：“庶人之剑何如？”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髻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自处也。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东汉以前，剑是军队作战的主要装备，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春秋战国时期佩剑、斗剑、练剑、论剑、相剑成为时代风尚。

《庄子·说剑》对当时的斗剑、练剑之风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这些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这段话清楚地向我们提示：此时已出现了依附权贵、专门的斗剑阶层，他们斗剑的目的是满足于统治阶级的娱乐需要。此时习剑的文字材料还有：《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好读书击剑”，他“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当鲁勾践听说荆轲刺秦失败后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的感慨；《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也使剑，当赵襄子“使使持衣于豫让”时，“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等等。

以上这些文字材料加之当今考古界大量出土的先秦古剑互证，大体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习剑的风尚。社会上的好剑之风，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剑术家。如“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的剑客鲁石公、“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显”的司马氏等等。

《庄子·说剑》是“庄子后学”借剑喻理，阐述作者的治世之道的，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三种剑的言论，目的是为了说明治国安邦的道理。但是“三乘剑术”理论的提出“启迪了中国武术的精神，为剑侠文学的恣肆驰幻提供了先兆，却是当之无愧的”。更为重要的是文中所提出的“后发先至”理论至今仍被武术界奉为圭臬，影响了武术思想的发展。

《庄子·说剑》是一篇庄子说服赵文王停止斗剑的寓言故事。说的是赵文王喜欢击剑，于是日夜斗剑，死伤无数。经过三年，国家衰弱，诸侯图谋攻取赵国。太子悝对此十分忧愁，于是召集人商量对策，大家推荐庄子去说服文王停止斗剑。

当庄子见到文王时，说自己的剑法“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文王大喜，说“天下无敌矣”。庄子接着说出了他的剑道理论：

“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

关于上述几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

示之句：别人看来不觉踪影。开之句：开剑则显得锋利。后之两句：似未发而已经先至。形容神速。

另一种则认为：

先示人以虚空，给予可乘之机，发动在后，抢先击至。

这两种解释当以后一种更为接近原义，这四句话可意译为：“懂得剑道、会用剑的人，要故意把‘弱点’显露给对手，引诱对方让他感到有机可乘。当对方进攻时，已经落入了我方预先设计好的圈套，然后我方再根据实际情况防守反击，如此往往能达到后于对手发动进攻，却能抢先击中对手的目的。”这种武学思想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突破了“先发制人”、“以力制力”的技击原理，为后来讲究“柔弱胜刚强”的传统武术思想提供了经典源泉。

《庄子·说剑》的这种思想并非一蹴而就、突如其来。它体现了“庄子后学”对当时“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的击剑技巧的深刻认识，与《孙子兵法》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孙子兵法》认为：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凡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另外，在《荀子》中亦提到了后发先至的问题，该书曰：“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显然，《庄子·说剑》的“示之以虚”四句的意思是“卖个破绽给对方，让他以为有机可乘，然后出其不意击败对方”。这种“诡道理论”与孙子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思想有相同之处，其目的就是收到“后人发，先人至”的功效。这种用武思想对后世的武术思想影响深远，这一点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亦有所体现。

如《三国演义》中有：

战不十合，（傅）佥卖个破绽，王镇便挺枪来刺；傅佥闪过，活捉镇于马上，便回本阵。

严颜见了张飞，举手无措，交马战不十合，张飞卖个破绽，严颜一刀砍来，张飞闪过，撞将入去，扯住严颜勒甲绦，生擒过来，掷于地下。

《水浒传》中有：

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砍将入来，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尸首倒在石上。

可以看出，傅佥、张飞、武松都懂得“示之以虚，开之以利”的“诡道”理论，先卖个破绽给对方，让对方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出奇制胜，制服对手。

当文王在他的剑士经过七天的比赛，死伤了六十多人，从中挑选出优秀者五、六人，准备与庄子比试的时候。庄子以比喻的手法说出了他的“三乘剑术”理论——天子剑、诸侯剑和庶人人剑。

他认为“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

“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亷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

而“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剑崇拜是中国古代兵器崇拜之一，在《列子·汤问》曾有这样的传说，孔周自称他有含光、承影、宵练三剑。此三剑的共同特征是锋利无比，斩物若无。“庄子”说自己“善为剑”值得推敲，但生活在尚剑环境中的“庄子”懂剑当无疑问。不然他就不会有精彩的上述议论。为此，本研究认为，《庄子·说剑篇》尽管是一篇寓言，但“庄子”的言论还是一篇极好的武学思想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武术思想史意义主要有：

（1）明确地指出了比剑用武的理论，指出了剑虚实、先后的关系，并明确的提出了“后发先至”的武学主张。“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四句被后来剑家奉为经典，其基本思想就是诱敌来攻，然后根据形势，后发制人。这里已经典型地反映出后来中国武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守反击战略”。

（2）把剑术分为三类，说下类剑法无疑于“斗鸡”，上类剑法则是“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些说法经常被后来的剑家引用。

（3）“庄子”在论述天子之剑时提出了“制以五行”、“开以阴阳”的问题，明确地以“五行”、“阴阳”立论，开后世运用“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诠释武术理论之先河。

（4）开始用实战挑选的方式选拔人才，挑选的方式估计是随机配对，死伤者淘汰，与今天赛制的单败淘汰制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