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存观念就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存模式是以群体生命（家庭集团、国家、民族）为基点、为轴心，个体生命是从属于群体生命的，它附着在群体生命中，服从群体生命的整体利益，在群体生命的发展运动中显示自己的存在。由于个体生命的生存价值完全要由群体生命的利益来衡定，它也最终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这样，当群体生命走向衰落、走向毁灭，个体生命几乎是无从抗拒地成了悲剧性的殉葬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悲剧既是活生生的历史，又是沉甸甸的心理，历史与心理交互作用着。“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说的就是这类的“殉葬意识”。其中，尤其值注意的是，每当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旧有的平衡发生倾斜、历史进入某种转折时期的时候，这样睹物伤情，哀世悼亡的“天涯飘零”之作就愈发的层出不穷。

从历史的理性目光来观照，“五四”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五四”的社会动乱孕育着中国人民主、自由观念的诞生与个性意识的觉醒，这都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次动荡有着质的不同。但是，我们也有必要体会到：历史的理性是一回事，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的个别感受又是一回事，特别是对闻一多这位敏于感受而富有传统文化修养的诗人。就社会的失衡、权威的消亡、精神的溃乱（在闻一多当时看来）等等方面而言，“五四”不也具有许多的历史特征么？特别是，诗人生活在美国这一发达的现代化国度里，在一个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对照之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的衰败之象就愈发的触目惊心了。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废园”吗？诗人由祖国的衰弱而生“故国不堪回首”的哀叹，又由群体生命的萎缩而生飘零的悲泪，这都在“废园”这一想象性的意境中得到生动细致的表述，那“沿门托钵的病僧”式的蜜蜂，那任人践踏，自生自灭的花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诗人那强烈的“海外孤客”的体验。“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而我认为，这既是蜂的悲哀，又是花的悲哀，但更是“废园”本身的悲哀，也是“废园”的“主人”的悲哀。一个“废”字背后，又隐隐地暗示着“人”的形象。“废园”之“废”当与“人”紧密地联系着：是家境的破败？家人的迁徙抑或子孙的疏懒？这是作为读者的我，从我的“期待视野”出发，提出的一点多余的问题吧！

在中国诗歌史上，“废园体验”下的人生认识和诗歌观念常常都是独特的。二十世纪的诗人闻一多也是这样，他继承了中国文人的“零落底悲哀”，但又没有陷入羸弱无力、怨天尤人的境地，转而展开了自己深沉的思索。到了四十年代，诗人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就象一座房屋，盖得既不好，年代又久了，住得不舒服，修修补补是没有用处的，就只有小心地把房屋拆下，再重新按照新的设计图样来建筑”。（《妇女解放问题》）这大概就是他“变废为宝”的选择吧！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