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娼

更新时间:2024-08-14 16:58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的事件称为废娼。

台妓的罪与罚

在台北万华区龙山寺附近小巷内,几家“茶室”里,坐着不分年龄,浓妆艳抹的小姐,细肩带、小短裙、卷发,在红艳艳的灯光下,显出几分妖艳姿色,明里她们是坐台小姐,暗里全套服务。至于附近广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随意拉客,她们与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划,谈妥价钱之后就走。 自从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废娼之后,她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异样的眼光,更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时,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复性工作者工作权。 台湾“行政院”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 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 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 “行政院”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工作权。

公娼的抗争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娼妓管理办法”,实施公娼检验制度,同时并取缔私娼,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限量执照,及以划定“落日条款”,规定营业牌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时,兴盛时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姊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当性工作者现身于主流媒体,通过上千条新闻,和数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沟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实样貌,并把层次复杂的问题厘清 “公娼斗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 2006年8月17日,被称为“官姐”的她,只在台湾媒体版面上“复活”了一天。报道这样写道:1997年,台湾第一位公开现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权”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后生活艰困债务缠身,在基隆跳海自杀身亡。 自杀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际,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贷缴不出来,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间因就业困难的前公娼,有两名割腕,两名吞服安眠药

禁娼背后

根据统计,全台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协会粗估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数百亿元,可见其需求度。在台湾“内政部”宣布各县市得以设立性交易专区之后,全台25县市首长,却只有云林县、屏东县、宜兰县这三个穷县的县长赞成。 反观一般民众,乐见其成者居多数,经过各方媒体的问卷调查,大抵半数以上都赞成此议,毕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总比台北市废娼之后,弱势的流莺乱窜、警察乱抓,但有钱有势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应召站等色情业者随意高挂艳帜,甚至流入住宅区来得好,民众在乎的是:“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 “红灯区”再次放行消息,让过去台北市华西街及归绥街红灯区周边的店家,在经济寒冬里感到点温暖。废娼后,他们生意瞬间清淡,如果未来成立专区,他们乐见性产业回到这些没落的红灯区。反正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饰店的老板已经习惯与性工作者、老鸨、寻芳客相处,彼此相互捧场,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归绥街摆小吃摊的业者说:“性交易,不过就是讨生活嘛,以前这里的妓女被客人欺负,老鸨都叫警察来赶人,附近的兄弟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忙一下,我们大家都相处很好啦。”

虽说台湾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实际上,广义的性产业在台湾早已行之有年,已经形成相当多元且分工细致的非正式产业。依照“特种营业”法规,在台湾经营酒家、酒店、KTV、三温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这些场所内没有被抓到直接从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极有可能隐藏其中。不管是在商业区的饭店、宾馆、还是巷弄间的住宅,台湾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应召站、经纪公司、娼馆、按摩店、护肤店等型态,早已低调地存在着。 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让她们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难。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 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

反性剥削联盟

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 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反性剥削联盟“反性剥削联盟”在台湾“行政院”前召开记者会,反对设立“性专区”。他们指控性交易的实质内涵是一种性剥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将导致性剥削更为严重。他们甚至将“成人性交易”与人口贩运相联系,却始终拒绝与“性工作者”对谈,让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壁垒。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就认为,政府设立专区无济于解决性交易的问题,只会让人口贩子更加猖獗,还有性病传播、帮派、毒品等社会问题亦将无限延伸。 与之看法两极,以“日日春协会”为主导的“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则对“反性剥削联盟”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们在6月12日率众到“内政部”抗议,批评台湾“内政部”非但没有执行此计划的时程以及相关配套,对专区外娼嫖都罚的政策规划也为德不卒。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 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 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 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禁娼后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 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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