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在秋天（中秋前後）举行，所以称为秋闱（闱是考场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阴历二月或稍後）举行会试，称为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部试、礼闱。会试之後是殿试。明清时代，正常情况下，这种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增加恩科。由柳洪平创建。

秀才别称茂才，原指才之秀者，始见于《管子·小匡》。汉以来成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亦曾作为学校生员的专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下诏求贤，云：“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茂”本作“秀”，东汉避光武讳，改作“茂”。举秀才始此。南北朝最重此科。当时虽出自荐举，也有策问。《北堂书钞》引《晋令》，“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隋、唐科举制亦有秀才科。唐初，秀才科第最高，从武德到永徽，每年秀才不过一、二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停秀才科。后玄宗、代宗时，几次恢复，旋即停止，所得之人极少。明太祖时，曾举秀才数人，如洪武四年（1371）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十五年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此均系辟举，不是科举之士。后乃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的生员。

秀才原本指称才能秀异之士，与《礼记》所称「秀士」相近，是一种泛称，并不限於饱读经书。及至汉晋南北朝，秀才变成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科举考试科目繁多，秀才只是其中一科，不久即废。与此同时，秀才也习惯地成了读书人的通称。宋代各府向朝廷贡举人才应礼部会试，沿用唐代後期之法，先进行选拔考试，其中凡应举选拔考试，以争取举荐的，都称为秀才。《水浒传》以王伦为「不第秀才」，有轻蔑的意思，指他觅举未成，在选拔考试中名落孙山。宋代秀才名衔，无论经过考试取得；但明清时代则不同，秀才得来不易，必须通过几重考试关隘才可，而且秀才最後也不一定能够应举。

明清时代，秀才专指府（或直隶州）学、县学的生员，是读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专称。要取得这种资格，必须在学道或称童子试获得取录。不论年龄，应童子试的都称童。鲁迅小说《孔乙己》、《白光》中的主人公孔乙己、陈士成在前清多次童子试均考不上，人已老了，还是童生，或称老童生。如果县、府、院三试都录取了，进入府学、州（直隶州）学或县学的，称为进学，通名生员，即秀才的俗名。生员除了经常到学校、学官的监督考核外，还要经过科考选拔（未取者有录科、录遗两次补考机会），方可参加本届乡试（各省举行的考试，取中者为举人）。

童子试关卡重重，有否其他途径入仕呢？其实，应试者老是不经过童子试、科考的，也能参加乡试。方法是参加所谓「纳粟入监」。这个制度始於明代中叶，一直行至清末。「纳粟入监」就是化银子捐一个监生，取得乡试入场资格（更多的是，有钱不学的人捐监後并不入场应试）。这个途径，往往被看轻，但也总有意外：明代罗圭七次应考都不能通过童子试，捐监後却在乡试、会试中连获第一名。

乡试在秋天（中秋前後）举行，所以称为秋闱（闱是考场的意思）。次年春季（在阴历二月或稍後）举行会试，称为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部试、礼闱。会试之后是殿试。明清时代，正常情况下，这种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增加恩科。

秀才是古代中国对某些士大夫的称呼。明清时，一般指通过了科举中院试的生员，属士大夫中的最基层。

秀才一名在隋朝科举开始以前已有。在汉朝使用察举制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材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隋朝开始开科取士，最初亦为取秀才。到了唐朝初年，秀才是常科考试的一种。但后来「秀才科」被废，秀才一词一度变成了读书人的泛称。到了宋朝时，凡经过各地府试者，无论及第与否，都可以称为秀才。故此当时有「不第秀才」之称。

明、清时，秀才是经过院试，得到入学资格的「生员」的俗称。得到秀才资格，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坎。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秀才中部份人是贫穷家庭出身，但是得到秀才功名不一定可以带来财富。只有生员资格的秀才并没有俸禄，若果未能通过之后的乡试中举，亦不足以为官。很多秀才在功名上未能更进一步，只能回乡以教书等方法为生。这些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在社会上地位稍高于平民的读书人被称为「穷秀才」。

在明清时的中国，秀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在地方乡村中，他们代表了「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因为他们在地方官吏前所有的特权，故此经常会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的争执，或者平民要与官衙打交道，经常都要经过秀才出面。而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亦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秀才，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初在选拔人才方面对贤者的一种美称。今天，人们仍常把一些才学之士冠以此号。

最先有秀才之名的，是战国时期的贾生。《史记·贾生传》说： “贾生，年十八，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

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实行崇儒的文教政策，视贤者为国器，促进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为以后人才的选拔扎下了根基．高祖曾拜叔孙通为太常，太常的职责之一是“每选试博士，奏请能否”，还规定有才不荐举者“免官”。汉文帝曾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他总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统治者的经验，采纳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转向儒学．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开始置办太学，太学以研究儒家的《诗》，《书》，礼、《春秋》、《易》五经为主，按照儒家思想造就治术人才．他还首创选拔人才，立贡举的制度，设置了孝廉，秀才的察举，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策问，从而使人才的选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汉代选才，标准大致有三：才学，道德和才干。秀才偏重于经学，要求秀才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荐举的人数每年不同．东汉和帝刘肇在位时，“岁以百计”，大郡五、六十万人小举二人。荐举的人才，一般从四个方面取士：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学道修行，经中博士，三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可见要求是相当高的，如胡广上疏荐徐孺子，说他： “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下；必能翼宣盛美，增辉日月矣．”

太学在汉代是最高学府．太学中的教官称为博士，博士必须精通一门经学．博士的选择更严更广， “策试博士，必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西汉时，博士以名流充当，或礼拜和荐举，但不用考试。东汉则采取了考试的办法，并且要写“保举状”。开始规定每年—度的“岁试”，考试方法是“设科射策”，类似我们今天的抽笺考试．如蔡茂试博士，对策是“陈灾异”，结果，“以高等擢拜议郎”。设科就是设立甲、乙两科，以勉勤学者， “示人好恶，政弊就善”，区别出学生的程度高低和授官的职位不同。同时，博士还要求具有健康的体魄，富有实践经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此外，汉代还有童子郎，贤良文学之士等选拔制度，使有才者脱颖而出．任延年十二岁，就显名太学，号为“任圣童”，黄香十二岁，习经典，在京师享有“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之美名．刘祜为皇帝期间，曾缺一名尚书，以策试政事，天文，道术三科选才， “翟脯封第一，拜尚书”，的确是大开了天下才路。

当然，这样荐举人才，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不少人承一时的儒宗或家学渊源而世袭博士，策试博士时，有“私相容隐，开生奸路”， “不依章句，妄生穿凿”的现象，举孝廉重德轻才，不需考试，为营私舞弊提供了方便，东汉张衡批评了这一状况： “虽有至孝，尤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意矣。”但是，荐举制的进步性和成功值得肯定，是主流。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从布衣平民中选拔了不少卓绝隽伟之才，如西汉的扬雄， “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四十余岁才被荐举到京城作官．他的《长杨赋》，《甘泉赋》构辞精巧，饮誉文坛，而《太玄》和《法言》则显示了他在哲学和天文学方面极高的造诣．东汉的王充出身于：“细门孤族”，他著的《论衡》，博大精深，发前人之末发，可谓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一颗璀灿明星。荐举制还推动了汉代教育的发展．继太学之后，还设立了新大学“鸿部门学；”贵胄学校、宫廷校、郡国学校及私学也相继勃兴，正如班固《东都序》所言：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的荐举制度以其优越性彰示后世．三国时魏国曹操父子主张“唯才是举”，建立了“九品中正”的选才办法。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可见门弟观念甚浓。到了隋初，文帝杨坚远见卓识，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秀才科。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一种先进的选才方法——进士科设立．它的特点是专以考试的办法来挑选人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进士科宣告了中国科举制的诞生．

隋代和唐初，秀才实为贡举科目之最：《杜氏通典》说， “初秀才科第最高，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秀才是博识，高才，强学和策问无失的俊选者．因秀才标准过高，隋代举秀才不过十人．

唐代的科举是获得做官的重要达径，体现了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它使当时的地主官僚和商贾艺人的子孙敛志于科举，一旦金榜高中，不但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且光耀门庭，显赫乡闾．科举取士，及第人数的比重逐渐增加，从武德七年至显庆六年，四十年间，进士及第共290人。

安史之乱以后，门第和官位也不再成正比．有门第还需要有才配合，才能担任高级官吏，想仅靠祖荫入仕，继续官荣者的现象已大为减弱。

科举制最本质的核心是重视人才和知识的标准，体现了比较公正的原则和竞争的原则．它是科举出身的官吏不断地取代门荫入仕的功臣贵戚子弟的过程，使得官僚队伍的学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由于社会的驱使和自身的努力，不少寒门出身者通过才能的竞争一跃而成为政界和学术界的声威显赫的人物．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强化封建统治而聚敛人才的，与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不可相提并论．但其中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应引起我们关注。

「台州之邑」的仙居，原名乐安、永安，北宋真宗时因王温得道，一家「鸡犬升天」，真宗赵恒便「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将永安县改名为仙居。仙居南临括苍山，又因有一括苍洞被列为道家第十洞天，相传东汉至北宋曾有徐来勒，王方平、葛玄、蔡经、太慈、羊愔、广成子等12位真人在此修炼成仙。

仙居从东晋立县以来，至今已有1600余年了，这里历史上曾出过四位武状元，进士、举人和秀才则不可计数，中国最后的一位秀才张任天就是仙居人。之所以称张任天为中国最后的秀才，是因为直到1995年109岁的张任天在杭州去世，中国再也没有在世的秀才了。

在这个「神仙」居住的浙东小县里盘桓了数日，发现这里知道张任天的人还真不少，虽然他的后半生都是在省城杭州度过的。可是知道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去世的秀才的人并不多，知道他是清末数学家的就更少了。人们大都将他列为辛亥革命党人、同盟会的元老和报业老人相看待。

经人引见拜访了张任天的侄子张子正先生，张任天在世时对他疼爱有加。张子正现年62岁，初中毕业后曾考上江西体育学院，因历史原因没有上成大学，至今独身一人在仙居生活；当时，子正因家庭成分不好，初中毕业后不能考高中，子正说他家最多算个中农，成分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大概是因为张家在仙居名气太大的原因吧！于是三叔张任天让他住在杭州指导他功课，并让他直接考大学，子正当时的理想是考文科，以后像三叔一样做个报人，结果阴差阳错地考上了体育专业，但终究连体育也没读成。子正始终是个「自由人」，于是就有许多机会和时间去杭州看三叔，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张任天的妻儿老小都被清离了他身边，倒是子正在三叔身边的日子多一些。

清代数学家

张任天原名张家福，字图南，自号万竹居士。1887年11月24日出生于仙居县城关万竹居旧址补过轩，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父亲张培棣，是一个开明人士，曾于上海读书经商，1904年（光绪三十年）取消科举，张培棣就在仙居办了一所「安洲小学」，当时在全国亦属先驱。之所以取名安洲小学，是因宋末元初仙居杰出的教育家、诗人翁森曾创办著名的「安洲书院」。张培棣后来又在仙居办了两所学校：育英小学堂和育英女子学堂。他还致力于实业救国，引外资开了个铅锡矿厂，但好景不长，战乱接踵而至。

有着如此好的家教氛围，加上天资聪颖，1901年14岁的张任天便中了秀才，这位身高仅1.45米左右的得志少年或许受仙居「地气」的影响，曾在台州府八仙岩上洞天攻读诗书，习武练剑，许是这短短大半截的「修炼」造就了他今后一生的胆气吧！第二年便只身一人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读书。父亲张培棣因通算术被乡人诩为「精勾股」，张任天大概秉承了父亲的基因，于1904年东渡扶桑，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数学。后又转入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他引入「非欧几何学」的思想，译着有《几何原理研究》等，1957年他还发表过论文《赫列斯的克》。1912年编纂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和李俨编撰的《中国算学史》都将他列为清代数学家。他还步先父后尘，自办北京人天数学专科学校和杭州吴山数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革命党人

关于他与同盟会、辛亥革命和南洋报业先驱的历史，还得从他东渡日本求学开始。

20世纪初期的旧中国现状，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所不堪容忍的。初到扶桑，张任天满怀救国救民的热忱，由蔡元培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7月，他以光复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的筹备会议，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张任天后来在《我与中山先生的交往》中谈到，「1905年7月31日，在日本东京赤阪区桧町三会地黑龙会，我第一次见了中山先生。……先生是中国革命杰出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我的思想受先生宣传的影响，开始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入集体主义之中……」从此，他便积极地投身于民主革命，宣传孙中山的思想，矢志不渝地追随着孙中山。

1911年，张任天从外电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便马上通知了驻上海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陶成章就派他会同杭州的革命党人临海县人王文庆，发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响应。是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攻入浙江巡抚衙门，光复了杭州。其间为了光复南京，浙江军政府决定组建援宁浙军支队，便委派张任天以台州军分府参谋的身份同仙居县一同盟会会员朱一清回家乡招募义军千余人（一说为二百余人）参加浙军，为攻克南京作出了贡献。 1916年4月，袁世凯复辟。11日，张任天便会同临海的王文庆、天台的张翅等革命党人在杭州起义，宣布浙江独立，参加护国运动。后来张任天曾短期担任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省长公署秘书一职。

张任天同孙中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11月19日，在上海的莫利哀路29号。

张任天曾回忆过当时的情形：1924年11月10日先生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他强调中国以后能否统一，能否和平统一，就在于这个国民会议能否和平开成。……我受命宣传《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我想先生有五大弟子，廖仲凯长我10岁，胡汉民长我8岁，汪精卫长我4岁，朱执信长我2岁，只有戴季陶小我3岁，在国内不必我参加宣传……

于是孙中山就派他到华侨众多的南洋去进行宣传。1924年除夕，张任天带着孙中山亲笔写的介绍信，乘「日本丸」到了南洋，先在《光华日报》任翻译，1925年转到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任主笔，1926年又转到荷属苏门答腊《南洋日报》任总编辑。《南洋日报》每日出版七大张，在众多华侨中影响颇大，后因荷属总督怀疑张任天是国际党人，奉荷兰女王特电「可以不问法律如何，立即驱逐出境」。1927年张任天回到祖国，令他遗憾的是「国民会议」终未召开，盖因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了。1928年，孙中山遗体由北京迁葬南京，南京各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张任天担任该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徵审主任，主持编印「总理遗嘱释义」十万本，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张陈之交

1929年至1936年，张任天应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陈布雷邀请，出任浙江省教育厅督学。1931年，出任全国惟一的民众教育实验县新登县县长。

提到张任天与陈布雷的交往，要追溯到1905年，这年张任天自东京回国，进浙江高等学堂，陈布雷是1906年与郑晓沧以插班生进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张任天长陈二三岁，共处一堂，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大至国内外形势，小至个人琐事，有时夜话达旦。1948年陈布雷自杀前两个月，曾从上海打电话给张任天说有事面谈，张任天深感意外，乘当晚火车赶到上海陈布雷家中，发现陈面容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同张任天的谈话也是语无伦次。张任天以为他终日政务劳顿、压力太大，而且陈无心从政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张任天便为他念了《诗经．民劳五章》的两句诗：「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意思是劝陈早日摆脱身心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谈话就这样没头没尾地结束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张任天却在报上读到了陈自杀的消息。陈后来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的徐村，当时张任天参加了送灵的行列。

逍遥晚年

张任天晚年一直寓于杭州，居无定所，历次搬迁。仙居也只是在1954年和1980年回去过两次。1954年回去是因为前妻去世。1980年回去那次，据侄子张子正回想，90多岁的张任天，一人乘火车到义乌，又乘汽车到了仙居，只在仙居盘桓了两三日，去看了看父亲的坟，便又只身返杭。据张子正说，晚年的张任天，子女8人都不在身边，老伴跟着成都的儿子一起生活。从「文革」开始老人就一人独自生活，张子正每次去看他，老人都十分开心。他生活得很自由，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写回忆录，然后一天中其余的时间大都是沿着西湖或在周围的山林间漫步，饿了就随便在路上买点儿吃。但是每年的清明、冬至两天，老人必定沿着西湖一直走到上天竺、下天竺，走龙井、穿九溪，再到六合塔，沿途凭吊一下过去的同志、老友的墓地，其中必去徐村陈布雷的墓前，看看这个始终自称一介书生、却挣扎在宦海中并始终未能摆脱的老朋友…… 1995年，一个柳絮飘飞的下午，这位身高仅1.45米左右、留着雪染般长髯的老者，这个历经了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清末秀才张任天，终于走完了他109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