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戴着“右派”帽子的康心如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九岁。

2010年，康心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重庆历史名人馆举办了一场纪念会，追思这个曾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并为八年抗战作出贡献的大金融家。

1890年康心如出生，是四川美丰银行老板。从 1922年开业到1950年关门，他经营美丰二十八年。

我爷爷原籍陕西城固，在清朝做过四川彭山知县（后来定居成都），县志上有记载，在彭山还有一个他的纪念碑，老百姓认为他是一个清官。

我爷爷比较开明，当时主张维新的，所以他把四个儿子都送到日本留学。我父亲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在段祺瑞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很短，是国务院侨务局的佥事。自己办过报，经营过民立图书公司，一度还是中华书局的股东。

1921年，我们康家一个世交叫邓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国人合伙开银行。邓芝如很有钱，在重庆开有几家字号，可银行的事一点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亲家里。当时有个美国人雷文，是上海美丰银行总经理，刚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庆再开一家美丰银行。他们谈了几次，商量定了。这中间，雷文见过我父亲，觉得他的新知识很多，就拉他一起干。但是按照当时美丰的规矩，做高级职员必须是股东，我父亲又没有钱，怎么办？邓芝如答应借钱给他做股本，后来借了他一万两千块。

四川美丰银行是1922年4月10日正式开业的，地点在重庆。雷文做总经理，邓芝如和我父亲是协理。银行开业前前后后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间、股东之间那些纠葛，我就不谈了。

这家中外合资的银行，后来怎么变成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了呢？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死了上千人，这时四川就掀起一个排外运动。第二年2月，四川的外国人纷纷奉命撤离。当时四川美丰的经理是美国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国领事馆的通知，准备撤离重庆。我父亲就问，说你们要撤出美丰银行怎么办？他说那就锁门，等事情完了以后我回来再开门。我父亲说那还了得，你把门一关这些储户怎么办啊？这可不行。那怎么办？我父亲就开始找当时的四川王刘湘，刘湘同意组织一个“新财团”，募集了大概三十几万块钱，收购了全部美国人的股本。当时仓促到什么程度？3月30日，美国兵舰在长江边升火待发，这边各方一边谈判，还要等上海雷文的电报指令，指令到了又办理交接手续，弄到深夜，刘湘专门下令准许半夜开启城门放美国人出城上船。

从1927年3月31日起，美丰完全就变成中资了，于是就由 我父亲来经营，直到共产党进重庆，1950年4月4日停业。

我父亲接手美丰后总的方针是发展实业。当初他去重庆时，重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就是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起筹建了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这样才把重庆的公用事业搞起来。后来我到重庆，有的老人对我说，一开电灯就想到康心如，一打开自来水就想到康心如。因为是他到重庆以后才搞起来的。

紧接着就到了抗战时期。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杨森带上文官和国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庆，后来陆续又接收一百多万人，包括大批的难民、伤员，如果当初这些公用事业不搞起来，突然涌进来的一百多万人是根本没法维持的。

1939年，蒋介石成立了重庆临时参议会，任命我父亲为议长（他连续做了两届，八年）。我父亲就以临时参议会议长名义正式给蒋介石上书，建议定重庆为陪都，蒋介石甚为高兴，据说接见了他两次，国民政府后来正式立重庆为永远陪都。整个抗战期间，参议会做了很多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专门研究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当时我父亲在孤儿院就认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因为每年他们要来家里拜年，我父亲让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转到了重庆，而我父亲当时在重庆的影响比较大，就结交了很多党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长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经常来往的，象张群、杜月笙、关麟征、杜聿明、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范绍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蒋介石夫妇有过一段交往，我家在重庆南岸汪山的别墅和蒋介石黄山别墅不远，每到周末，蒋介石夫妇回别墅休息，常常带着我和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我那时候胆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蒋介石问什么，我回答都很从容，所以他很喜欢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龄访美回来，送我一支派克笔，还附了张名片：蒋中正。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监察院长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也拿我打趣：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由于我有这段经历，后来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遭到批判。这是后话。

美丰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抗战胜利，在四川投资了八九十家企业。我现在查了下资料，停业的时候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五类六十六家企业，比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太平洋航业公司、四川旅行社、宝丰实业公司、和记地产公司、永成银行、大夏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中国人事保险公司、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国民公报、新民报等等，所以美丰在重庆、在四川，可以说在西南都是一个很大的银行，康心如的影响都很大。

说实在话，由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我对父亲的情况，特别是怎么经营他的事业真不是太了解。可是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参加了美丰联谊会的一些活动，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银行能办的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个“一诺千金”的行训，特别重视信誉。比如美丰的业务人员在外谈生意，曾经被人“抬轿子”，就是被几方面联手设局骗了，回来以后有的高级职员就说不行，我们被人抬轿子了，这趟生意不能认。我父亲就说我们既然承诺了，当然就得认，只能作为一次教训，已经答应的，说出的话就要承认。有的业务员在外面算错了帐，多给别人算了，我父亲也主张认账——签字就要认。

美丰银行的老人、做过广东省政府某厅长的尹登甫先生给我讲：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独山，贵阳吃紧了，大家就要逃难，有的银行关门就跑了，美丰怎么办？当时贵阳银行的人打电话来请示老总，突然有一天机要股的股长就把我带到你父亲康老总那儿去，你父亲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一遍，“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什么任务呢？带三千两黄金去贵阳。他派了辆吉普车，由卫戍区警察带了一个命令，说这车有特殊任务不得拦截，连夜赶到贵阳，为了保证贵阳的储户能取到钱逃难。唉呀，真是“一诺千金”啊！这时候说实在的你把银行关了，跑了，怎么都说得过去，日本人打来了嘛，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反让我连夜带上三千两黄金赶到贵阳，说实在的这影响当时是很大的——难民逃难需要钱啊。尹老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的时候发行银圆券，来存钱的，有的是存袁大头（银元），有的是存纸币，你父亲做了一个规定，凡是存银元的都给他写做“圆”，凡是存纸币的都写“元”，将来他们来取钱时，从前存银元的一定给银元，他们就不受货币贬值影响。这些做法当时影响都是很大的。

美丰的衰落是在国共内战时期。本来抗战胜利，我父亲是想大干一番，一方面，他在全国恢复和新设了很多分支机构，一方面，他本人专门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准备扩张美丰的事业。哪知内战一来，整个的经济就开始紧张。

有几件事，给美丰带来重创。

一个是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我父亲当时正在美国考察，得到消息，没考察完就回国了。到了上海，财政部次长徐柏园找我父亲谈话，要他把黄金全部交出来，兑换成金圆券。我父亲在压力下，把黄金、美钞、黄金公债、猪鬃、桐油都拿出来，总共价值九十五万三千九百多美元，全部兑换成了金圆券。没有过几天金圆券贬得一塌糊涂。

第二个，接着国民党又搞了一个银圆券。因为我叔叔康心之当时在中央银行当顾问，给我父亲送了个消息，说这次的银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银圆券美丰银行就收，这样就大量收了银圆券，结果银圆券又贬值，又亏损了四十一万三千多银元。

第三个是1949年6月的“设计股事件”。当时局势越来越紧张，金融一蹶不振，美丰很难维持。我父亲就想收缩规模，把各分支机构的富余人员集中到总管理处设计股，先维持，看形势发展再说。这些人就认为这是准备裁员了，他们要求“合理遣散”，并把公司内部的账搬走，威胁要曝光。我父亲没办法，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花了二十几万银元平息了这件事。

还有“杨森退股事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有一批美丰的股票，在逃离重庆前，他叫重庆卫戍副司令夏斗枢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没有退股的啊，这个公司没垮怎么能退股呢？只能是卖。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解放军要打过来了，谁买啊？夏斗枢就要挟我父亲，把手枪都拿出来了：“康心如我告诉你，码头、飞机场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亲说：“我根本没准备走。”“那你投降啊？”我父亲说：“兵临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两个人就谈这么僵。最后银行协理出来解围，说他现在要跑，要钱，你拿钱把他的股买下来就算了。我父亲只得拿钱买下杨森的美丰股票。听鲜特生的儿子鲜恒（做过欧美同学会的秘书长）告诉我，我父亲当时拿了二百条黄金。就由杨森这一个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总计退股66人共90户，结果美丰又支付了十四万四千多银元。

这几件事，把美丰的流动资金基本上给掏空了。

那么，美丰是怎么停业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进的重庆，美丰银行是五零年四月份就停业了。停业以后，有人说康心如不跟共产党合作。台湾广播了：我们在的时候美丰银行怎么发展，共产党刚进来几个月给整垮了。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刚解放，共产党接到国民党这个烂摊子，经济上很乱，银行又大量需要钞票（尤其是解放以后要用人民币了），而美丰大量地投资实业，全是不动产，就是没有流动资金。所以我父亲就想了一系列办法。

当时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和孩子们，还有我们全家集中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拿出来救美丰。一共筹集了二十二个亿现金（旧币）。有人后来评价说这是“毁家救行”。

这也不够啊，银行天天就是钞票进钞票出的。于是就跟人民银行谈贷款的事。群林大楼是我父亲的私产，在解放纪念碑那个地方，重庆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层的商业大楼，当时值二十个亿。我父亲提出抵押给人民银行贷十个亿来经营美丰，结果没谈成。又说拿美丰大楼做抵押，人民银行也不理。我父亲说你不给我钞票，我这银行就只能关门。那些人也不懂，还气势凌人那个劲：你关门就关门吧。我父亲这个人也是很有个性的，那你叫我关门我就关，就选择了停业。

1950年4月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动停业。停业以后我父亲又给人民银行打了两次报告，我负债多少，我还有仓库、房屋等不动产，资产减去负债，还剩下多少，我还能继续经营，人家还是不理。

停业以后，我的父亲很痛苦，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他一生就是搞美丰银行的，而到了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很伤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实在是没有流动资金来经营了，如果不想跟共产党合作，他干嘛毁家救行啊？大家把黄金、外汇自己拿着过活吧，干嘛要交出来救行呢？当时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呢。

之后就组织了清理，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结束（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右派”了），美丰还有多少钱呢？一百五十万元。照当时的政策应该分给资本家，又不愿意分，压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给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刘文辉领了钱高兴得很：“我们倒是领到钱了，牺牲了一个康心如……”。解放前做过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人了，他领了一些钱，说“早知这样，多甩点钱在美丰哟”。马寅初高兴极了，到我父亲在北京的住所打听：“唉呀，美丰要分了……”跑来拿了一些钱。

六六年文革一来，公私合营赎买政策中断了，我们领定息才两年就不给了（我现在还有领定息的卡呢，一年三万多块钱）。美丰银行就这么结束了。

为什么要清理十年？现在我清楚了，因为美丰银行停业很早，剩了一大堆财产（它都是投到企业里面的），比如房地产，各个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仓库，这些都是不动产。这么大一个数，政府是绝对不愿意给资本家的，但是按当时的政策又不能没收，就拖着。这里有个可以参照的例子：重庆还有一家很大的银行叫聚兴诚，比美丰还老，是从票号转过来的，老板杨粲三，杨家和我们康家是交换亲，我的一个姐姐嫁到杨家，一个哥哥娶的是杨家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它一点资产也没有了，倒欠政府的钱。最后政府给了两万块钱叫光荣股，大家分一分，象征性的拿些钱。从这个事情去推想，它和共产党合作，经营几年不仅亏完了，还倒赔；你美丰没有合作，一解放就关门，结果到六零年还剩一百五十万元，政府怎么能情愿分这个钱？

清理的过程中，有些事就说不清了。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上面说过的“杨森退股事件”。我父亲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条“买”了杨森的股份吗？因为杨森是战犯，所以这叫“转移敌伪财产”，你得赔给政府——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再一个，马步芳从西北逃到重庆，带了一批黄金，他在美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存放黄金，走的时候他要取走吧？储户存在银行的钱人家要取你没道理不给吧？不行，这个也算你“转移敌伪财产”——马步芳也是战犯啊，所以也得赔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个姐夫叫杨锡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个小银行（解放以后当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当时听说重庆法院有判决，说是让他赔，赔什么我不知道。只要一有运动就让他赔，就扣他工资，他那时候是科级干部，一百多块钱，只给十八块钱生活费。据说杨锡琪几辈人也赔不完这个钱。文化大革命中我问父亲：“杨锡琪什么事呀？”他说： “马步芳带着黄金到重庆来，存到美丰银行。杨锡琪也从马步芳手里拉了一点儿黄金存到他的银行（银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啊），结果解放后，法院就判杨锡琪赔马步芳的这笔黄金。其实大头都在美丰，他就拉了一点儿过去。”所以，美丰在清理的时候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笔。

第三个例子。美丰银行在美国人手里的时候，是发行钞票的，叫美丰券。我父亲一九二七年接过来以后，还发行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统一货币以后，私人银行不能发货币了，要求你把你发行的货币换回来。美丰券当时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广，信誉也好，谁都愿意用美丰券，一块一毛钱洋钱才换一块钱的美丰券。特别是边区，那个时候有鸦片生意，商人带很多钱，带洋钱当然不方便，都愿意带美丰券。但是钞票使用中总是有损耗，火烧了、水泡了、丢了等等，有三万多块钱没有收回来。这个事在国民党就不管了，给政府报告一下就完了，美丰就入了内帐了。解放后这个钱也都是要拿出来的。

还有象我家在重庆的房子，卖了十七万。但是，很有意思，卖完了十七万没全给我们家。因为当时我父亲在北京需要买房子，才给了一万块钱，剩下十六万存入人民银行，作为美丰的股票入股。美丰银行早都停业了，还能入股啊？入股当然只能领定息，所以就不值几个钱了。而这次他买下的东四红星胡同一座十四间半房屋的独门宅院，后来在文革中被强行安排入住了“群众”，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却又说“无法腾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间二百元合计两千九百元“收购”了——这是后话。

当时还搞些什么名堂我就说不清楚了（即使这样，也没有把美丰的钱弄光）。

美丰停业，对我父亲的影响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计也和他对此表示不满有关，因为当时给他的五条罪名，特别是第一条，最重的，说他议论“社会主义是暴政，过去有秦始皇，现在有斯大林”，他根本没说过。我估计根子还是他对美丰停业前后发生的事情不满。

打成右派以后，就什么收入都没有了。美丰早已停业进入清理，资产当然冻结了。解放后给了他一堆头衔，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十一个，都是虚的，后来公私合营以后，把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搞了一个投资公司，派他做总经理，定了个国家十三级行政干部，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当了右派，这个钱就没有了，医疗费也不报销了，他就靠变卖东西过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庆去。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你干脆到北京吧，这样我就把他接到北京来。后来通过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说他儿女都在华北，他也没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把户口落在北京，让他做文史馆的馆员（章是文史馆馆长）？周恩来叫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落实，后来查到，他还剩下一个重庆市政协委员的职务，还应该有九十几块钱，从六一年起就由重庆政协付给他九十几块钱工资，在公家医院看病的医疗费也可以到政协报销了，又补发了五八年以来的工资，总共四千多块钱。到六四年美丰分钱，他又拿了一笔。

文革一开始，不但工资又停发了，寄到重庆政协报销的医疗费单据也被退回，上面还写着：滚你妈的蛋！造你的反！接着就是抄家，抄家之彻底，就像“坚壁清野”，连我家里的锅碗瓢盆、换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几张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我父亲是六九年十一月去世的。病危时，送到协和医院，医院不收，家里求章士钊开了个证明：此人是高级民主人士，请予收治云云。人家一看“章士钊”的名字，说“这个人也不怎么样”！没办法，又找到医院军管会，他们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这前后一共五六天，人就躺在急诊室，我和母亲轮流照看，住进病房才三天，到十一月十六日，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