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0 11:42
廖信忠为《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1977年出生于退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1984年，李登辉当选“副总统”，廖信忠上小学；1989年，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国中；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组建“新党”，廖信忠入淡江高中读书；2014年出版《我们台湾这些年2》。
1998年，马英九和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廖信忠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获胜，而陈水扁随后锒铛入狱，廖信忠也在上海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我们台湾这些年》畅销35万册。这本书讲述了台湾30年来的社会巨变， 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局势骤然微妙；蒋经国于70年代末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接下来的几十年，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台湾社会风起云涌，每一个最普通的台湾人，都卷入其中，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完本书，您多半会感叹一声：这些年，原来大家都不容易！
“告诉大陆一个最朴素的台湾“
“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自豪，但叫一声大陆‘母亲’是那么得不容易”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 一本“写给大陆同胞的‘家书’”，让32岁的台湾青年廖信忠几乎一夜成名。这一结果似乎也源于他对自己“矢志不渝”的执着：10年前，他梦想像胡适般自述立传；2007年，他把自述范畴扩大到整个台湾，开始着手搜集资料，访谈人物，为《我们台湾这些年》做准备；半年前，他从上海一家台资企业辞职，在“无业游民”状态下投身写作，并“赌”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并一定能走红。
他说，书中记录着台湾30年来诸多“大事件”背景下普通百姓的“小故事”。“我尽量不去评论，很客观地记录。”他说，尽管他成长的30年见证了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尽管他忘不掉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社会如同一只“将破不破”的气球般的怪异。
在廖信忠笔下，《我们台湾这些年》有三个层次：1985年以前的内容大多来自别人的口述；1985年至1995年是他从教科书和媒体上学习到和看到的台湾；1995年以后则完全是他个人对于台湾社会的认知。
在“眷村”“戒严”“党外运动”“江南案”……这些大陆民众并不陌生的关键词背后，那些点滴的台湾生态却显得遥远。廖信忠说，他就是要展现一个最朴素的台湾社会，因为大陆民众需要了解：与大陆一同经历了这30年风云的台湾，如今的面貌怎样长成。
“这本书审查时间将近一年”
“实际上这本书的审查时间将近一年，出版商和我本人的压力都很大。”12月3日，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家茶餐厅里，廖信忠回忆起《我们台湾这些年》面世的艰难。他说：“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现在读者看到的已经是我所能呈现的极限，我十分清楚，重庆出版集团总编室、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那些审查人员的压力一点也不比我小。”
《国际先驱导报》（以下简称XQ）：你说这本书已经达到了你在大陆的表达极限，具体指什么？原稿中的哪些内容没有出版？
廖信忠（以下简称廖）：原先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人现在还活跃在台湾政坛上，关于他们的一些趣事和“丑闻”，在大陆方面看来是不适合公开出版的，我修改过很多遍，有的就被完全删除了。
2000年后的事情我提的越来越少，因为台湾社会多元化了，很多问题都难以有定论，往往一件事出来后会有许多种解读，而且有的关涉敏感的两岸关系。
XQ：有读者对你的书提出质疑，认为你个人的视角代表不了“我们”，其中的内容也是在迎合大陆人的口味，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廖：我的家庭属于台湾的中产阶级，我看问题的角度多多少少会符合这一人群的特点，有朋友说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台湾人，这我赞同，但写书就是这样，我想没有哪一本书能代表所有的人吧，包括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不是在描述所有的中国人。
原先想取名为《一个台湾70后眼中的台湾30年》，但在营销上似乎不太好，书籍的出版是一个商业的运作，也要考虑读者的口味和需要。
我选材时有过考虑，哪些内容是大陆读者感兴趣的？因为不是历史书，我不可能完整地展现台湾这30年变迁的全部，只能从中选取一些重要的、有意思的事，不过这些可以说都对社会的转折起到了典型作用，有些事情在数年之后才显现其意义。
“两岸不仅隔着海峡，还隔着思想”
“大陆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遍地都是自行车……”这是廖信忠从台湾中小学课本中看到的大陆形象，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1999年、他第一次来大陆。
XQ：来到大陆之后有什么触动？
廖：我从小就听当局宣传“大陆广大，神州壮美”，但大陆的人却很可怕。我第一次见周恩来的照片时就被震撼了，完全不是官方宣传的“共匪”形象，那时候我脑海中的大陆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下（北京）机场高速之前，我想像中的北京只有3种建筑：宫殿、胡同、苏式高楼，但当车到了东三环之后，我就被眼前的各式建筑惊呆了，北京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样子。
XQ：1999年的北京已经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为什么你还会有那么大的认识落差，你认为这种差距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廖：我想大陆的朋友都清楚，两岸的学校教材对彼此的描述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基本上打上了当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烙印，而大陆对台湾的认识也停留在对国民党的了解阶段。
两岸民众之间不仅隔着海峡，还隔着思想。直到陈水扁上台后，国民党不再代表台湾，大陆民众才开始思考国民党以外的台湾。相应的，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也很浅显，加上“台独”势力的抹黑，台湾人总觉得自己在受大陆的欺负，对大陆民众也有提防。
XQ：您认为两岸的长期分治造成了两岸民众在思考方式和认知上的差异？
廖：由于实际接触少，人们会用自己的想像去判断对方的行为方式，所谓他们应该这样想，应该这样做。往往这样的想像造成的误判和现实是南辕北辙，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我希望大陆民众能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事件描述了解台湾人的思考脉络，为什么他们遇到一些事情时会有那样的思考和行为。我想这本书可以作为介绍台湾社会的普及读本。
“台湾意识与台独无关”
廖信忠是台湾本省人，他并不讳言自己成长在“绿色”家庭，“省籍不决定政治立场，省籍更与独统无关”。在廖信忠眼中，省籍表现的是对故土的热爱、对家乡的情感，“就像北京人在上海生活，心里还是认为北京是故乡，放在台湾就是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别”。
XQ：在台湾，为什么省籍矛盾经常被挑起成为政治话题？
廖：在国民党宣布“反攻大陆无望”之前，台湾很多外省人都将自己当作过客，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大陆，这样他们就没有融入台湾本土社会的愿望，过了快半个世纪，外省人和本省人依然泾渭分明。
当外省人下决心在台湾扎根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已经有政治势力开始拿省籍做文章。1987年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出现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我的书中讲的那位卖烧饼的山东老伯就是一例。
随着“台独”势力壮大，本来是属于社会文化问题的“省籍”被泛政治化了，起初人们被这种政治操弄毫无抵御能力。民进党将省籍与选举挂钩，形成了“本土人要爱台湾，爱台湾就要支持本土政党”，后来更简化成“本土人都要支持民进党，支持民进党就是爱台湾”。这样符号化的操作模式在那个时期煽动的力量很大，对民进党的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这几年，省籍的问题在缓和，大家也逐渐认识到以前陷入了政治的陷阱，现在在台湾，人们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像以前那种好朋友因为政治见解分歧而反目成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到了。不过但凡遇到选举，民进党还是会想方设法挑起省籍话题，期望占多数的本省人能不分是非地支持它，不过效果甚微。
XQ：外界广泛关注的“台湾意识”是指什么，与省籍有关吗？
廖：以前台湾的本土民众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外省人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还对大陆恋恋不忘？到上海生活之后，我也体会到那种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我想外省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后代受影响，也会有一种大陆情结。“台湾意识”实际是爱土爱乡爱台湾，这并没有错，谁又不爱自己的故乡呢？
很多大陆朋友对“台湾意识”的理解都有偏差，认为它就是“台独”，其实是“台独”人士硬将“台湾意识”与“台独”联系在一起，大陆民众也中了圈套。台湾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省籍不是大问题，在台湾出生并成长的外省人也逐渐有了“台湾意识”，我认为这是融合的结果。
“两岸之间很多东西是割不断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大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感到自豪，但现在台湾人总觉得自己在受到大陆的威胁，我们想叫大陆母亲是那么得不容易。”廖信忠不住地强调，大多数台湾人并没有排斥“中国”，“台湾人对大陆的感情很复杂。”
XQ：您认为两岸关系未来会怎样发展？
廖信忠：两岸关系今后会越来越好，现在交流多了，民众互相往来，明白对方在想什么，就不要像以前那样吵吵闹闹。我这本书的基调就是这30年来大家都不容易，对生活有更多感性的认识，我想这样两岸也能更加彼此理解。
过去面对大陆的善意，台湾是拒绝，认为说是在“搞统战”，但现在，台湾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大陆的善意，其实台湾人士很现实的，两岸交流带来的经济好处，他们很清楚，随着大陆的经济越来越发达，台湾人会更希望与大陆加强经贸的往来。
我希望将来能用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邓小平曾经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再过100年也不晚。我认为统一是一种趋势，来大陆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很多东西是割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