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他们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 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植35万元。”“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3]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至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劳动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毛泽东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啦。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领导。”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还集资（毛泽东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边区政府的各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林伯渠主席还专门定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检查自己的落实情况。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仅以一些学校的生产劳动概况就可以略见一斑。

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下达，延安各大中学校纷纷召开生产劳动动员会，组织师生展开讨论，想办法，提建议，为完成本学校生产任务出谋划策。比如，鲁迅艺术学院于1939年2月25日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训育处长徐一新报告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总生产运动委员会给予的任务。2月9日，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成立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等十一人为委员的全校总生产委员会。延安大学也于1943年1月1日举行生产运动动员大会，副校长赵毅敏向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响应。会后，学生们分组展开热烈讨论，不少系、班主动要求全体学生进驻农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法学院右40%以上的师生，请求专门从事生产劳动；教职员中，不少人志愿到农场担任文化教员或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还有许多师生积极提供饲养计划、自愿贡献生产技术，或无偿捐献生产工具等等。各种先进模范事迹在师生中层出不穷，呈现了一派生动感人的大生产运动景象。

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生产委员会，徐一新任主任，钟光为副主任。下设宣传教育部、粮食管理部、牲畜农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并通过生产计划，1939年全校担负生产细粮30石，蔬菜达到自给，年产约7，3000斤。延安大学生产委员会，下设农业科、工业科、畜牧科和商运科，并在会计室下设储蓄部，吸收闲散资金，增加生产投入。农业科下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场和菜园。工业科下设工业合作社，主要举办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纺织等工厂。畜牧科组织学生养猪、养鸡、养鸭等。商运科则组织运输队，开展为盐业公司驮盐、到定边、陇东经商等业务。生产委员会确定延安大学1943年的生产任务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产蔬菜32，8500斤，达到自给；粮食1，6200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节还要增加肉；衬衣900套，鞋900双；其余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学校资助。

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参加本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开展多种个体生产活动。主要形式有：个人生产、小组生产、以班为单位生产等等。各学校生产委员会对学生们的个体生产甚为重视和关照。只要他们的个体生产不违背政府法令，不妨碍集体生产，不影响学习，就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有的学校划给土地、发给工具、卖给种子；有的代销生产成品；还有的发给学生工钱。这样，学生们就纷纷利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生产劳动，不仅保证了个体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学生个人和小集体的生活。

在生产劳动中，广大师生表现出了无限的劳动热忱和极大的创造精神。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师生，于1939年3月20日至4月25掀起一次突击生产高潮。在一个多月的开荒春播劳动中，从校首长到教职员工，从行政管理人员到炊事员、勤务员，男女老少荷镢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有的大队干脆在山上安营扎寨，边开荒边上课。许多干部白天生产，夜晚办公。有些红军老干部负过伤，身有残疾，仍然带头劳动，作出表率。很多知识分之过去从没握过锄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都争先恐后的挥镢扬锹，手上打了血泡，脚板被镢锹砸伤，仍然咬牙坚持劳动。女学员个个好强，不惜起早贪黑，也要补上头天没干完的活。替换炊事员的女学员，送开水上山，肩膀压肿了，就用手套、破棉絮，甚至绣花枕头垫在肩上。一些有技术的同志，白天开荒，晚上还加班制作和修理工具。劳动热情十分感人，就连毛泽东也称赞说：目前讲起来，延安生产运动，第一是抗大。1943年，抗大总校返回陕北后，就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由于绥德、米脂一带人口比较稠密，抗大就本着不与民争利的方针，一是把学员拉到偏远的山沟开荒种地；二是打“麻雀战”，在驻地周围五里之内到处寻找零星土地，大的几方丈，小的几方尺，三棵白菜，两棵南瓜，见缝插针。这样做，既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又密切了军民关系。延安大学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推动了生产劳动活动迅速开展。他们在开荒比赛中，不仅提出快、深、细的标准，要求做到一镢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块均匀平整；而且要求参赛者在开荒中，应主动补空子，挖道去石头，帮助别人。即便条件如此严格，可同学们仍踊跃参加，争先恐后，手打血泡也从不叫苦，创造出一天开荒1亩2分的高记录。在开荒同学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大从事其他行业生产劳动的学生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出主意、想办法，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的生产热情甚为高涨。文学部教师何其芳等同志自愿超过免除一半劳动任务的规定，订出了完成200%的生产计划。戏剧部组织的木工小组制造出纺车10多架。美术部木工小组向农业小组挑战，要完成原定任务的300%。美术系女同志组织的“马杏儿织毛小组”成立后，有两个“马丕恩小组”向其应战。制牙刷小组4个月内制出500只牙刷。做鞋小组4个月出鞋300双。织布小组提出“不浪费一寸线”的口号。个人生产方面也样样俱全，应有尽有，诸如修理口琴、钟表、削竹针、焊壶、磨剪刀、裁制衣服等等。

延安广大师生的辛勤劳动，结出了丰硕之果实。鲁艺1939年开荒地433亩，1940年开荒地616亩，实现蔬菜完全自给。延大1943年开荒地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500元。收获各种蔬菜42，4100斤，不但实现了全年自给任务，而且超额8000斤。工商等行业也都盈得不少利润，补充和资助了学校的各项费用支出。抗大总、分校1944年共开荒地近2万亩，其中，在“豹子川”的第七分校就开荒山地10，777亩，水稻田324亩，收获粮食5，650石，足供全校师生半年口粮。各单位还开豆腐坊、逢衣厂、酒精厂、铁木工厂、印刷厂、商店货栈，挖小煤井等。全校养猪1，300多头，羊1，100余只，牛100多头。其中第一大队第六队达到了4人1头猪，3人1只羊，10人1头牛，人均1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在生产劳动中磨练了意志，砺炼了生命，由一般的追求光明和进步，情感脆弱、身体虚弱的爱国者，变成了意志坚强、身体健壮、不畏任何困难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和革命的脊梁。

（二）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南泥湾、槐树庄、张村驿、大风川、小风川、豹子湾等地军垦屯田，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其中尤其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

359旅原在晋西北抗日前线，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保卫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央军委把其调回陕北。适值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兴起之际，朱德总司令为给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 “屯田”及防务区，两次专门赴南泥湾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结论之后，征求359旅王震旅长的意见时说：“现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湾一带，你们要不要？不过开垦起来难度较大。”王震当即表示：“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极好的屯田区域。于是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直枪、生产自给的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前，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359旅的将士们的不仅战胜了上述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从旅到团都制定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只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大农场。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718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双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在一次有175名突击手参加的开发荒竞赛中，718团的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不久，719团的刘顺义又以4亩1分的记录超过李位，而尹光普又以四4亩2分8的成绩超过了刘顺义。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1941年，全旅就开荒的11,000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

1942年，广大指战员们总结了前一年生产的经验教训，置备了足够的农具，开荒25,000，种粮食20,000，开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种菜5,000。此外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的麻和吸烟的需要。战士们还利用当地草木旺盛的条件，各单位分工养牛、羊、鸡、鸭、猪、兔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3斤肉。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359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焕然一新。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他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至1944年，359旅的战士们再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从临镇到九龙泉，长50余公里，宽10多公里的地区，满山遍野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这年全旅种植面积达100,000亩，收获细粮12,000石、洋芋，南瓜等折和粮食（3斤折粮1斤）3,000石，共15,000石；蔬菜收获590多万斤，粮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给。全旅共养猪4,200多头，牛820余头，羊7，800余只，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1944年，开荒种地260，000多亩，产粮35，000石，收棉花5，000斤，实现了年初给每人下达的生产粮食6石1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0，000石。可以说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毛泽东看到359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总之，359旅开发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生产自给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奖给359旅一面写着“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毛泽东亲笔为359旅四位干部题词。1943年12月16日，朱德总司令在边区劳动大会上也肯定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的重大成绩。在359旅南泥湾大生产这面旗帜的鼓舞下，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对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工农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所以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首先以发展农业为重，在农村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而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因此，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要求边区各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促进农业生产。毛泽东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用协作互助的劳动方式开展生产建设。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户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个变工队代表了当时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安塞县马家沟变工队，把全村14户15个全劳动力、10犋牛、10头驴组织为四个组，全年变工，没有牲畜的农户用人工变牛工。延安县吴家枣圆变工队则组织全村22个劳动力主要进行开荒活动，同时又按劳动力强弱及相互关系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他们为当时组织半劳动力或牛犋还有困难的农村找到了一种互助合作的好形式。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扎工队）。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人工钱及高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帐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10人增加到25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圆，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主要是通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这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他们更加自觉地爱护自己的工厂，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如中央印刷厂的排字工人，由21人担任过去24人的工作。他们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生产，没有一个人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中，有时打来的开水都忘记喝，大家一心想的是“我的数量，我得质量”。广大工人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不仅无故迟到早退现象大为减少，而且许多人还自动要求增加工时和义务工。例如工艺实习厂1946年6月有54人主动增加工时549小时，7月份有68人共增加工时812小时。各工厂的二流子工人大部分开始转变，好吃懒做被看成是耻辱，勤劳进取被是视为荣耀，爱厂如家、自觉劳动、不怕艰苦的厂风开始形成。赵占魁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比如难民纺织厂的产品数量逐月增加，1943年5月生产土毛布552 匹，6月生产650匹，7月生产908匹，8月生产1006匹，而使用工人人数及生产工具反而比过去减少10%，使用机油、肥皂等原料和出废纱等方面也大为减少，这样就使每匹毛布的成本由以往折合小米2斗9升，减少到2斗1升。新华化学厂的肥皂生产也是产量逐月增加，而成本却由过去的每100条折合小米1石2斗4升减少到9斗2升。八路军印刷厂年度生产量平均增长30%至50%。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率提高了30%，机器部提高了59%，成本显然也降低了不少。可见赵占魁运动运动中激发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并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举办了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和树立了一批批先进集体与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彰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在人民群众中也涌现了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吴满有和马杏儿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展，改变了乡村面貌。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 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 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 1942年140万 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也迅速发展。比如私营纺织厂，1938年只有5家，年产布1，260匹，1943年则发展到50家，年产布1.2万匹。私营造纸厂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产纸张1，295令，1942年发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产纸张1865令。另外，私营煤炭和盐业等也都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公私工业的发展，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陕甘宁边区军民为榜样，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在频繁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作到全年自给，达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适应形势发展客观需要，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决策，它的实行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不仅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们不采取大生产运动这种特殊举措，去克服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那么我们就只能像毛泽东所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即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这两条路无论选择那一条，我们的抗日战争都会更加艰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使我们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外贸等均了发展，这就克服了由于敌伪顽的进攻、包围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使军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使根据地有了较充足的物质储备，使八路军、新四军极其他人民武装的供给有了保证和改善，为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准备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更壮大的力量支持。在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进行之前，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学校、部队等的物资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征收公粮。但是由于我们各根据地基本上是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脱离生产人员过多，老百姓肯定负担过重。例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

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负担1升；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负担1斗5升。[4]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可见，如果不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难体现，我们的党群关系、军民团结就会受到影响。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等达到全部或部分自给，不仅使自己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税赋负担，在新的基础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培养与造就出众多优秀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比如仅工业经济领域就涌现出钱志道、沈鸿、华俊寿、陈振夏、李强、乐天宇、朱次复、恽子强、刘鼎、吴崇凌、王勋、林华、徐弛、赵俊、周建祥、郝希英、樊钟秀、黄海霖、陈绍力、宋廷良、姜载愉、曹金木、沈保全、吴璜、刘伟等等骨干和人才。当时的经济工作干部和骨干人才，不但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且学习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参加劳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动员群众，帮助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民开展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举办生产展览会等等，这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体现而且进一步弘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统形成。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实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过程，就是继承与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民族精神的过程。广大军民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以苦为乐、甘愿奉献，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把这一精神丰富发展和弘扬光大为我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民正是依靠这一伟大精神的武装与支撑，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最终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

大生产运动不仅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给今天留下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是革命战争年代克服困难，战胜强敌，争取胜利的根本法宝，也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任何具体事物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大生产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有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但也有具体的时代烙印。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当年大生产运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就否定其开展的必然性及其巨大的历史积极作用，尤其是进而否定艰苦奋斗精神的科学价值。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当年根据地大生产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弘扬，就以此把它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恒不变的艰苦奋斗精神的载体和形式。这种认识，把艰苦奋斗精神与具体体现形式混为一谈，也是导致今天有些人只所以认为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过时的理由之一。总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艰苦奋斗的运作条件和体现形式是自然而然地要发展和变化的，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质和内在品质则是永恒和不变的。

今天，提起“艰苦奋斗”这四个字眼，有些人就不以为然，理由无非说，它是革命战争或社会贫困时期特定的产物，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是把艰苦奋斗的涵义和精神实质简单化和庸俗化了。我们讲艰苦奋斗，并不是让人们去做清教徒，去当“苦行僧”，也不是要求大家简单地重复过去“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做法。“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过好生活，共产党人本身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有着“七情六欲”。我们从不反对，也不拒绝，相反我们还提倡和保护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我们反对的只是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群众疾苦，无节制、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反对的只是那种只知躺在安乐窝里享受而不思进取，不求贡献的精神状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的内涵和实质，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活和消费领域中的勤俭节约和量入为出，（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个层面，中国今天也还没发展到我们可以不需要勤俭节约和量入为出的地步，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生追求和行为作风。作为世界观的艰苦奋斗揭示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哲理，体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人生观的艰苦奋斗表明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代表着热爱生活、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揭示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理念；作为价值观的艰苦奋斗反映了尊重发展、尊重奉献的精神，强调共产党人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执政为民、立党为公，说明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在于奉献，提出了正确对待人生追求中的苦与乐、得与失的标准。从这些意义上说，艰苦奋斗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和共产党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也正是从这些内涵上讲，目前社会上，那种认为“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艰苦奋斗不合时宜了”的“过时论”，以及“生活条件好了，物质文明水平高了，要不要艰苦奋斗无所谓了”的“抛弃论”等等，却是应该予以矫正的思想偏差。

根据以上艰苦奋斗涵义的认识，我们新时期坚持艰苦奋斗精神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坚持执政为民，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艰苦奋斗精神，表现在对待事业和工作上，首先就是要埋头苦干，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当年，大生产运动中的359旅将士们初到南泥湾之时，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窝棚、挖土窑，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补充。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学习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代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却表现出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天不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下山，从战士们的生理极限考虑，领导最后不得不定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只退”的中外罕见的 劳动纪律。正因为有这样的艰苦奋斗精神，才使他们开发南泥湾获得成功，并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总之，我们党从领导革命，到建设，在到改革，所有事业的成就，都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埋头苦干干出来的。因此，我们新时期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以昂扬的锐气、蓬勃的朝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克服各种困难，才能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艰苦奋斗精神，表现在对待事业和工作上，同时还需要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和灵魂，也是艰苦奋斗精神的应有之义。当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大生产运动作为克服边区困难的办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打破常规的改革创新之举。因此，我们今天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更应该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要求，干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应有一种干劲，一种斗志，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在各自工作岗位创造一流成绩。

总之，新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求我们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和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

其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坚决抵制各种腐败现象。

享乐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共产党人奉行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对享乐主义泛滥、思想堕落、精神颓废之类的“西方社会病”也深感忧虑。美国一个写《西方社会病》的作者认为，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先进；一个国家在精神上挨饿，那么，迟早在物质上也要挨饿。日本一个教授写的《清贫的思想》一书认为，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是很危险的，现在需要重新宣传清贫思想，以消除人们在精神上的贫困。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享乐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更应自觉地予以反对和摒弃。从党内不少腐败分子的堕落轨迹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真理：保持艰苦奋斗这个共产党人的操守，是抵御享乐主义诱惑、防治腐败现象最有效的良药。这就是邓小平当年所告诫全党的“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延安时期我们党运用艰苦奋斗这个法宝战胜了困难，赢得了人民，夺取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依靠艰苦奋斗，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基本达到小康的辉煌成就。今天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途上，艰苦奋斗仍然不失为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之我国地大人多，资源匮乏，经济建设方面矛盾多、困难大。所以，要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长计议，艰苦奋斗，持之以恒。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但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基本上还处在满足物质性需求的生存层次上，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继续完成工业化以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没有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的发展无法脱离世界。目前，世界正处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就要求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才有可能克服由于竞争劣势所带来的困难，才有可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需要的。党的十六大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为我们指明了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在目前的国内外条件下，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亿万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劳动热情充分调动起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把中国建设成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加显现的社会。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执政党建设要求的。今天，我们党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长期执政的党，这种历史方位容易使一些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产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各种腐化堕落现象。为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就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延安时期我们党依靠艰苦奋斗这一法宝培养了良好的党风，形成和巩固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今天我们也只有依靠艰苦奋斗，才能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所以，作为强大精神力量的艰苦奋斗，创业不可缺，治党不可少，立国不废。如果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党员干部就必然会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如果忘掉艰苦奋斗作风，享乐主义就会萌发，腐朽思想文化就会趁虚而入，腐化堕落现象就会产生，党的肌体就会受到损害。总之，要在新时期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合格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开展，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弘扬，关键在于有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林伯渠、王震旅长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当年，毛泽东因为带头劳动曾被选为机关特等劳动英雄；朱德年已60高龄，也积极进行生产，被视为干部的最好榜样；周恩来踊跃参加纺线比赛，荣获纺线第一名；林伯渠以身作则，订出生产节约计划。王震旅长开荒身先士卒，双手打满血泡。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的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因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作为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我们领导干部如果一方面要求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而自己却庸庸碌碌、灯红酒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享受就怎样享受。那样，艰苦奋斗精神的弘扬就必然会流于形式，全社会就根本不可能有艰苦奋斗的良好风气。

领导干部带头要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学习。学习是一个人拥有高尚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放松了学习，理论水平、政治水平低下，头脑里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必然减少，享乐主义的东西必然会增多。不重视学习，思想上就容易出现滑坡，就会导致精神上的蜕变，成为腐朽没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俘虏，就能干出许多坏事、丑事来。只有刻苦、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努力改造主世界，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坝。

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应该从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做起。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良习气。有些人认为生活作风是小事，是小节，因而放任自己，最后堕落为人民的罪人，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实事证明，背离艰苦奋斗，就是走向腐败深渊的开始。所以，我们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有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做到顶得住歪理，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这样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特别需要正确对待和用好手中的权力。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无论在成绩面前还是在困难面前，我们都应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练艰苦奋斗的意志，坚决反对浮躁虚夸、急功近利、贪污浪费、大手大脚的歪风邪气，始终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