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视锣鼓师傅为“牛鬼蛇神”，禁止打锣鼓长达十几年，但在偏远的乡村也时有打锣鼓的。

1981年，“十大集成”启动，“建始丝弦锣鼓”得以受到较为系统地全面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县文化馆派出音乐专干，深入农村，拜师学艺。在普查的基础上，重点对民间艺人肖茂荣所掌握的所有曲牌进行了录音、对口传的曲牌对照录音逐一记谱整理。此项工作从1981年启动到1984年结束。1985年由县民委斥资5000元，由武汉音乐学院印成《建始民族民间吹打乐·丝弦锣鼓》资料册子。

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曾亲自到建始采访丝弦锣鼓。2000年初，恩施州民委制定了州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十年（2000——2010年）大纲，编辑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是实施“大纲”的一项长期计划。因为此，在原《建始民族民间吹打乐·丝弦锣鼓》的基础上，对部分曲牌进行了诠正和修改，在2001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建始丝弦锣鼓>一书。

“丝弦锣鼓”这个名称乍一看起来有些不太符合情理，然在我们了解了它的成因之后不太难理解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不难看出，所谓“丝弦锣鼓”实际上包括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形式。 一是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王圻《三才图会》）。被俗称为“干牌子”或“小牌子”的纯锣鼓乐。所谓“干”是与“湿”相对应的，“干”是指纯噪音的打击乐。“湿”则是指有旋律的乐音曲牌；“小”是与“大”相对比的。凡“干牌子”大都短小，很少超过两个乐句。所谓“大”则是“丝弦锣鼓”中那些较长的而又相对完整的鼓吹乐。 二是早一些年流入到建始的曲牌体鼓吹乐，它包括连吹带打的鼓乐和大量的唢呐独奏曲牌（在民间俗称为“堂牌子”或“坐堂牌子”，“堂”取“堂屋”之意）。

三是所谓的“丝弦”。“戏曲音乐发展的后一阶段，即在由明末至清末一段时期中，新兴声腔和新兴剧种，接踵而起，其影响最大的是《弋阳腔》、《梆子》和《皮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述三种声腔中《皮黄》和《梆子》在建始被民间艺人采纳。他们把“西皮”称为“下路”。这是因为“西皮”是建始以东流入，建始人把长江中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这里的“下路”的“下”即取其意。“上路”又俗称“川梆子”，是经建始以北流入的，所以又称为“北路”。“南路”则是从建始以南流入的，大约与湖南荆河戏有关。所以，“丝弦”在民间又有“三条路”之称。“丝弦”实际上是“唢呐吹戏”。因其演奏中加入了笙、竹笛、月琴、胡琴等丝竹乐器，大都把这部分板腔体的曲牌称为“丝弦”。

以上四类曲牌中，前三类可以在曲牌的联奏中浑为一体，而“丝弦”是另外演奏的。经常听到艺人们在实际的演奏中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板锣鼓”或“来一板丝弦”。这句话足以说明“丝弦”与“锣鼓”是两回事。那为什么约定俗成了“丝弦锣鼓”这个名称的呢？那是因为艺人们在授业之时，经常是既教“锣鼓”又教“丝弦”。大多数艺人兼具两种本事，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丝弦锣鼓”艺人，把他们称为“打丝弦锣鼓的”。所以把他们所演奏的不同类别的曲牌通称为“丝弦锣鼓”。

（一）丝弦锣鼓的传承情况

1、代表艺人及传承情况 据调查，“丝弦锣鼓”传承有据可考的已传承八代艺人。其中历史著名代表艺人有： 第一代：李世高，出生年龄不详，人称“高老头”。早年是戏班琴师，晚年回到建始，以传授锣鼓、胡琴、唢呐为职业。

第二代：李德福，（ ——1924年），人称李九九，李久娃是李世高的小儿子，随其父学习，吹拉弹打俱精。与他齐名的还有熊自能（人称明祖娃）和向四凤（人称向凤娃），此三人合称为“老三娃”。

第三代：汤维兴，（1886年——1942年），人称汤兴娃。与李直春（人称大狗娃）、朱方之（艺名珍喜娃）同随李德福学习，社会上合称“少三娃”。“少三娃”受夹钹锣鼓路子的影响，将本地单钹锣鼓改为夹钹锣鼓。汤维兴晚年多病，在家（长梁下坝藕堰塘）开馆授徒，是“丝弦锣鼓”开馆授徒第一人。现流传的绝大多数曲牌都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第四代：第四代著名艺人最有代表的有两位。第一位是尹明河；第二位是肖茂荣。他们同随汤维兴学习。

尹明河（1895年——1977年），长梁峡口人，排行老二，人称“二师傅”。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曾先后被县、地区、省文艺团体请去教授“丝弦锣鼓”，最长时间在县文工团“坐团”教授近二年（1963年——1964年）时间。 肖茂荣（1919年——2003年），长梁下坝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1956年曾挟技参加过湖北省民间艺术大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逝世前多次参加州、县、汇演献技，为州接待演出献技。所传承的102个曲牌编入《建始丝弦》一书。其中22首被载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该书载入其小传。2003年被恩施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

第五代：肖远游（1944年—— ）。长梁兴安坝人。师从尹明河。传徒近400人。2005年被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 （第六代到第八代艺人略）。

2、“丝弦锣鼓”的传承方式 “丝弦锣鼓”牌子传承的方法，以口传心授为主。凡乐音用“当、啷、罗”三字；凡噪音用“转、切、冬、不、龙、可、大七字。有少量的艺人会念几句工尺谱，但一般不用工尺谱传教牌子，民间称为“开牌子”，但即使开了牌子，也是用口念来传教。其开牌子所用符号有“o”、“×”、“プ”等。“o”表示大锣，“×”表示头钹，“プ”表示休止。还有一些艺人自创的符号，因其只在某几人中认可，不具代表性，所以流传不开。

3、“丝弦锣鼓”传承的办法 “丝弦锣鼓”艺人在学习之前，首先要选定师傅，然后再写“投师帖”，举行简单的拜师仪式，学习三年。

学习锣鼓的人数按乐队编制，一般为7人以上。且所学者都住得不远，解放前以保、甲为范围，解放后以生产队、村、组为范围。所学徒弟随师傅外出打锣鼓，伙食由东家供给，师傅和徒弟按人头计算，平均每人三吊钱（旧时），全由师傅领走，徒弟分文不取。第二年，师傅得三分之二工钱，徒弟得三分之一的工钱。第三年，师傅得三分之一，徒弟得三分之二的工钱。这个分配原则一直沿用。

另一种办法是开馆授徒。在“丝弦锣鼓”传承的办法中，开馆授徒仅有汤维兴一例。因其晚年中风，行走不便，便在家开馆授徒。他采用的办法是交多少谷子，教多少牌子。

在民间，文化革命以前（可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至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几年（可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丝弦锣鼓”的演出活动是相当壮观的，不论红白喜事，总少不了艺人们的身影。安居乐业，婚丧嫁娶，诞生寿礼，节庆聚会，少了锣鼓，总是不行的。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电视进入农户，卡拉OK唱进家庭，一般红事（喜事）就不请锣鼓班子了。只有在举办丧事时才请锣鼓班子来热闹一下。

即使如此，好一点的班队，仍可每年演出活动达到180场以上，好一点的师傅可在200场子以上。其每年收入在2000元——10000之间，个别的可达15000元左右。

（三）丝弦锣鼓活动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前，丝弦锣鼓活动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建始长梁及业州、猫坪、三里及紧邻恩施的柏杨。所以，它原来也有“北乡（长梁在建始县治以北）锣鼓”的称谓（还有一些比如“西乡锣鼓”等，但不及“北乡锣鼓”出名）。

“丝弦锣鼓”以长梁乡、业州镇为辐射中心，基本上在建始全境都可以听到“丝弦锣鼓”的声音，看得到“丝弦锣鼓”艺人的身影。不仅如此，还波及到邻省邻县。毗邻重庆市巫山、奉节可以听到“丝弦锣鼓”的声音，有建始“丝弦锣鼓”艺人们活动过的地方有巴东、恩施、宣恩、来凤、利川等县。

（四）“丝弦锣鼓”在专业文艺团体活动的情况

历年来，专业文艺工作者对“丝弦锣鼓”的加工，改造一刻也末停息过。陆陆续续地搬上县、地区（州）、省里的舞台。

曲艺《过秆》（汪启武词、刘绍全曲）赴省汇演。“丝弦锣鼓”表演《泥巴腿子上大学》（谭儒学曲）在县舞台上和全县乡村演出多场。表演唱《工地的早晨》（程仕创曲）。小戏《秀梅的婚事》（侯勇曲）代表恩施地区参加湖北省戏剧展演。小戏《肉店早晨》（汪启武词、江祝年曲）、大戏《一往情深》（吕新琼词、江祝年、刘必介曲）参加全州专业剧团汇演，分别获创作二等奖，表演奖。曲艺建始丝弦《糊涂官断案》（文世昌曲）由恩施市文工团参加1987年湖北首第四届“百花书会”一举夺金，并由湖北电视台现场直播。曲艺建始丝弦《借姐夫》参加2004年湖北省“百花书会”夺得铜奖，州专业剧团汇演金奖。曲艺建始丝弦《两代警嫂唱新曲》（汪启武词、江祝年曲）参加公安部汇演夺得银奖。以“丝弦锣鼓”曲牌改编的歌曲《回归赋》1997年在参加州比赛获一等奖之后，又被定为公演节目，获得好评。

任何事物的价值衡量，是因其独特性和可利用性而决定的。“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并不十分完整，“非典”稀少，并不可贵。还要从它的利用性，有益性等积极的因素上去衡量它。

我们这里只谈“丝弦锣鼓”的“稀有性”和“可利用性”，这两者基本可以说明“丝弦锣鼓”这个艺术品种与其它艺术品在相比中的独特性。

谈起“丝弦锣鼓”的独特性，还得从建始所处的特有地理环境和人文渊源说起。

先说地理环境。建始地处鄂西南，正北与重庆巫山接壤，西北与重庆奉节相连，西南与恩施连界，正南与鹤峰为邻，正东与巴东隔河相望。这里“万山稠叠、突兀恢奇”，“自古为楚蜀咽喉”（清同治五年《建始县志》）。

再说人文环境。“建始自明季寇乱，邑无人居十数年，迨康熙初年就荡平，逃亡复业者十之一、二，嗣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处流民竞集”《施南府志卷之十·典礼，风俗》P162。建始因明末战乱，县治所在地人民纷纷逃亡，至康熙初年，回来复业的人不过十之一、二。荆州、湖南、江西移民甚多，这可以说明建始的人至少在县治所在地土著人已经不多。外来“流民”一定要注入新的文化和习俗。

一是“楚蜀咽喉”，二是“流民竞集”。影响了建始本土的文化状态。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建始丝弦锣鼓”中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来。

据调查“丝弦锣鼓”班队，遍及建始全境，全县境内有班队100多个，职业的、半职业和非职业艺人几近2千人，每年演出约在3500场左右（全县班队演出总和）。仅长梁一乡就有班队65个，职业的半职业和非职业艺人计1256人。这个调查统计的数字是惊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乐团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队伍，所演出的场次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演出团体不可能达到的，按平均每场收入以400元计算，这个庞大的演出团体年收入可达140万元，在一个贫困地区，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们还注意到，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丝弦锣鼓”在演出的实用性上严重萎缩。在所谓“红喜事”中（比如：婚庆、寿礼、诞生礼、立屋挡水等）几乎不请锣鼓班子。只有在丧事活动才请一班或几班锣鼓闹热一下。“死人子锣鼓”几乎成了“丝弦锣鼓”的代名词。长此以往，将导致不良后果，至使“丝弦锣鼓”自生自灭。

从曲牌本身的类别上，“丝弦锣鼓”原本是做生有做生的牌子，打喜有打喜的牌子，红、白事开吹各有讲究。由于“红事”不同锣鼓班子，将导致“红事”曲牌失传。原“丝弦锣鼓”中有24个祝寿的曲牌，仅在1981年抢救出来1个，其它的23个曲牌现有艺人连曲牌名都不知道，已失传了。知道曲牌名的有《慈善调》、《春来》、《秋采》、《猜句子》、《山喳子》、《碎眉子》、《隔之子》、《跌断桥》等几十个。

由于其实用范围的单一，将使庞大的队伍成为暂时现象。活跃在“丝弦锣鼓”演出现场的，大都是“丝弦锣鼓”第六代艺人和第七代艺人。

第六代艺人多在50岁以上，第七代艺人也大都在40岁左右。第八代艺人有几个，仅仅是凤毛麟角。

实用性的单一，还可导致乐器的单一，演奏技巧的退化等多种不良后果。在现代手段强有力的冲击下，加上自身的退化，“丝弦锣鼓”成为博物馆的文物只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