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满住等迁居婆猪江流域后，屡受朝鲜军袭击。李满住等被迫于1433年（宣德八年）率部又迁到婆猪江支流富尔江上游的“吾弥府”居住。由于朝鲜方面误以为李满住于1432年（宣德七年）袭击朝鲜江界、阎延等地，1437年（正统二年）又欲发兵攻吾弥府。李满住闻讯，举部再西迁，于翌年到达今浑河支流苏子河畔，史称“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满语称灶突山为“虎拦哈达”，意为烟筒山）。其遗址迄今尚存，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靠近烟筒山的苏子河上游之旧老城。

1412年（永乐十年），明朝将猛哥帖木儿所部从建州卫中析出，另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时建州卫首领阿哈出孙李满住，于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率“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婆猎江即今鸭绿江支流浑江。李满住等领400余户住在浑江中游之兀刺山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东北之五女山城）南麓瓮村，距鸭绿江只一日程。同时迁到婆猪江流域的，还有猛哥不花所统西毛怜卫部众。猛哥帖木儿未一同南迁，先派管下童家吾等27人率男女200余名还阿木河旧居地，“随率正军一千名，奴人、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又返回到阿木河地区。猛哥帖木儿所以能再回阿木河地区。猛哥帖木儿所以能再回阿木河地区，是得到明成祖同意回“原久居去处住坐”的。

跟随猛哥帖木儿迁回阿木河居住的建州左卫人，在1433年前已有零星迁往婆猪江地区，1432年（宣德七年）猛哥帖木儿向明钦差谈及，他的“族亲在婆猪江等处”。次年，猛哥帖木儿因积极协助明钦差裴俊刷还被杨木答兀从开原引诱叛逃到牡丹江、绥芬河一带的“漫散军官”及兵丁，冲突中，杀死“野人”头目阿答兀。同年闰八月，原为安乐州（治今辽宁省开原）千户的杨木答兀，“纠合各处野人（即所谓“七姓野人”）约八百余名人马”，袭击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及长子阿古（亦作阿谷，又名权豆）等人均被害，次子童仓（董山）被俘，房屋被烧毁，弟凡察等“俱各失所”。事件发生后，朝鲜借机派兵进驻阿木河地区。凡察向明廷求救，明廷只下诏令“野人”放还童仓，却不发兵问罪。凡察在归途中往会李满住，满住力劝凡察迁来同注。童仓被放回后，与叔凡察讨论今后大计，都有南迁之意，遂于1440年（正统五年），不顾朝鲜兵的阻截，率百余户迁到婆猪江流域，与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满往会合，住在三土河（今三统河）、婆猪江以西至冬古河（即董鄂河，今大雅儿浒河）地区。同时迁来的，还有部分东毛怜的部民。

凡察、童仓迁到婆猪江流域后，1442年（正统七年）叔侄发生建州左卫“卫印之争”，即争夺领导权。明廷为了平息纷争，析建州左卫为左、右二卫，以童仓为猛哥帖木儿正嫡，掌左卫，凡察掌右卫。自此，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州三卫”。建州三卫中，据朝鲜史籍 1451年（景泰二年）的记载，时建州卫有1700余户，左、右二卫合计才600余户，共计2300余户，以建州卫人户数最多。如按每户5人计算，时建州三卫共有人口还不到12000人。不过应当看到，无论是阿哈出迁出绥芬河流域，或是童仓和凡察南迁婆猪江时，史有明文，建州卫和建州左卫都有部分部民未迁走，1440年（正统五年）童仓等南迁时，左卫部民“留居者过半”。迁居婆猪江流域的建州女真时虽只有1万多人，但由于他们在长期迁徙中患难与共，而聚居在一地后，因来归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集团。原来人数较少的建州左卫，当猛哥帖木儿后裔清太祖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后，建州女真8部、海西女真4部及东海女真的一部分，均先后被他统一起来。

建州女真8部及其分布为：①苏克素护（亦作苏护或苏浒）河部，因居地临水得名，今称苏子河；②哲陈部，哲陈为满语，疆、城郭之意，因居建州女真区域西北角得名，地在今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一带；③完颜（一作王甲）部，分布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东北的浑江上游地区；④浑河部，以水得名，约分布在今抚顺市东南的浑河流域地区；⑤栋（一作董）鄂部，以水得名，居今称大雅儿浒河流域；⑥鸭绿江部，居今鸭绿江上游地区，有人认为该部居民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从图们江流域来投的毛怜卫人；⑦讷殷部，以水得名，地在今松花江上游地区；⑧珠舍里部，分布在朱色冷河（今二道江）流域，地在今吉林省安图县境。前人常称前5部为满洲五部，后3部为长白山三部。表明建州女真区域，东至鸭绿江，西抵抚顺市，南有辽宁县桓仁县境，北达图们江的广大地区。

建州卫返回婆猪江旧地居住后，部众与朝鲜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双方摩擦不断。建州左卫在董山的统领下，迫于经济生活的压力，董山率领部众屡次犯边抢掠，成为明廷辽东的最大边患。1467年（成化三年），明廷再次对建州三卫女真各部下谕招抚，命三卫部众各守地方，不许越边。董山等人在接受明廷招抚后，于同年八月，董山、李古纳哈等人进京朝贡。

此次，李古纳哈、董山等人入京朝贡，出语不顺，在朝廷赐宴时口出不敬，指桑骂槐，抢厨人铜牌，并索要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朝廷一一答应。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 才被明宪宗下令押解出边，“遣返建州”。历来羁縻不驯的李三纳哈、董山等人如何能忍受这种处罚。当一行人被押解到广宁时，董山终于进行了反抗，意欲逃跑，遭到明军的杀害。李古纳哈则乘混乱之机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属地。

董山等人的反叛行为，惹怒了明廷。1467年（成化三年）九月，明廷下令，派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同时，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在这场史称成化之役中，建州女真人蒙受了灭顶之灾，左卫的建州老营被付之一炬，芦舍无存，部众尸横遍野。右卫也遭受到重大损失。

在成化之役中，受明廷调遣的朝鲜大军，在主帅弼商的指挥下，以精兵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分道扑向建州卫所在地婆猪江两岸与吾尔府等处。朝鲜军兵所过之处，焚烧村寨，捣荡屯落，遇青壮而杀，逢老幼而俘。朝鲜军大将鱼有诏率军攻破李满住父子据守的山寨后，大肆斩杀，李满住中箭后被鱼有诏所杀，其子李古纳哈也死于乱军之中。攻克李满住父子所居山寨后，鱼有诏令军士于寨中大树上，刮皮刻写了“×年×月，朝鲜主将康纯、大将鱼有诏等灭建州卫兀弥府诸寨，捣落屯落而还”的字迹。随后押解俘获的建州卫人畜而返。朝鲜军马撤退后，明军才赶到建州卫属地，见到了鱼有诏命人刻写在树干上的字迹，将此报告于明廷。鱼有诏剿杀李满住父子及部众的功绩，受到了明宪宗的嘉奖，“赐银五十两，缎绢各四疋”。

1583年（万历十一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建州左卫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女真各部。他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公开反叛明朝政府。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誓师伐明，举国震惊。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

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沈阳，迁都于辽阳。

1625（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春，努尔哈赤不顾贝勒诸臣异议，决定迁都沈阳。当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便率亲族百官自东京（辽阳）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过，努尔哈赤在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的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继位。他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

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清太宗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

1636年（明崇祯九年；后金崇德元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改年号为崇德。

在北方对待蒙古，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政策。

相对于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1409年（永乐七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带，并于1411年（永乐九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任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满洲的女真三大部之一也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代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朝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形，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1435年（宣德十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1433年（宣德八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野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1440年（正统五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次建州内部斗争的成功调解，有人认为这种调解措施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其实不然。如果明朝要分而制之的话，不如反间、挑唆，促使叔侄内斗，再拉小打大。从反面说明明朝建州的态度是和为贵。作为中央政府，对归顺的少数民族是爱护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442年（正统七年）。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作为猛哥贴木儿的次子，他一度面临被兀狄哈人杀死的危险。但在明朝的支持下，他不但取得了左卫的嫡系地位，而且由于左卫的优越地理位置，至1467年（成化三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

《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如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童仓就是董山，他们一干人向明朝提出避难要求，明朝即派兵护送进入中国，在辽东苏子河划拨土地，安置居住。给董山等人封官进爵。然后又应董山的要求，开设马市。“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清朝前纪》），在明朝的经济扶助下，董山的部众很快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后人评论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殊域周咨录》）。《明史·朝鲜传》：“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这个“建州头目”就是董山。

而在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 明朝大震，而董山对明朝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渐渐由“不顺”到“寻衅”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 ” 《建夷考》：“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 　凡此种种，理由竟然是“以赏赐太俭失望”（《建夷考》），事情到了这一步，明廷这边的人还想着怎么和平解决，以羁縻之策来笼络董山。

民国《清朝全史》：“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

董山等人来朝，要什么给什么，笼络的结果是：“女直侵寇，依然不止。”。而且董山放出话来：“扬言归且复叛”（《清史稿·列传九》）。如此这般，明廷才算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成化三年，派出军队捣毁巢穴，擒斩1700余人，释放阿哈（奴隶）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