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其中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谷王、辽王、宁王、庆王、肃王为九大塞王，领兵驻守边塞，这些藩王都有“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地方上的一些大事以及军队调动，都要向当地藩王禀而后行。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便已担心诸王拥兵自重、多行不法，开始考虑削弱藩王的权力。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 朕将抵御胡虏的大任托付给诸王，可令边境不乱，留给你安宁”。朱允炆却问：“胡虏不安定，让诸王防御，可若是诸王不安分，谁去抵御呢?”。朱元璋默然，问朱允炆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也认为他的看法确实无可代替。

朱允炆又曾在东角门问黄子澄：“诸王地位尊贵，又都拥有重兵，多不法，怎么办呢？”黄子澄说：“诸王的护卫兵只足以自守，倘若有变，发六师出征，谁又能抵抗呢？汉朝叛乱的七国并非不强，还是灭亡了，势力的大小强弱不同，而顺逆之理也不同啊。”朱允炆很赞同他的话。

朱允炆即位不久后，便开始着手削藩。齐泰认为，应当先削诸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而黄子澄认为周、齐、湘、代、岷诸王在洪武时期已有不法行为，削之有名。应当先削夺周王，周王与燕王同母，削周王相当于剪燕王的手足，朱允炆采纳了其建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周王朱橚有罪，被废为庶人，流放云南；十一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暗中监察燕王府中事；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下诏诸王不能节制王府的文武官吏；三月，为了防备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削弱其兵力，朱允炆令都督宋忠、徐凯、耿瓛率兵驻扎在北平周围的开平、临清、山海关，又将北平、永清二卫的军马调至彰德和顺德；夏四月，湘王朱柏无以自明，自焚而死，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因罪废为庶人；六月，岷王朱楩有罪，废为庶人，流放漳州。

在建文削藩的过程中，朱棣也为起兵造反做了充分的准备，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己酉，燕山左护卫千户倪谅将朱棣密谋兵变的消息上报，朝廷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僚，旗校于谅等人因此被诛杀，而北平都指挥张信则背叛朝廷，投降了朱棣。

建文元年秋七月（1399年8月），燕王朱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建文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靖难之初，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全国的经济，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藩国，朝鲜国王李芳远都公开表示支持朱允炆打燕王。但燕王的领导能力、高素质的军队却非朱允炆可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直至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燕王。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二十日，朱棣率师抵达长江北岸的南京龙江驿，朱允炆无力抵抗，只得下罪己诏，并派庆成郡主（庆阳公主）与朱棣谈判，以割地为条件要求停战议和，但没有成功。

同时，朱允炆颁布勤王诏书，下令天下勤王：“朕奉皇祖宝命，嗣奉上下神祇，燕人不道，擅动干戈，虐害万姓，屡兴大兵致讨。近者诸将失律，寇兵侵淮，意在渡江犯阙，已敕大将军率师控遏，务在扫除，尔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使及诸府卫文武之臣，闻国有急，各思奋其忠勇，率慕义之士、壮勇之人，赴阙勤王，以平寇难，以成大功，以扶持宗社。呜呼！朕不德而致寇，固不足言，然我臣子其肯弃朕而不顾乎？各尽乃心，以平其难，则封赏之典，论功而行，朕无所吝。故兹诏谕，其体至怀！”

六月十三日，朱棣抵达金川门下。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京师遂破。燕兵进京，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残骸，已经不能辨认，据太监说它们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的尸体。朱棣登位后，处死忠于建文的诸臣，史称“壬午殉难”。

朱允炆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朱允炆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朱允炆对诸藩王封地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削夺世袭封藩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王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年—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在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朱允炆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朱允炆因有人申诉直隶地区（直接隶属于京师南京的地区为直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朱允炆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朱允炆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年—1418年）。

建文帝一改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倾向，优容文士，提高其品级。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实行井田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

朱标死后蓝玉一案，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除耿炳文、郭英等人外，“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朱元璋为能确保皇孙顺利继位，在后期用实战训练出一批新生代优秀将领，既保嫡集团，如：瞿能、平安、盛庸、卜万、庄德、铁铉、徐辉祖、李坚、梅殷、吴高、何福、周兴、刘真、张文杰、房宽、宋晟、钱忠，卢震军、景诚、朱胜、徐祥、陈用、陈亨、周鹗、关忠、王才、耿成、陈玉等人，相比靖难集团中的燕府将领，建文麾下可谓名将云集。然相较元功宿将，这些将领虽然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在军中资历稍低且不能服众。这些将领建文要么弃之不用，要么势穷降燕，少数坚定保嫡且战功卓著者也因统帅失律而战死。在靖难过程中随着南京方面将领的不断投降，燕方将领越打越多。

而在建文时期，同样也进行修边，考古者发现今明长城之北有一条未完工的比现明长城更靠北的明长城，这条遗迹分布从开平、兴和向阴山河北方向延伸的大同镇大边长城，有的学者考证是建文时期修建，后被永乐废弃。

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朱允炆即位后，崇尚儒家仁政之说，一改朱元璋严政苛刑，“专欲以仁政化民”。改定律例，力纠洪武年间冤案、错案，使其统治期间的囚犯较之洪武年间减少2/3。免除各地拖欠租税，赈灾济民。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占田数量，余田均与平民。建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

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1399年—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致力于提倡文官统治，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们的支持；朱允炆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长江下游的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官的权威，去掉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1440年末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利用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生。

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朱允炆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朱允炆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

晁中辰：建文帝继位后，在短短四年间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革新，有得有失，一改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倾向，优容文士，提高其品级；他宽刑省狱，平反冤案，改变了动辄诛杀的严酷的政治空气；他减轻赋税，解决“江浙赋独重”的积弊，颇得民心。但他“锐意复古”，甚至要实行井田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尤其是对威胁最大的所谓“藩王之害”，他未能果断处置，在“削藩”问题上连连失误，因而丢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义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据说，朱允炆逃离京城后，颠沛流离，千方百计逃避追杀，后隐居于湄江的观音崖（也有称是陕西城固观音崖）一带。诚心向佛，终了一生，著名的藏君洞也因此而得名。

朱允炆在当皇太孙时，太祖朱元璋曾出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要他和燕王朱棣以对。朱允炆对曰：“雨打羊毛一片膻。“朱棣则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朱棣之对太祖较为满意。从中也看出了朱允炆的懦弱、平庸和朱棣的雄心。太祖驾崩后，皇室想了一些方法来巩固朱允炆的皇位。但后来江山终究被朱棣所得。而上面的对联却成为二人命运的谶语。

话说朱允炆在湄江隐姓埋名，自称应文和尚，留下了许多对联诗话。其中对观音崖风光的描写联“峰如巢风彩，崖似卧龙文。“

在长期的流亡过程中，朱允炆一直以晋公子重耳的故事鞭策自己。希望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但后来他慢慢地发现，朱 棣管理国家的能力比自己实在要强得多，也就慢慢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有联为证：“有梦难圆，尘世着魔迷木性；无风易醒，洞泉悟道静凡心。“轻风吹拂着平静的心，沉醉于大自然之中，哪还管什么皇权富贵，都是过眼云烟。

多年以后，朱允炆触景伤情，咏联一副：“家从京畿而来，回首五岳峨眉，此等山川甲天下；帝似尧舜以后，伉怀秦皇汉武，如我王孙旷古今。“这既是对湄江美丽风光的衷心赞美，也是对自己一生坎坷命运的高度概括，更是对无奈现实的宣泄、壮志难酬的遗憾的真实写照。

“蕃人相传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为明建文帝转世。虽无稽，足见当是天下怜建文帝，异域亦久而不忘也。”察木多即如今的昌都，而“察木多之大呼图克图”可能为帕巴拉活佛，康区历史最早、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世系。

朱允炆出生时，颅顶颇偏，朱元璋抚摸着他的头，说“半边月儿”。朱元璋命朱标父子咏初月，朱标赋诗：“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朱允炆赋诗：“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朱元璋看后不悦，因为‘未得团圆’，‘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朱标去世，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交给朱允炆一个带钥匙的匣子，告戒朱允炆危难之时开启。靖难之变，燕军攻入南京，朱允炆打开匣子，得到杨应能度牒及披剃具，于是朱允炆出家为僧。

起初，明太祖得到天下，对刘伯温说：“你既然辅佐朕平定天下，复有何术以教朕之嫡孙使守天下”。刘伯温说：“有。”于是做成一小箧，用铁汁灌其锁授之。靖难之变，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帝开箧而视，见里面有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二，度牒一。建文帝说：“此刘伯温教我也。”于是出家为僧而逃。

正统年间，思恩州知州岑瑛出行。忽然看到一僧当道而立，从者呵之不避，追问其度牒，僧人自称杨应能，说：“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闻金川门之事乎！”岑瑛大惊失色，上报巡按御史，以驿马递送赴京，号为老佛。到达京城，朝廷不知虚实，太监吴亮曾经服侍建文帝用膳，命他前往审视。老佛见吴亮说：“汝非吴亮耶！我昔日在便殿时，弃片肉于地，你两手不得空闲，伏于地而以口取之，记否？”吴亮恭敬地跪拜老佛而大哭。吴亮复命，于是送老佛入大内，后葬于西山。

《逊国后赋诗》

牢落江湖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两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金竺长官司罗永庵题壁》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倚团瓢。南游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假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归何处？独有群鸟早晚朝。

风尘忆昔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白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关于朱允炆的下落，历来存在两种不同说法，官方史书记载朱允炆及其长子已死于火中，而民间则出现了朱允炆未死的“流亡说”。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

（在燕兵攻陷京师后，朱允炆）“遂阖宫自已焚燃。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

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明实录·太宗实录》）

“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

“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踪。”——《明史》

“上入宫，忽火发，皇后马氏暴崩，程济奉上变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宫。因指烬中后骨以为上！“——《明史 建文皇帝本纪》

“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神思熟虑矣。”——《明史考证》

“上入宫，忽火发，皇后马氏暴崩，程济奉上变僧服遁去。燕王遂入宫。因指烬中后骨以为上！“——《明史 建文皇帝本纪》

“从水门御沟而行。”——《明史纪事本末》

“1978年太平门里边，这家工厂现在没有了，叫南京钢锉厂，锉刚锉刀的钢锉厂，要建一栋新楼，要搞个地下室。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直通明皇宫。从挖出来的情况来看，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宽度在两米左右。我甚至开玩笑，我说小吉普都可以进去。”

“（发现明代涵洞）这个地道就是清凉山的水源，下雨的积水从这里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士家

“我个人认为建文帝就是出亡了，因为没有，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一个过硬的一个史料证明他是死在宫中，这种史料没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商传

（一）湖南新田大观堡造假说

湖南永州新田县发现明代遗址大观堡，该古城堡工程规模宏大，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石头垒成的堡垒周长346米，城墙残高4米左右，疑为建文帝避难行宫。后经部分文物和史学专家多方求证，认为建文帝极有可能避难新田，在全国多处出现的建文帝‘下落说’中，有的是传说，有的只有族谱，而只有新田县有相关碑刻，经考证涉嫌造假.

该说主要的证据有（不完全统计）：

1、龙池寺遗址碑刻记载“夫山曰安昙寺曰龙池”、“自大明皇朝先师铁峯悟真流亡”、“剃本靖为僧‘燕师’”等；梅木塘碑刻记载“圣帝之寿诞，为同人之嘉节，首士齐集虔诚致祭……誓词惟皇上御极之年岁次月日等谨以……二帝神位前曰，惟二帝职司阴鉴”等。

2、大观堡遗址

3、其他文物：象牙朝笏；道教神仙人物长卷画；

4、《史氏族谱》记载

新田宁远两县文物研究人员在大观堡考察碑刻，发现碑刻中关于“二帝”的内容，怀疑“二帝”就是建文帝，但宁远本地历史研究人员欧阳元益认为“二帝”是指南明二帝，碑刻可能是反清复明余党留下的。经调查鲤溪镇和大观堡周边群众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建文帝这个传说，石文庄之孙石午荣于明永乐年间从大观堡迁居石家洞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建文帝，经调查明初被明朝政府派遣到新田县屯田（军屯）建大观堡的那支后人就是石家洞石氏，著名明史协会专家商传教授回复了大冠堡根本没有建文帝，商传教授曾说：“我认为大观堡肯定不会是建文帝建的，说建文帝来过大观堡也没有任何依据，可能是一些曾经忠实于建文帝的人留下了一些痕迹”。

石玉生镇守大观堡的事实，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宁远县发现最早的军事古堡记载。经专家考证，大观堡是明代建筑，是石文庄始建于大明洪武三年（1370）。明史协会专家商传教授曾实地考察过大观堡，最后得出了“大观堡根本没有建文帝”的结论。

（二）东明寺说

万历《钱塘县志·纪制》记载：“东明寺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杭县志稿》卷八）“相传朱允炆遁迹至此，时旭日始旦，题曰东明。自归国后，方知为帝。今范其遗像。有手植牡丹，色白如银“。明代嘉靖年间《留青日札摘抄》、清代康熙年间《湖堧杂记》中也都有记载。

据2010年12月7日，余杭县史志办张炳林先生从上海图书馆发现《东明寺志》，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东明寺志叙“五个大字。《东明寺志》（三卷）清释湛潜篡，清康熙十二年（1674年）版本。寺志中是如此记载：“迨壬午金川变作，启箧得杨应能度牒及披剃具，佛知运数巳定，乃僧服出逊，由吴兴至钱塘遁栖东明山，亲灸旵祖座下，凡六载，迹渐彰乃辞去。“由此可见，朱允炆到东明寺出家为僧不是空穴来风，是确有其人其事。当年众僧们皆尊称朱允炆为“应能问道老佛“，寺志中还特地将“应能问道老佛“排列在祖师堂的第二位置，仅次于东明禅寺的开法祖师慧旵，明白无疑确定了东明禅寺与朱允炆之间的密切。其中还披露了二个重要信息：所谓“静室“一是当年东明寺开法禅师慧旵禅师的闭关之处，二是朱允炆在东明禅寺出家为僧的居所，这是初闻。

东明寺大雄宝殿内右侧有朱允炆塑像，殿柱上刻有如下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授，留偈而化；叔负侄，侄不负叔，三百载，江山依旧，到老皆空。

朱允炆亲手植之桂花，经过日寇焚烧，仅剩树干。但大难不死，第二年又绽新枝，现枝高叶茂，秋季花开，香溢四野，且金银双色各半，传为奇谈佳话。

孟将殿，原有座小庙现已毁，不知是否属实？民间称之“骂将殿“。 相传明成祖派一位朱允炆当朝时的武状元出身将军追杀朱允炆。追至东明山，朱允炆痛斥其助纣为虐。他进退两难：逊帝有恩，今上难违。回京又无颜复命，终而自杀。因该将军姓孟，后人建孟将军庙以资纪念。

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朱允炆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朱允炆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朱允炆眼看大势已去，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朱允炆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朱允炆下落。宫内侍人都说朱允炆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据有学者考证，朱允炆晚年化名詹碧云，隐踪在江西上饶玉山三清山任三清宫住持道士，在三清福地借修建道教宫观为掩护，巧妙修筑了“明治山詹碧云藏竹之所“的陵墓和其他相关石雕、楹联、三清山石刻260余处，留下了“风流建水翁承赞，樽酒论文千载同“、“方豪上“、“都俞脱生“、“壶市安井“等一系列可供考研的石刻隐逸文化密码。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朱允炆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朱允炆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朱允炆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朱允炆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朱允炆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朱允炆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允炆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也有人指出，朱允炆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兵临城下，把紫禁宫团团围住，朱允炆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朱允炆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朱允炆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苦心寻找朱允炆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朱允炆，这是历史事实。朱允炆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

有的学者认为，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走了后门，到了山中去做了和尚，红崖天书就是他写下的。

《明史》

参见《明史·卷四·本纪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