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7 11:23
开河变钞是指元朝末年．政府下令开黄河新河道和大量发行纸纱．造成元末社会矛盾的尖锐。
元朝末年．政府下令开黄河新河道，和大量发行纸纱．造成元末社会矛盾的尖锐。元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 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乘机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元末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这首小令切中时弊，在当时广为流传，“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由于黄河泛滥，不仅阻碍南粮北调，还冲毁盐场，致使朝天的输入大减，加上统治阶层贪污挥霍，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正如民间流传的《醉太平》这首小令道出了人民对当时“开河、变钞”的愤恨和不满。元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开河变钞”，主要原因是元顺帝荒淫无道的统治，王室的纷争，权臣误国，而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人为地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敌视和欺压汉人和南人，激起民变。甚至最后有元朝大臣疯狂地提出要把汉人中的“张、王、赵、李、刘”等大姓人杀光的想法。正是在上述的这些原因下，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公元1351年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头裹红巾，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起义军在韩山童、刘福通的带领下，所向披靡，很快就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其它各地方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