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的达尔朗开始认真考虑法国海军的建设。他反对仅仅依靠单纯的战舰战术和海上封锁战略，认为有必要通过商业购买引进水雷、鱼雷、潜艇及快速驱逐舰等作为现有海军武力的补充。尽管在一战中，英国海军的战舰战术和海上封锁战略取得了成功，这与法国未来的意大利对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达尔朗也反对法国建造航空母舰。但是在二战中，法国的航空母舰却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达尔朗的海军建设思想基于两大基本前提：一是海上强国理论的早期倡导者、美国历史学家马汉的海权论；另一前提则是法国维持其殖民帝国地位的需要；1840年以后，法国与遥远的法属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必须要有顺畅的海上通道作为保证。1902年，当时作为海军军校学员的达尔朗已开始在“蒙卡尔姆”号轻巡洋舰上指挥炮塔；1905年，达尔朗被派往土伦海军炮兵学校进修，次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随后，达尔朗随海军舰队开始其两次远东之行，并访问了“东方巴黎”西贡（前越南首都）。在那里，达尔朗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律师，也就是后来的海军部长阿方斯·加斯内尔·杜帕尔克。也正是这位海军部长任命达尔朗为法国海军参谋长。一战爆发前，达尔朗主要是在法国海军“沃尔德克-卢梭”号和“贞德”号服役，曾经前往大西洋、印度洋和波罗的海执行远航任务。

一战前夕，海军上尉达尔朗于1914年7月返回布雷特斯。最具讽刺的意味的是，当时的两大变化对达尔朗的一生及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朗的海军事业起步时期，也正是现代武器发展的萌芽时期，现代武器在战争中逐渐显示出强大力量。因此，达尔朗完全可以称得上“技术大师”的美誉。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当时法国海军的没落。到1914年，法国海军实力已下滑到全球第五，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版图号称世界第二位。在一战期间，法国海外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就是因为法国与当时世界上除了德国之外的所有海上强国结成了联盟。但是战时的海军联盟最终分解，新的力量平衡给法国海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达尔朗的战时经历都是在西线和希腊战役中作为炮手的陆上作战经历。在凡尔登战役中，达尔朗在贝当元帅的指挥下，经历了惨烈的战斗。正如他的上司所说，“我认为，达尔朗完全称得上军内最好的指挥官之一。”1918年，达尔朗再次得到上司的表扬并被提升为轻巡洋舰舰长：“他是一名高素质的指挥官，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精力旺盛、沉着果断。”

1925年，达尔朗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巴黎海军高级研究中心毕业，并于次年被提拨为全职舰长。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内阁的海军部长乔治·莱格的首席副官。由此开始，达尔朗直接见证了法国海军的复兴。1927年，达尔朗接掌“贞德”号。在其后两年内，他带领“贞德”号穿越巴拿马运河，巡航于南大西洋，直达西非法属塞内加尔的达卡尔，最后返航。1929年11月18日，达尔朗晋升为海军少将。达尔朗后来的晋升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直至海军上将。

1933年，达尔朗开始对德国的海军发展计划有所警觉，并敦促其英国同行要时刻保持警惕，坚决执行1919年与战败德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

但是他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英国忽视了。达尔朗对于远东地区日本帝国海军的的快速发展，也同样表示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战的盟国，日本于战后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在该地区对法国形成了威胁。

但是，在与墨索里尼争夺地中海的冲突中，达尔朗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一直认为，如果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他的海洋计划，法意之间在地中海的一战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三、四十年代法国的盟友之一，英国早期并没有理解达尔朗的苦衷，也没有真正看清楚其担心的利害之所在。而达尔朗却早早地看清了形势，相信法国必须及早备战，才有可能在无英美支援的情况下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令人不解的是，其敌人后来为什么还要将其列入“卖国贼”之列？两者可以说毫无共同点可言，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1939年9月3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法国才向纳粹德国宣战。而在此多年以前，达尔朗就已开始在海军中加紧备战。在1932年，年仅51岁的达尔朗晋升为海军中将。当时，这位法国最年轻的海军中将强烈要求盟军海军介入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但盟军却并没有理会。

1936年10月1日，达尔朗被任命为法国海军参谋长，成为法国海军的领头人，而戴高乐当时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陆军团长。此时，距离二战爆发，只有不到三年时间。

自1930年起，达尔朗对法国海军的建设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最终实现彻底转变，并开始影响法国海军发展的政策导向。在1927—1929年法国海军大发展期间，达尔朗曾经支持建造航母。但这时他却认识到法国建造航母确实没有必要，因为法国奇特的海岸线限制了航母的作用。陆上战机才是法军的支柱力量。作为法国的两大对手，意大利和德国都热衷于建造航母。意大利人曾经宣称自己就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而德国此时其实已建成了一艘航母“齐柏林伯爵”号，只是后来因德国突击建造潜艇而中断了后期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尔朗的海军舰队开始展现在二战的历史舞台上。但是法国舰队的作战经历也就是1940年7月的凯比尔港之战。在与德国停火协议签署仅仅两周后，米尔斯克比尔港之战爆发。当时英国皇家海军为了阻止法国舰队落入法西斯德国或意大利之手，计划并执行了“弩炮行动”，在米尔斯克比尔港重创达尔朗的舰队，法国海军多艘军舰被击沉，其中包括“布列塔尼”号战列舰。但是比多艘军舰被击沉更为不幸的是，此役中有1297名法国军人遭英国炮击而身亡。达尔朗本来就是一名反英派，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他永远不会忘记，对英国的仇恨愈加强烈。也正是从那时起，达尔朗逐渐与德国接触，开始了他的叛国历程。

法国一次向希特勒投降发生在1940年6月22日。

投降造成了法国国内的分裂，国内另立傀儡政府维希政权。维希政府由纳粹德国扶植成立，设在法国南部城市维希，名义上统治整个法国，实际上却允许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内任意横行。维希政府由法国一战英雄贝当元帅出任政府元首，推行卖国政策。

作为维希政府首任内阁海军部长，达尔朗于1941年初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此后，他又身兼多职并迅速晋升为内阁副总理。1941年8月，达尔朗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达到了权利的顶峰。历经多个重要岗位的锤炼，达尔朗被普遍认为将是贝当元帅的继任者。此时，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成立了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成了维希政府的政敌，但也同时成了丘吉尔利用的工具。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却不大信任戴高乐将军，希望用亨利·吉罗将军来取代戴高乐。

总而言之，管控两大洲领地的维希政府当时其实完全是一盘散沙，处于一种复杂、混乱状态：与政府矛盾重重的共和党人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有法国大革命后挥之不去的强烈仇恨情绪等等。

虽然有轴心国的合作约定，但希特勒并不愿意墨索里尼插手法国。希特勒希望能维持维希政权，控制这些法国傀儡以留作讨价还价的余地，此外他也不希望法国海军舰队落入盟军之手。但是随后的“火炬行动”作战计划使盟军突入北非，彻底打乱了轴心国及维希政府在法国重镇及北非地区的利益范围。本来已经矛盾重重、政治混乱的法国，再次面临两难的选择：是支持同盟国还是支持轴心国？

达尔朗同样也要面对这样的难题，但是他的决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他一边谨慎地观望政治形势的发展，一面周旋于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之间，努力与各方保持合作关系。由于罗斯福总统支持亲德的维希政府而遭到丘吉尔首相的强烈反对。达尔朗对英美两国的分歧很清楚，对罗斯福的态度非常赞赏。如果同盟国在大西洋海战中展开反攻的话，达尔朗当然不希望法国军队与美军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另一方面，这位狡猾的海军上将也确实期望能继续维持与希特勒之间称不上“稳定的”关系。达尔朗周旋于各诸侯之间，努力维护着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法国海军的现有力量，维护着他的权位以及他领导下的法国人民及法国军队的命运。

面对盟军即将入侵北非，达尔朗被迫面临一个新的选择，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加入盟军。而此项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达尔朗也因此被他的同胞们定性为历史的罪人，一个卖国贼。

盟军登陆北非后，达尔朗立即与其签署了停火协议，并被任命为盟军驻北非地区法军最高长官。面对达尔朗的叛变，希特勒索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德军全面占领法国南部，连同突尼斯在内一起占领。在突尼斯，双方之间的战斗一直持续至1943年5月轴心国的全面投降，但这位海军上将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2年11月11日至19日，达尔朗的舰队进驻土伦港。这支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始终令达尔朗感到无比骄傲的强大舰队确实是任何野心勃勃的人都想猎获的战利品。当时法军舰队拥有80艘久经历练的现代化战舰及训练有素的海军部队，其中包括“斯特拉斯堡”号和“敦刻尔克”号战列舰。德军急于摘取这颗成熟的果实，于27日对其发起了攻击。但法国舰队在敌人得手之前，自沉毁灭。经历了一场失望的争夺战后，德国人只看到了少许港口设施，竟然一无所获。幸运的是，5艘法国潜艇躲过了这一劫难。达尔朗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他一直在竭力保持法国舰队的中立以求自保，但他心爱的舰队还是如此悲惨地走向了灭亡，最终也没人能够得到任何好处。

也正是在这一刻，达尔朗开始相信二战最后的胜利肯定属于盟军。

但是此时的法国政府却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局面，三个派别政治分歧明显，互不相让，互相指责。北非阿尔及尔的达尔朗政权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海军政府；伦敦的戴高乐流亡政权被指责为残酷无情、不讨人喜欢的陆军独裁政府；而维希的皮埃尔·赖伐尔则被认为是一个无耻的政客。达尔朗对此失望至极，认为他们都没有能力领导法国复兴。

不管是被指为叛徒也好，卖国贼也好，抑或是精明的战术家也好，达尔朗始终非常清楚如何才能玩好危险的政治游戏。他承认他是一位众所瞩目的人。在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最后一顿午宴上，达尔朗实事求是地对墨菲说，“你知道吗？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图谋刺杀我。”

他的估计不幸被言中了。

1942年圣诞前夕，达尔朗在返回其办公室途中，被刺身亡。刺客是年仅20岁的勃尼尔·坎贝尔，一位极端右翼的保皇主义者，赖伐尔的同情者。此后，刺杀案在争议声中匆匆宣判，坎贝尔被判有罪并于12月26日被执行死刑。

圣诞节后，法国官方为达尔朗举行了隆重的罗马天主教仪式葬礼，当时法国及盟国高官参加了他的葬礼。此后，达尔朗的棺木被移往圣玛丽大教堂入口。在那里，法、美、英三国军队鸣枪为其送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为一名海军上将，达尔朗的遗体被葬于海军基地，面朝大海。1964年，他的遗体被军舰移送至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公墓，与其他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一起安然长眠。

对于这位海军上将，当时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评价，“达尔朗背叛了德国，背叛了贝当，背叛了法兰西。”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首先，由于达尔朗的遇难，许多战后回忆录只关注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功绩，而忽视了达尔朗这位二战法国重要人物。尽管贝当由于其卖国行为被审判，但是他还可以通过他的律师在公审中为自己辩护。有两位熟悉达尔朗的美国人却在其去世后给予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他们分别是二战中罗斯福总统派往维希政府的战时大使威廉·丹尼尔·莱希将军和罗伯特·墨菲。达尔朗死后，莱希将军在其日记中透露，“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打败德国，达尔朗将军将进入法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名人堂。”墨菲则后来回忆，“对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达尔朗成功保卫了法兰西的国家利益。尽管他是处在一种弱势地位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在谈判。但是没有任何谈判者能够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让盟国作出更多的让步，除了达尔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