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里维拉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弗里达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弗里达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弗里达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

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浮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然而弗里达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40年代早期，弗里达与里维拉离婚，原因仍旧是个谜，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里维拉认识到弗里达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后来两人又走在一起，里维拉重新向弗里达求婚，直到弗里达的生命终点，里维拉一直陪在她身边。

除了画家身份外，弗里达同时也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在1954年，感染肺炎的她不听劝告，却执意参加反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游行活动，不久便逝世了。弗里达的死仍众说纷云，最普遍的说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自杀，方式是在一场社会运动当中自焚而死。而后被葬在科约阿坎，弗里达的家La Casa Azul已成为了博物馆。

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弗里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虽然弗里达的作品有时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她也以超现实主义画家为名义开过几次画展，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她宁可称自己为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画家，因她的画作全神贯注集中在公正地画出女性题材与比喻。她是崇拜女性的，而非超现实的。此外有相当多的记载指向弗里达是一位双性恋者。弗里达的自画像相当有特色，以她的一字眉（左右眉毛连在一起）和嘴唇上薄薄的髭闻名。她的画作是法国罗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画家作品。

在卡罗的作品中，从未出现崩溃或失控的表情，其实画中的身体上有无数伤口，它仍然是一幅冷静坚毅的表情。它直视无畏的眼光，却隐藏了画家内心不愿承认的脆弱。如《两个卡罗》一作中，眼泪与漠然的神情，这不单是观者感到冲突之处，也是卡罗作品里充满张力的地方。

《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

这幅《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含有卡罗典型的自画像特点：用色强烈、人物身上的衣饰及背景充满墨西哥氛围。而猴子在墨西哥神话中虽然是欲望的象征，在卡罗眼里却是温柔而具灵性的动物；画中人嘴唇丰满，又眉如鸥，目光似乎有些犀利，可以想像出卡罗在作画过程中，如何敏锐而近乎残忍地透视自己，与画中的自己对望。

《我所见到的水中景物或水的赐予》

这幅画里画着许多卡罗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画如其名，她进入了画布，双腿浸泡在占据整个画面的浴缸里，俯身看见水中浮现了自己各个生命阶段的倒影。水中一切的情景都不算陌生，卡罗取下了自己从前许多画作以及其它画家作品的一部分当作象征结合在这幅画里，娓娓回忆着自己一生的故事。画中有些部分后来也被独立出来，单独成画。

这个富感情、带着泪与痛的生命，源自于血水交融，所以画里的浴缸栓塞，联接着微细的血管（这脆弱的血管，后来于《两个弗里达》里再次出现）。当滴滴代表着她生命力的血淌下，一连串的生命历险就展开了。从下方水草丛中的夫妇肖像（那是与她血脉相连的父亲与母亲，取自1936年的画作《我的祖父母、双亲与我》），依逆时针方向看起：那个脖子被绳索捆绑，如尸体一般的裸女代表着她流产的痛苦记忆（1932年《亨利·福特医院》）；飘在水中的洋装曾出现在1937年的作品《记忆》里，当时她因妹妹与挚爱的丈夫发生婚外情而痛苦不已；裸女上方仙人掌似的水中植物，她曾画在1932年刚到美国时的自画像《站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的自画像》里，当时卡罗以这幅画诉说着自己的彷徨心情；右边的高楼和坐在孤岛上的一具白骨，则是她曾描绘过的梦想和墨西哥（1932年《梦想和自画像》和1938年《墨西哥四居民》）。

这幅运用了高度象征的画作看起来虽然超乎现实，但每个部分却都确实描绘着自己的实际遭遇和真实情感，卡罗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如此真诚地表露着自我。

《两个弗里达》

这幅画是心痛的卡罗与丈夫离婚后不久创作的，当时的她因为绝望而酗酒，使原本就孱弱的身体更雪上加霜。在婚变中历经种种心境后，必须重新学习独立的她，才执起画笔剖析内在分裂的自己：两个弗里达血脉相连，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身穿墨西哥传统的原住民服装，是里维拉所恋慕的她，脆弱的血管环过她的右手臂，接在她手里拿着的护身符上面，这个护身符里面装着里维拉的幼年画像，是她爱意与生命的泉源。另一个穿着欧式洋装的弗里达却已经失去了她的所爱，一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她的心脏只剩下一半，血管刚刚被剪断，鲜血无助地滴下来，只能拿着手术钳聊以控制。这个被遗弃的欧洲弗里达，很有可能会流血至死。

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两个弗里达·卡罗的身后，这幅冷洌的画作，陈述着她一生最热烈的爱情和充满磨难的婚姻。

《毁坏的圆柱》

随着不断恶化的健康，将卡罗一步步推向痛苦地狱的边缘，她的自画像也一张比一张冷凝，蓄满绝望哀伤的张力。等到卡罗在这幅画中以全身上下钉满钢钉的模样出现时，现实中，她肉体所承受的痛已达到顶点。那年是1944年，卡罗的健康糟得不能再糟，医生已经用上了钢制的矫正衣来替代她无力的脊椎，她被关在一圈圈坚硬冰凉的钢圈里，每一次活动，都是与痛苦的殊死搏斗。因此她几乎是以残余的生命力在作画，同时也是藉着创作成为一个第三者，冷淡地旁观着命运所赋与她的悲惨。

画中，她形容自己的身体被痛苦割裂了，如同她背后那些因缺水干涸而龟裂的沟畦一样。而她毁坏的脊椎原本像是洁白、直立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如今已断裂成一截一截，要靠着坚硬的钢制绷带撑着，才能勉强联接起来。她一个人凄凉地站在荒芜的风景中，脸上挂满了泪珠，钉子甚至穿过布匹刺进她皮肤里，从额头到大腿，她的身体无一处不在疼痛着。然而“痛”是无法与人分享的，惟有透过如此强烈的绘画语言，她才能稍稍吐露内心的孤独与无助。

1928年弗里达的画作吸引了墨西哥很有地位的著名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注意，造成了他们两个纠缠的婚姻，弗里达初时与里维拉学画，后来陷入热恋，随即结婚。婚后，里维拉的风流行为并没有因承诺而稍微收敛，卡罗却因为深爱他而一忍再忍，直到里维拉同她亲生妹妹发生关系，才导致两人分居。卡罗也以一幅《一些小刺痛》来记录此事。

这段期间弗里达到巴黎办个展，才发现自己对丈夫的爱意胜过爱自己。后来，里维拉重新向弗里达求婚，直到弗里达走到生命的尽头，里维拉都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1982年，德国曾以弗里达为主角拍过同名的自传性纪录片。

1984年，另一部电影《Frida, naturaleza viva》由导演Paul LeDuc推出，由墨西哥女演员Ofelia Medina饰演弗里达。

2002年，电影商米拉麦斯（Miramax）发行了也是以弗里达为主角的同名电影，由墨西哥女演员萨尔玛·哈耶克（Salma Hayek）饰演弗里达。此片在台湾译为《挥洒烈爱》。

作为女人，她的一生支离破碎却又色彩斑斓。可她却把痛苦移植到艺术里，成为了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新浪网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