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被盛世才聘为新疆学院的院长，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亦应邀前往，同往的还有茅盾，萨空了等。1939年3月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他任新疆学院政治系主任，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不久，又担任了新疆反帝协会副会长。1939年暑期，他和杜重远率领学生组成暑期工作团，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10月，杜遭军阀盛世才软禁，他和茅盾同时辞去学院职务。此后毛泽民转达了周恩来希望他们去延安的意愿。1940年5月，在几次险遭毒手的情况下，党组织安排他们搭乘飞机离开迪化。到达兰州，又经谢觉哉、伍修权帮助到达西安，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适逢总司令要回延安，他们一同前往。到延安第二天，边区政府和延安文化界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分别到中央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经中央研究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兼任陕北公学领导成员，负责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二十卷本的译稿，并多次参加由毛泽东倡导成立．艾思奇主持的延安新哲学问题讨论会。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他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9月，党中央设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为主任，他调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1942年为肃清教条主义，毛泽东亲自主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他为主要编辑之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深入工农，到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做群众工作，使其成为全延安的模范运输队。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和边区参议员，受到毛主席的提名表扬。

1946年，中央西北局组织“延安各界慰问团”，他任中直机关副团长，在山西汶水县了解到刘胡兰烈士的牺牲经过，向中央直属队司令员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字以示纪念。1947年3月26日，毛主席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1947年5月，他随中央工委转移到河北西柏坡，为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做筹备工作，他亲自编选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等著作。1948年，毛、周、任等中央领导迁到西柏坡后，中央各部委相继恢复，他在中宣部负责处理机关日常事务。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迎接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指示张仲实提出一个理论学习计划，他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商拟了一个学习书目，后经中央批准，定名为《干部必读丛书：汁二种》。1949年3月下旬，他随中央机关一同到达北京，任中宣部党内教育科科长。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他任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兼任总会出版部主任，主编《中苏友好》杂志。1950年6月，参加以周扬为团长的“苏联宣传工作考察团’’，赴苏参观访问。1951年初，中宣部增设国际宣传处，他任处长。195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年底，奉调回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亲自组织并直接领导参加了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工作，这是我国出版史上一项极其宏伟的工程，他为此而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经过20多年的呕心沥血，卷帙洁繁、内容博大精深的三大全集终于全部出齐。1956年初，他受中央委托，率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代表团，赴东柏林参加国际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回国后，被中科院聘为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8年6月，受中央派遣，赴捷克首都布拉格，担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办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民族解放运动部主任。同年9月奉调回国，任编译局领导小组组长。1964年作为社科团体代表，被推举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被聘为《辞海》编委，担任分科主编。

十年动乱中。他受到严重的冲击，但仍孜孜不倦，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奋斗，编著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后被推举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7年2月13日，张仲实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著书立说 宣传真理

由于一贯坚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张仲实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同时，又努力著书立说，宣传革命真理。

一是宣传马列主义，维护革命导师权威：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张仲实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人物传记，全面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从而成功地宣传了马列主义，维护了革命导师的权威。

在宣传马列主义时，张仲实主要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内容、意义和方法。他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抓住民族问题等基本原理，马恩提供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而列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条件，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并加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列斯的这些著作和报告，是值得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特别注意和研究的。

对于如何才能学好马列著作，张仲实从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熟读原著；二是精读代表性著作；三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参照对读；四是将马列著作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活读；五是在实践中运用创造性的方法掌握创造性的马列主义。

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意义时，张仲实主要论述了马列主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指导意义。在有关人物传记和专题文章中，张仲实又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他们崇高的历史地位。

二是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论：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进犯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长驱南下西进，中国军队一时节节后退。在此情况下，中国抗战能否坚持到底并获得最终胜利，便成为国内外各党各派和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从1937年7月开始，张仲实撰写了大量专著论文，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分析敌我优劣，努力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论。

7月30日，张仲实在《国民》周刊第13期发表了题为《抗战必胜论》的署名文章，在全国知识界最先喊出了“抗战必胜”的呼声，并从“基本条件”和“具体条件”的两个方面，初步论证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必然性。他指出：从“基本条件”讲，敌人内部“有着莫大的矛盾”，而我国军民上下“只有一条心”，“这一条心，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从“具体条件”讲，第一，敌军“多半没有实地作战经验”而“我军作战经验丰富”；第二，敌军“出师远征，处处不便”，而我军“以逸待劳，便利不少”；第三，敌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在战时某一经济部门一发生毛病，全部经济生活马上就要受其影响而瓦解”，而我国则相反，因此，“我国抗战可以持久，敌人却不行了”；第四，“敌人的后方，并不巩固，而我毫无后顾之忧，全国只有一心一意杀敌”。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各方面说，我国的抗战是必胜的”。

张仲实的这一努力，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督促国民党坚持抗战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本质的腐朽性：在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国统区撰写文章时，张仲实往往将社会主义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有关情况加以对比，从而找出二者的优劣。

1935年1月10日，张仲实在《苏联向何处去》一文中，通过对苏联“一五”和“二五”计划期间钢铁工业与英法美德同期钢铁工业产量和发展速度的对比分析后认为：“依苏联钢铁上发展的速度去推断，在最近一两年内，其钢的产额定可‘赶上并超过’德国的。”其言下之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自1940年夏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张仲实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雏形——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了。1940年12月29日，张仲实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理论的新贡献。”依据这一理论建立的革命政权不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走向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仲实一连撰写了三篇文章，集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等问题。

宣传中国文化，促进新文化的发展

从青年时代开始，张仲实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宣传中国文化，促进新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

1918年12月，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刘大半、沈尹默等人发起创办《歌谣》周刊，公开征集各省民谣，使之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这次歌谣运动中，张仲实是陕西采编歌谣最多的一位作者。据统计，从1924年5月到1925年3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为《歌谣》周刊供稿119篇（其中歌谣35首，谜语56则，谚语11则和歇后语17则），公开发表14篇。发表在《歌谣》周刊62号上的三原歌谣《你骑驴儿我骑马》，质朴无华，浑厚直率，颇具三秦风俗特点，不失为一首优秀的近代歌谣。

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后，张仲实努力将宣传中国文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国统区从事文化工作时，张仲实十分注意介绍国外，特别是苏联的文化，借以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借鉴。在上海，他翻译了高尔基《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报告和评论，撰写了《最近逝世的语言学家——马耳》和《苏联的音乐家》等评论文章，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的先进文化。例如，他在《最近逝世的语言学家——马耳》一文中借用这位苏联语言学家的话，巧妙地宣传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将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文化的思想：“未来的世界语将是一种新体系的语言，就如未来的经济，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文化一样。”在武汉，他撰文欢迎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访华，充分肯定了他“同情中国抗战”的做法。在乌鲁木齐，他出任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等职，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文化。

张仲实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宣传先进文化呢？我们只要读读他在1938年5月19日写的《学习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文化工作》一文就一清二楚了。他在论文中简介了西班牙共和政府文化工作的概况后指出：“西班牙共和政府对于叛军和意德两国干涉者的抗战，所以能支持这么长久……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广大的文化工作和人民政治水平提高的原故。”他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学习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这种文化工作的榜样，展开我们的抗战文化了。”由此可见，介绍国际先进文化以促进中国抗战文化，进而促进中国人民政治水平提高，促进现代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他的良苦用心和主要目的。

进入延安后，张仲实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积极致力于工农兵的文化普及和提高工作。抗日战争后期，他曾长期深入延安杨家岭机关，对后勤人员的文化学习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辅导调查和总结。1944年11月18日，他在《新的摸索——延安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文化学习初步总结》一文指出：对机关杂务人员加强文化学习是一个“新的摸索”，这对于“改造他们的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以便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通过学习取得了四点成绩：第一，“提高了工作效能”；第二，“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第三，“增强了杂务人员的内部团结和组织生活”；第四，“推动了节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仲实依然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努力传播先进文化。在担任《中苏友好》杂志主编期间，他大量刊登介绍苏联文化建设和中苏文化交流的文章；在担任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理论学习通报》期间，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先进文化；担任中央翻译局领导后，他更是努力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无论在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在宣传中国抗战和先进文化方面，张仲实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为了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张仲实著文《学习<马恩论翻译>》、《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翻译》,分别发表于《译讯》杂志和《翻译通讯》。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许多富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如:《陕西省三原县团、党组织的建立经过》、《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生活书店的宝贵传统》、《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纪念<世界知识>创刊五十周年》。他还怀着深厚的感情,写下了《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怀念邹韬奋同志》、《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等文章。

张埔华,陈永森.张仲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第5期).

张积玉.张仲实与茅盾交往若干史实考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6期).

张积玉.茅盾与张仲实的友谊——从茅盾致张仲实的一封信谈起[J].新文学史料,2015,(第4期).

周家华.张仲实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研究[J].中国出版,2012,(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