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5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氏家馆、王氏家馆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

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十二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十二月回到天津后，与严修一起正式宣布建立南开大学。

张伯苓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民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二十五日正式上课。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

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1936年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

1945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7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8年6月，被迫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避居重庆，深居简出。苦闷之中的张伯苓并没有被学生忘记，周恩来给自己的老师捎来一封短信表达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庆即将解放，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

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南开大学敬塑张伯苓铜像，以资永怀。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接收的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的对照，强烈的印象。张伯苓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六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九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十二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正要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不让他去台湾。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张伯苓知道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飞机北归。北京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接待。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16年十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伯苓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起教育家丰碑，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张伯苓退休后，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个儿子赡养。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将军给当时住在北平的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打电话。张希陆到傅作义家后，傅兴奋地说：“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就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不久，张伯苓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这封信。他读罢书信，顿觉豁然，领悟到这是学生周恩来对他的爱护。于是他下决心拒绝了蒋介石多次劝他与蒋同机飞赴台湾的要求。

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起草。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黄钰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这个遗嘱有以下几句话：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环境教育方面和爱国教育。

戏剧教育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根据曹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教育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环境教育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张伯苓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爱国教育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寇“蚕食”华北。时局动荡，神州满目疮痍，张伯苓忧心忡忡，深感必须通过一次演说，与全校新老同学“谈谈现在的情形”。

1935年9月17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前夕，在南开大学新学年始业式上，张伯苓说出“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的爱国三问，爱国三问直击灵魂，给蒙昧者以当头棒喝，重燃热血青年爱国斗志。

习近平总书记称张伯苓“爱国三问”，“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践行公能教育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张伯苓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张伯苓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创办南开系列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们在天津共同创办“私立中学堂”，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九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二十五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南开系列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学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和“南开人”的治学精神。并以“容止格言”为学生的仪容举止规范。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原南开小学（被日军炸毁，后未复校）、蜀光中学等。

奥运三问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最早提出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最早参与

张伯苓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最早提倡

张伯苓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十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最早创建

张伯苓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最早促成

张伯苓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兴奋之余，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最早发起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九月七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2022年12月2日，入选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名单（特别致敬人物）。

光明网《南开创办人张伯苓诞辰》：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兴学育人，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周恩来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伯苓的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提倡教育救国，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他却实实在在保护过进步师生。

人民网《南开之父张伯苓》：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开大学（《张伯苓与南开精神》）：伟大的教育家应当造福于社会，并以自己的言行丰富着自己祖国的文化，其遗产也必为国人所尊崇和传承，张伯苓正是这样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业绩在社会上、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被传诵着。特别是他创办的南开大学，为海内外所称道，堪称一流学府。

周恩来：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温家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张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

李英华 王小龙（《自贡日报》）：张伯苓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爱国教育家。他毕生致力教育，功效卓著。他中外求索，革故鼎新，形成了一套先进的、科学的、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和指导意义。他成功地创建了私人办学的最完整系列化教育机构——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自贡蜀光中学。

张伯苓故居

张伯苓故居坐落在和平区大理道78号，原天津英租界的新加坡道（SingaporeRoad）39号，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张伯苓故居始建于1920年代中叶，是砖木结构的三层英式别墅，机砖墙身，多坡式瓦顶，属于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室内装潢均为菲律宾原产的木制地板、门窗和楼梯，并配有巴洛克式壁炉，装修讲究。房屋前后有宽敞的庭院，种有名贵的花草树木，环境幽雅。张伯苓夫妇于1950年9月15日带着周总理的一片关怀从北京回到天津，便租住于此。

纪念活动

201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南开大学举办了祭扫、座谈活动，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先生嫡孙张元龙，南开大学校党委书记、南开校友总会理事长薛进文，校长龚克以及张伯苓先生的亲属代表，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师生代表，各界南开校友代表，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代表参加活动。

张伯苓传记

《百年家族：张伯苓》（作者：侯杰、秦方）

《重读张伯苓》（作者：沈卫星）

《中国奥运先驱者——张伯苓》（作者：孙海麟）

《张伯苓在重庆》（主编：宋璞）

纪念文集

《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

参考资料

2024年3月4日起，讲述张伯苓的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1）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