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留下的资料记载，接管茅台酒厂时三家酒坊已是人去楼空，只有几间破屋、几个窖池和酒甑。1951年，人民解放军首先接管了“华茅”厂房，当时按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支付旧币13000元，华家只收了10000元，退回3000元。接下来又接管了“王茅”酒坊的一个酒甑、4个窖池。1953年11月，决定没收“赖茅”全部资产。前后三年，把三家酒坊全部接管完毕，三茅合一，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厂长张兴忠常感叹自己随部队转战南北，但是到了贵州剿匪时，牺牲的战友最多。所以，他表示一定要管理好茅台酒厂，在他半军事化的管理作风下，茅台酒的质量控制从建厂开始就控制很严格。

工资大都花在了酒师和工人身上，回忆建厂初期，为尽快恢复茅台酒的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带领战士亲自走访当地知名人士，打听三家酒坊的酒师和工人的住处，然后一个一个登门拜访，请回到茅台酒厂。1951年请回来9名工人，当年生产茅台酒0．34吨。1952年达到49人，产量是75吨，超过了解放前三家酒坊的总和。1954年以后，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全面纳入国家计划，茅台酒厂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父为了请回那些老酒师和工人，连家都不顾，经常拿自己的工资买烟送给酒师和工人，还亲自为患病的老酒师洗脚，那些老酒师和工人很受感动，就都回到厂里来了。

当兵打仗出身，一股山东人的豪气，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却很细心。为了稳住回来的酒师和工人，他派人把他们的家属都接到茅台酒厂来，安排照顾得好好的，这一招很不简单。当时经常是有家不回，成月和酒师、工人吃住在一起，工资大都花在他们身上了。1954年，茅台酒厂已初具规模，生产蒸蒸日上。当年，周恩来总理带着茅台酒参加了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周总理还风趣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他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茅台酒厂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庆功大会，会后少不了要喝茅台酒。不得了啊，几十个工人排成队，非得要挨个给他敬酒。这下麻烦了，不喝吧，对不住工人们的一片诚意；喝吧，酒量再大也受不了啊。但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人必须喝一大碗。抓住第一个敬酒工人的手，先干了一碗，然后等对方也干了一大碗才松手。连喝了三个人后，其他敬酒的人都吓跑了。

叶落归根

仍难忘那分“酒缘”

“文革”结束后，上级谈话，希望他再回茅台酒厂担任领导工作。由于有严重的心脏病，提出回山东老家治病安度晚年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1974年5月，在遵义市委和仁怀县委的安排下，从贵州省仁怀县回到了老家山东省东阿县。回到老家后，依然关心茅台酒的发展和生产，并和茅台酒厂的师傅一起对国营东阿酒厂进行技术指导，酿造出了山东的茅台---“阿矛酒”，后改为“东阿王”品牌。他常说，季克良（原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这个人，有文化，江苏南通人，专门研究微生物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果然，季克良在当了多年的“臭老九”后，从副厂长到总工程师，从厂长到董事长，到全国酿酒品酒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把茅台酒的质量和产量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