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率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政府，由此开启了“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后期，西南联军的形势岌岌可危，粤军主力被打垮，桂军逃回了广西，谭延闿和赵恒惕只剩下湘西的地盘，驻守在柳州一带。数千名湘军缺枪械，少粮饷，更无斗志。谭延阊想到了善于用兵的张其锽，他连忙写信给张其锽，请张其锽速速赶到永州参加军事会议，商量对策。张其锽届时正在广州，接到来信立即赶往永州，等他抵达时，军事会议已经开始了。与会的将领都认为凭湘军当前的力量实在无法再与吴佩孚抗衡了，纷纷主张放弃湖南，退到岭南去。张其锽听到众人都是如此主张，立即站出来，力陈不可放弃湖南。湖南是两广的屏障，湖南失守，则两广的门户大开，北洋军就可以直指军政府的大本营。

大家虽然也明白湖南地位的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将领敢再与吴佩孚对抗了。于是张其锽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守永州。谭延闿和赵恒锡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张其锽回答只要三百人就够了。众人听了将信将疑，心里都想三百个人如何抵抗吴佩孚精锐的第三师。

谭延闿和赵恒锡分了三百名士兵给张其锽，其余人则向后方退去。永州多山，张其锽命令这三百人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吴佩孚于5月28曰占领衡阳，就把司令部设在衡阳。他的前锋部队又已攻下衡州，一路往南如入无人之境，没想到在永州遇到强敌阻挡，似乎永州有重兵把守。吴佩孚的既定方针本来就是打下衡阳后不再前进，他接到前方的报告后就命令部队停下，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

张其锽见两军相峙了一些段日子没有开战，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吴佩孚。张其锽在信中反复说明了“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两得其利的种种利害关系，劝说吴佩孚上为国家百姓着想，下为直系自己的利益考虑，不要为段祺瑞再继续打下去了。张其锽的信打动了吴佩孚，因为信中的观点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吴佩孚攻打湖南立下大功，段祺瑞却把湖南督军的职位给了张敬尧，这笔帐吴佩孚当然记在心里。吴佩孚以前就听人说张其锽是“一代奇才”，见了他的来信，极想见见这位守在自己对面的带兵的文人。他听说岳州镇守使葛豪与张其锽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其钜相熟，便吩咐葛豪打电报给张其钜，请他约张其锽到衡阳一叙。张其钜亲自赶到前线，向张其锽转达了吴佩孚的邀请。张其锽只带了两名随从，就由张其钜陪着到了衡阳。

吴佩孚与张其锽见面后一席长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天两人就结为异姓兄弟。吴佩孚年长为兄，张其锽为弟，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吴佩孚与张其锽商定停战，于是又邀请了广东和广西的代表，加上张其锽代表谭延闿，一起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18年6月16曰签订了停战协议。接着吴佩孚在衡阳前线连发通电，阐述停战和平的主张，抨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显而易见，吴佩孚“罢战主和”，完全顺应了人民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的愿望。和平协议签字生效后，南北方再也没有发生过交火。湘西的百姓终得免受兵灾之苦，这完全是张其锽的功劳。然而张其锽是个不爱做官，不要权利的人，功成身退，把统率的部队交还给湘军将领，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上海的家中。他乘船离开湖南的那天，部队和百姓都排列在道路两旁，送行的人足有数万人之多。

为吴佩孚策划“撤防北归”

吴佩孚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在稍成气候之后就模仿曾国藩建立自己的幕府，聘用一些名流、宿彦担任他的幕僚。他也和曾国藩一样，每顿饭都和幕僚们一起吃，边吃边议。他结识了张其锽之后，当然希望他来协助自己。张其锽接受了吴佩孚的诚意邀请，成了吴佩孚幕府中首屈一指的幕友，在内为吴佩孚襄赞帷幄，在外为吴佩孚联络、游说、交际。张其锽为吴佩孚策划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撤防北归”。

湖南督军张敬尧在长沙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他的部队公然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搞得湖南暗无天日，民怨鼎沸。张敬尧在湖南为非作歹，引起湖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一个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何叔衡等人领导的新民学会。然而，吴佩孚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就像为张敬尧守着大门。如果第三师撤往北方，湖南的军队就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张敬尧。

张其锽本与谭延闿有极深的私谊，因而在吴、谭之间穿针引线，又邀请了西南其他各派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的代表，于1919年11月在衡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签订了一份《救国同盟军草约》。由于张其锽的居间联络，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了默契，“吴军朝发而谭（延闿）军夕至”。谭延闿和赵恒锡率领的湘军只有一万多人，以二千支缺少子弹的旧枪，向张敬尧的第七师发动猛攻，把这支腐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仅用了十四天的时间就击溃了张敬尧的十万大军，从而将北洋军势力全部逐出湖南。

吴佩孚撤防北归后，在随后爆发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均以少胜多，张其锽则在幕后发挥了参谋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职大总统。他上任之初，提出了一个废督裁兵的方针。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这个题目，没有人能够公开反对，然而没有一个督军愿意放弃自己的权柄，大家拖而不理，黎元洪也无可奈何。督军既不能除，则裁兵也是一句空言。废督裁兵都落了空，黎元洪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下令对身兼省长的众督军采取了消去省长，专留督军的措施。黎元洪上任伊始，一个月之内就先后任命了七个省长，不过由于督军们的强烈反抗和抵制，大多数的省长无法上任。

1922年6月，在吴佩孚的推荐之下，黎元洪特任张其锽为广西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张其锽上书谦辞，黎元洪不准，并催促他速去就职。张其锽知道这是一个极困难的差事，因此也不带家眷，只带了两个旧部下乘轮船去广西上任。

当时的广西极混乱，同时存在多支人马。既有黔军，又有两支滇军，还有三支桂军。面对这么多的军阀，省长的政令不出南宁周围的几个县。尽管如此，张其锽还是极想干出政绩。他在广西，奉行两个字的方针，一曰“勤”，一曰“忍”。他见广西历年战乱，地方凋敝，百废待举，而财政极度困难，决定从整顿财政入手。他制订了一个广西银行发展计划，并奉准增加广西银行发行额，以应军需、行政、教育所需。他尽力砍去不合理的开支，涓滴归公，使军需之外，行政、教育经费也不致过于短缺。张其锽自己曾对人说，凡军饷行政费用之开支，田赋税款之催收，地方琐事之强求，事事均须精心应付。凡条款、章程、议案、公文之类，均亲自执笔。他经常在睡觉时闭目构思，每考虑成熟便半夜披衣起身写作，动辄下笔数千言，其苦心焦虑如此。除去“勤”，尚需“忍”。省长手中无兵，因而无权。每遇到政令无法推行，或是军队索饷甚至列兵相向，张其锽均隐忍处之。1924年李宗仁、黄绍竑的桂系崛起，组成广西定桂军讨贼联军于七月攻入南宁，张其锽于是从容作出交代而后离去。

辅佐吴佩孚东山再起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7月张其锽任广西省长的两年间，吴佩孚在洛阳虎视天下，这是他事业与声望的鼎盛时期，但也由此盛极而衰，危机暗伏。吴佩孚不赞成曹锟贿选总统，因而曹吴失欢，貌合神离。直系的内部四分五裂，吴佩孚与直系的几员大将，尤其是与冯玉祥，都产生了矛盾。张作霖利用这一形势，一方面联络四方，另一方面整修军备。经过两年的备战，1924年9月张作霖率17万奉军分五路杀进关内。这下子急坏了曹锟，连发数道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吴佩孚速速来京抗敌，又派出一批批劝驾的专使前往洛阳面请。吴佩孚本极不愿在此时开战，他知道此时战奉凶多吉少，然而军情急如火燎，吴佩孚心存故主，难忘旧情，只得硬着头皮出发，于9月17日乘专车入京。在此之前他已写信请张其锽北上相助。

吴佩孚到京的第二天，在四照堂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亲笔点将，六十名将官一一分配任务，分兵三路，对抗奉军。吴佩孚亲赴山海关前线督战，直奉两军主力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军在死顶硬拚之际，天天盼着冯玉祥的西路军能得手，没有想到在1924年9月24日传来了冯玉祥倒戈的消息。

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秘密结成了准备倒戈的联盟，他故意慢慢吞吞地行军，天天关注战场形势，等到吴佩孚出京之后，判断吴佩孚无法迅速取胜，立即决定倒戈，全军连夜回师北京，在孙岳的接应之下，控制北京，软禁曹锟。在冯玉祥与奉军的夹击之下，直军崩溃。吴佩孚滞留天津，形势越釆越危急，然而他宁死也不肯躲进租界。幸亏吴佩孚的幕僚刘永谦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在最后关头拉着吴佩孚，率领幕僚及卫队，登上早准备好的华甲舰，浮海而去。

吴佩孚在舰上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检讨过去，并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会上大家都不发一言，最后还是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在这五点意见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在直皖战争前，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倡导和平统一的时候，他就博得一般人的热烈同情和支持，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武力统一主义者。在吴佩孚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战祸遍及于湖南、福建、浙江、四川、广东各省，他在势力范围扩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各方势力的共同讨伐之下，从而最终必将一败涂地。

吴佩孚看过之后，略加考虑后说：“很好。五项高见之中我可以采纳其四，就只另选根据地一点，我看大可不必，我们还是回洛阳去”。

吴佩孚原打算回到洛阳，然而墙倒众人推，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走投无路时，湖南赵恒锡伸出了友谊之手，请他前往湖南。吴佩孚最后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到湖南岳州住了下来。

以前张其锽在吴佩孚的幕府中仅是客串性质，由客串而正式加入吴佩孚的班底，不是在吴佩孚虎视洛阳，声望如日中天之日，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从山海关兵败到暂栖黄州、岳阳，吴佩孚亡命奔波，是他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其锽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协助他安排行止。

吴佩孚到达岳州，在决川舰上一住七个半月。在此期间，皖奉结合，势力扩张，直系将领人人自危，深感还是需捧吴大帅出来。于是各省代表络绎不绝登上决川舰，无兵无权又无钱的吴佩孚，居然一跃成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这真是一个奇迹。张其锽对外缔结盟约，对内调和将帅间的矛盾，功不可没，因此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选汉口东北的查家墩为总司令部址，成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首先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

遇难经过

吴佩孚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的大将都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吴佩孚唯独对张其锽极为敬重。吴佩孚对张其锽从不直呼其名而称呼张省长。吴佩孚如果对部下说：“去请省长来”，大家知道就是指的张其锽。然而吴佩孚东山再起后，虽然声势很大，但已是他事业生命的回光返照。他刚愎自用的性格越来越显现出来，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在战略和用人上一误再误，最典型的是两件事。

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共同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夹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冯玉祥为了保全实力，自己出国赴苏联，把部队交给张之江、李鸣钟。张之江和李鸣钟决定投靠吴佩孚，抵抗张作霖，向吴表示愿率部听命。消息传来，查家墩总部一片欢呼。国民军投诚，等于讨冯目的已经达到。利用国民军共同讨奉，岂不是稳操胜券。没想到吴佩孚说，“人无信不立”，不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尽管张其锽等高级幕僚劝他，但他抱着“信义”的原则，不允许再提讨奉的话，继续进攻国民军。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赵恒锡主政湖南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借口赵恒惕偏袒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与赵恒惕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不得不退位离开。

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决定声援叶开鑫，联合进攻湖南。张其锽劝吴佩孚：“此湘省内部事，公宜处之以静，观其蜕变，因时制宜；若作左右袒，犹扬汤止沸也。”张其锽还屡次劝吴佩孚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张其锽看到了广东的革命军政府已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方巩固，日益强大，不可为敌。

可惜吴佩孚困惑于左右之言，听不进张其锽的意见。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广州新生力量的壮大。1926年4月25日他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张其锽是秘书长，掌管着吴佩孚的大印，所有的文书必须张其锽用印后才能生效。张其锽决定不迁就吴佩孚的命令，对叶开鑫的委任令送来盖印三次，都被张其锽拒绝。张其锽这时把行李都已卷好，只准备第二天就辞职而去（张其锽有一个习惯，他常常不睡在床上而喜欢靠在藤椅上睡觉）。没有想到由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出面，到了晚上命令嗣子吴道时（吴佩孚本人没有子女，吴道时是吴佩孚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吴佩孚）来恳求张其锽，说吴佩孚已经答应了别人，如果再撤销这一任命，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吴道时跪在张其锽面前，张其锽不肯用印或是辞职，他就长跪不起。张其锽是个重情义的人，碍于情面，长叹一声只好继续留下。

然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张其锽所料，吴佩孚既要北上讨伐冯玉祥，又要南下驱逐唐生智，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虽然叶开鑫军攻进长沙，唐生智退往衡州，但是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兵援唐，从广东、广西打进湖南。1926年6月2日唐生智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国民革命军提早北伐，吴佩孚于是走上了迅速失败的道路。

吴佩孚不肯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后继续向北京进逼，结果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推到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中。国民军退出北京，据险扼守南口，拖住了吴佩孚的军队。等到8月14日直奉联军攻下南口，吴佩孚1926年8月25日赶回武汉，北伐军已攻克了湖南全省，北洋军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吴佩孚一到武汉，正赶上北伐军全线总攻险隘汀泗桥。北伐军前仆后继，奋勇冲锋。吴佩孚命令不惜代价，全力死守。他组织了八个大刀执法队，凡有后退官兵，立斩不赦。然而大刀队也终于挡不住北伐军的猛烈攻势，溃兵如潮水般败下阵来。叶挺的独立团在这一战役中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1926年9月4日，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汉三镇，汉阳和汉口接连失守。北洋军大势已去，吴佩孚退回河南。武昌孤城虽死守四十天，但也终于落入北伐军之手。武汉失守后吴佩孚的左右皆遁去，唯独张其锽不走，每见到吴必骂，吴亦甘愿接受。由于北伐军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在洛阳才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1927年4月张作霖借口要南下与革命军决战，从背后杀到洛阳。吴佩孚于是移驻豫西的巩县，想避开战端。他喘息未定，奉军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的要求，吴佩孚手下的一点屡败之兵，无法对敌，于1927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经过嵩山，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南阳。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虽然于学忠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但于学忠的第八军派系杂乱，形势并不稳定。吴佩孚与手下商量了半天，最后他决定入川投奔杨森。

吴佩孚带领两团卫队离开南阳，当晚在河南邓县的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条大路，但远五里；经构林关，近五里。第二天（1927年6月2日）早上出发，由于第一团先头部队走大路很平静，本队及第二团决定改走构林关小路。出发时张其锽所骑的马，忽然狂跳不肯向前。张其锽大怒，接连猛抽它数鞭才肯往前走。正午到构林关午餐后，地方乡绅纷纷拿着纸请吴佩孚题字，吴佩孚不忍心拒绝，于是一一为他们书写。等到午后2点，南冈方面忽然传来断续枪声，张其锽恐怕久等生变，带领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探路。往前走了大约三里，地名灰店铺，遇到一片小树林，张其锽骑马走在最前面，突然从树林中射出子弹，张其锽中弹后急忙翻身下马，结果腰腹间又中弹，于是当场气绝身亡。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听当地人士说，这是樊钟秀的一伙匪徒，误以为张其锽等人是商旅，想打劫财物，后见大队人马已到，于是四散逃去。吴佩孚见老友惨遭横祸，抱着尸体大哭一场，他请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寄放在关帝庙内。

张其锽不仅涉猎诸子百家，还精于占卜之术。在湖南战场上，有一段时期他每天占卜一课，预测第二天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写完之后立即封存起来。第二天战事结束，则由谭延闿开封查验，批写是否灵验准确。后来还有人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出版了一本《谭张墨迹》。由于张其锽屡次测准战况的发展，他的神机妙算也广为人知，后来越传越神，说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