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顽斗争胜利后，三支队内部以国民党党员赵森堂、王文峰为首的右派分子，愈加感觉到中共在三支队和全县中日益扩大的影响，想借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发动叛乱，篡夺三支队和掖县政府的领导权。他们一边暗地派人到鲁南山东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处请委（秦任赵森堂为“国民党第七梯队司令”兼掖县县长）；一边密派爪牙到莱阳刻制关防印信、印制委任状。对赵森堂、王文峰等人的阴谋，三支队特支早有提防，并已派人暗中探察情报。在掌握了大量罪证后，经周密安排，于7月4日提前采取了行动。先是以召开三支队队委会为名，将赵、王二人骗进会场，随即将其缴械逮捕，然后组织力量分头在城内外抓捕其同党。当天，支队军法处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们只好认罪。第二天赵、王等主要头目和叛乱骨干被处决。通过“七、四”平叛事件，摘除了三支队肌体内的毒瘤，纯洁了队伍，从而也实现了中共对这支武装队伍的绝对领导。8月初，胶东特委派李耀文来三支队任政委，胶东特委书记王文，三军主席林一山也先后来掖县商谈三军与三支队合编事宜。8月12日，三支队正式编为三军六十二团和五十五团，成为三军的中坚力量;原三军各部编为三军六十一团和六十三团（不足编）。六十二团由郑耀南任团长，李耀文任政委，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长任秘书长。合编后，三支队的《抗战日报》社改编为胶东《大众报》社;北海银行、兵工厂、被服厂也都移交给三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三军的整体力量。合编后，还使胶东地区的东西两块主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5日，在黄县城以掖、黄、蓬三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基础成立了“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39年1月，在日寇的步步威逼下，二十一旅奉命撤出掖县，开赴胶东腹地山区，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是年3月，原三支队主要领导人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调离二十一旅，奔赴延安学习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最后，三支队武装几经整编后， 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这是一支人员众多、军容整齐、装备优良、战绩骄人， 它不仅是抗战初期胶东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在胶东抗战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而且还被列入山东最早发起的十大抗日武装， 在山东抗战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张加洛在此其间撰写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政治理论和方法》等政治理论读物，宣传党的建军思想。同时，三支队创建了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为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38年5月，盘踞在平度的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张金铭勾结招远、栖霞、莱阳等地的顽杂势力，分四路向掖县发起进攻，企图消灭三支队。张加洛亲自到黄县向胶东特委汇报，请求增援。在夏邱，三支队与胶东三军和八支队联合作战，击退了张金铭等顽杂势力的军事进攻，取得反顽战役的胜利。之后，三支队又粉碎了内部以国民党顽固分子赵森堂为首的叛乱阴谋，清除了隐患，纯洁了队伍。 1938年8月初，中共胶东特委为加强党在胶东的武装力量，决定掖县三支队与胶东三军进行合编。掖县三支队编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由此胶东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八路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即具有光荣战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前身。

1939年3月，张加洛被党组织派送到延安学习，入抗大学习(五期学员)。1941年后，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秘书处副处长。 1946年5月回到胶东军区政治部，先后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胶东北海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5月后任华东军区警备五旅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

1950年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5月，任江苏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江苏省纪律委员会副书记。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64年4月，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政治部主任。在“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5月，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95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病逝。

张加洛晚年对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历史进行了整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使三支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获得正确的评价。张加洛不顾个人声誉，历时五十余年，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材料，力纠偏差，最终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张加洛之子、历史文化学者张宙星历时五年整理创作的《张加洛将军访谈录》《张加洛将军自传》两本书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两本书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张加洛将军在党的领导下与掖县儿女共同抗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经历，解读莱州红色基因图谱，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张宙星老师告诉记者，莱州是父亲的故乡，这本访谈录讲的又都是莱州的革命历史，这本书的出版对莱州来说意义更为不同，《张加洛将军访谈录》《张加洛将军自传》的出版是在莱州市文史委编著《张加洛文稿》基础上编撰整理的。1998年，张宙星老师的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嘱托张宙星给父亲出四本书——一本画册、一本自传、一本访谈录、一本画传。张宙星老师说：“我将父亲的老照片、手稿、历史文献理顺好分批次捐给莱州档案馆，让老人家的文献有个归宿。”父亲是红色文化的创造者，儿子是红色记忆的守护人，张宙星立志将父亲——老将军张加洛留下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读史和习画是张加洛的爱好，其中绘画是张加洛的兴趣所至，笔墨造诣，被书画界誉为“老干部第一人”、“老将军第一人”。张加洛自幼喜爱绘画，对国画有一种特别心悦的感受。他最初从画史论之类的书报画刊中逐步入门，知道了国画的发展脉路和艺术欣赏。有闲暇时，也常到画店转转。张加洛最欣赏写意画，他曾表达，写意画构图简约，敷彩鲜丽。这一传统式样，属于纵横秀健、粗放疏宕的一路，大胆破格，有很高的抒情状物的表达能力。由此，以临摹入手，他选择了这一路的代表人物，如明清的青藤、八大、石涛、扬州八怪及近代的虚谷、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经过多年习画，张加洛由最初兴趣所至，逐渐变为一种执着的探求。不同于以往，他是在以画抒情，以画表达自己的意境和感悟。在不断地临摹中，张加洛逐渐明白，笔之画功，在于笔之写功，画画即是写画。如今再看，他是拟古而求变的画风，通过笔墨所强调的情与物，给人一种不拘章法、豪迈纵逸的气势。从习画中走出一条路子。

张加洛擅长花卉，最常见的是泼墨渲染，气势勃发。其中有一幅《葫芦图》，他是从明代青藤模式中引发开来，又以李苦禅的葫芦为式样，但形体与笔墨则完全变了格式。他用泼墨渲染枝叶，以浓淡阔笔勾线，愈加表现了枝叶的勃然生气。造型式样，排除小笔头勾染的拘泥成法，一变而为另一种类型，即张加洛自称的“飘逸”，超凡脱俗的境界。李苦禅也曾在其《梅花图》上题跋“苦禅拜观”、“笔墨有明人气势”。其实，张加洛的画题材多为花卉，以写牡丹为多，有重彩，有泼墨，有点染，有双勾。他笔墨运用，随意而多有情致。花瓣是纵横几大笔一抹，虚实相间，浓淡相生，不靠任何勾勒，放笔直取，重彩涂抹。牡丹花瓣一出，神韵盎然，彩中见骨，笔劲墨重，清新激越，真乃大气浑然。松柏、梅花、竹、兰草、菊花、葡萄、荷花、山石等，亦是常画题材，各有其妙。

据张加洛之子张宙星回忆：“父亲说，自己画不出什么风格。父亲认为要从习画中走出一条路子，有自己的面貌，实是不易的事，需要长期刻苦钻研，还要有相当的文化学养。”

张加洛在留下了戎马一生的革命经历和种种传奇之外，还为他所留恋的这个世界存留下了许多颇具才情并洋溢着浓浓情趣的书画作品。张加洛曾说：“那时，紧张的脑力松弛下来，仅把绘画作为消遣休息之娱，从未想过在国画艺术上要有什么造诣，当什么画家。”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心态，张加洛所画出的画，便更加少了一些矜持，而多了些本真艺术的自然呈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张加洛开始更多地画出了一些大写意花鸟画，并有率意之气的书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