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教授会向学生致辞，提出三点意见：“奋斗、续学、耐劳”。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胡适创办）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动，抨击国民党独裁。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6年，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他猛烈抨击反动当局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的建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了张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并将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至1973年，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9月，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多有建树。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

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风运动中，他对当时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的评价。7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帮助整风。张奚若在会上分析了党在工作中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1973年7月18日，卒于北京，享年84岁。

张奚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关心国运、痛恨腐败、独裁，积极地参政议政。

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痛斥态度暧昧、有挟寇自重嫌疑的地方当局，以致《独立评论》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

在抗战时期，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蒋介石最怕起立质询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人是钱端升、罗隆基和周炳琳）。

在重庆谈判时期，他与钱端升、朱自清、吴之椿、闻一多等联大十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1946年，他发表“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主题的演讲，引起巨大反响。

1948年，他与朱自清、吴晗等签名支持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声明，积极地参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

在清华，张奚若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称他是自己“最老的朋友”，金在回忆录中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在这位老友的印象中，张奚若只发表过一篇《主权论沿革》的文章。金岳霖的记忆显然有误，张奚若在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并非只有一篇，不过也不是很多。张奚若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 《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请蒋介石滚蛋

1937年后，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

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张奚若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

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

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

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确定国家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

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政治不要为了做官

即便面对学生，张奚若也还是一番硬人的言辞。

西南联大一次开学时，他向新生泼冷水，如果你们来念政治学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读几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可以继续钻研。

张奚若多次对学生说，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还说学政治学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张奚若的名句是——学问要往远处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