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的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儿子读书。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发展得那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童年时候，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使他像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张爱玲别无选择，随着她长大成人，世界日渐宽广，她对这个弟弟越来越生疏了。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也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了，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前面说了，张志沂没有儿女心，张爱玲得父亲那点宠爱，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能够契合，又能满足他一点儿虚荣心，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表现平庸的他，倍受父亲冷落。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那之后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弟弟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黄素琼是冷静的，她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吧。而我的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也许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惯了的，“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按照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对自己也不在意。这种“自轻”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喜欢他，也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的冷淡是摆在脸上的，“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

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同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静听的姿态就是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但是，偶尔见到一次，张爱玲还是会在这个弟弟面前露出她最放松的一面，比如，告诉他，有外国男人邀请自己去跳舞她不会跳等等。在张子静的眼中，这个姐姐很特别，也很优秀，没有了童年时小小的妒意，他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愿意在她的光芒里来来去去，而张爱玲的心路历程要复杂得多，她的少女时代，被表姐评价为一个又热情又孤独的人，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个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对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

“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母亲的光环所以消失，第一是这世上本无仙女，第二是让她把母亲当成仙女的距离取消了，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除了这两点影响，我觉得张爱玲也另有一些想法，那就是，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一九四六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貌似张子静和乃父颇为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性情和善，不愿意与别人有异，现在好容易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很有个性地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从国外回来了，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家里安安静静的，原该有一个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不是漠不关心，却只关注些皮毛，为什么不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一九四八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一九五七年，病逝在英国。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在张爱玲的描述中，这位继母仿佛非常残苛，但是，那几个片段代替不了全部，我们用平常心看过去，她对张子静，最多不太好，也算不上虐待。再说许多年处下来，怎么着都会有点感情，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

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还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薄寒的遗产。

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年老无人照顾，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

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孙用蕃知道他说得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我行我素，就此作罢，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一九八六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一九八八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张子静不是个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一生都无甚积蓄，在农村中学教书时，想在当地娶个老婆都没有实力，退休工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对于这位身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姐姐，也许是抱了一点幻想的吧。张爱玲说“没有能力帮你的忙”，也许是实情，不过张爱玲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也许她没有想到她的遗产——主要是文稿版税那么值钱，但连给弟弟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张爱玲这个人真够绝的。

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不管两人感情真相到底如何，起码没有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张子静在上海市区恐怕很难有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不过，张爱玲也不能说对这个弟弟无所馈赠，在那些寂寞时日里，想到这个姐姐，仍觉得是家族与本人的一份荣耀，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作为张爱玲最为亲近的人，把别人永远无从知道的，跟张爱玲有关的情节说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我的姊姊张爱玲》，大部分内容由他口述，他说起姐姐，固然是有一说一，言及自己，也是这样诚实，一个沧桑者的诚实，让笔者生出这如许多的感触。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及时相助？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虽然姐姐并无太多关照，几乎如同陌路，张子静亦做厚道的理解，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为这样一个弟弟这最后的心迹，他的一生平庸而温厚，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