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965年，任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副局长。

1978—1983年，当选为中国农学会专职副理事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1983—1991年，任中国农学会荣誉理事，1988年第20届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授予“荣誉终身会员”称号，1991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业专家。

1992年3月23日，因病在京逝世。

1、张心一．中国人口的估计．

2、张心一．准备中国农产预测的试验．立法统计月报，1930，2（5）．

3、张心一．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料．立法统计月报，1930，2（6）．

4、张心一．新历二十四节歌．

5、张心一．中国小麦下种时季的研究．立法统计月报，1930，2（8）．

6、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上海：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31（原著为英文） ．

7、张心一．中国棉产统计方法之商榷．立法院统计月报，1931，3（2），

8、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3．

9、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

10、张心一．六年甘肃生产建设．甘肃民国日报，1946年12月31日．

11、张心一．保持水土发展农业生产．北京：中华书局，1953．

12、张心一等．西北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科学通报，1954（6）．

13、张心一．进一步发展我国南方的绿肥生产．红旗，1962．

14、张心一．半干旱黄土区如何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全国水土保持耕作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1983．

15、张心一．用蓄水保土的耕作措施加快黄土丘陵地区的改造和建设．水土保持，1985（6）．

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

张心一（1897—1992），农业经济学家、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专家、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土坝水库，创办了第一个水土保持站，对西北黄土高原倡导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持续利用，引进草木樨、白兰瓜、洋槐等优良作物，培育人才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

张心一，原名张继忠（对外一直用C.C.Chang，即继忠的缩写），1897年1月17日生于甘肃省永靖县抚河村。少年时，家庭贫困，7岁启蒙，读私塾3年，10岁起在家帮助母亲务农，13岁进兰州师范附属小学，次年转入皋兰小学，并在课余跟随小学老师和一个来兰州在教会避居的进步青年学英语。

1914年他考入兰州中学，正在读一年级时，适逢北京清华学堂（当时是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现清华大学前身）在甘肃选考公费生。张心一凭着学了几个月英语的优势，得以人选，经过1个多月艰辛的旅程徒步来到北京。复试时，因英语不及格，并超过规定的入学年龄而不能录取，后经据理力争，并说明是步行来京，感动了主考人，允许先试读半年再说。半年后英语小考及格，才成为正式学生。

在清华学堂的8年（1914—1922年），除完成各项功课、打好英语底子外，为探求人生目的和道路，还研究了中国诸子百家和佛教、基督教的理论、伦理道德，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与民族和解的民族观。这几乎成为他此后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深感北洋政府的腐败，和同学们参加了运动，并曾被反动军警拘留10多天，以后更为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以革新时务为己任。他同高士其（后来成为著名科普作家）等在“校役夜校”义务教课，还兼任过一年校长，帮助扫盲。他和梁实秋、潘光旦等4人组成了“厚薄社”——意思是他们“天性欠厚，脸皮欠薄”，不作老好人，遇他人有不合理言行，立即批评，反对虚伪客套。1921年该校学生会组织“学生法庭”，他任第一任检察长，主持公道。

在清华学堂时，他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一直坚持到耄耋之年。从青少年开始的艰苦锻炼，使他一生得以抗过了肺结核、伤寒症和80岁后的3次胃肠癌症手术，活到95岁高龄。

立志学农，组织“新农会”

在清华时，张心一便立志学农。他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如程绍迥、熊大仕等组成了“新农会”，相约将来学成归国，为改进祖国农业而干一番事业。他于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选定美国州立依阿华大学农学院学畜牧，同时利用暑假在威斯康辛大学学遗传学，在密执安州实习森林材积测量，在怀俄明大学学习羊毛加工处理。

他在依阿华大学农学院时，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抓住一切机会做“国民外交”，宣传中国的历史文化、儒道的哲学思想、世界大同的理想和中国的农业情况，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改变看不起中国人的偏见。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使治学、行为都不落后于美国学生。

1925年，张心一28岁时，从依阿华大学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当时，“新农会”的同学相约回国创办大农场，但又深感没有经营大农场的农业经济知识，于是共同推举他在美国继续学习农业经济。张心一欣然接受，当年秋进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读研究生，1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为以后成为农业经济学家打下了基础。

在他即将就读博士学位时，系主任华伦教授推荐他参加美国关税委员会的5人调查小组，到日本和中国调查出口大豆的生产运销成本，作为厘定关税的依据。此举正合张心一等去东北办大农场种大豆的心愿，便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在参与调查时，总是采用较高的用工量估算大豆生产成本，以期美国的进口税率订得低点，有利于中国大豆的出口。

东北调查结束后，他又奉命去调查地毯、鸡蛋的生产运销成本。到达汉口时，适逢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群众扬眉吐气，收回了为英、日帝国主义所强占的汉口租界。他亲身感受当时振奋人心的大革命气氛，热血沸腾，便辞去美国调查小组的工作，放弃回美国读博士学位，而留在上海工作。

开创中国近代农业统计

张心一面对当时的中国时局，并不能实现他办农场的愿望，受人推荐，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任农业经济系副教授和农业推广系主任。他从1927年到1929年夏教了两年书，当时金陵大学是用英语讲授，内容都是西方国家的理论和事例，缺乏中国的农业经济资料。他便去南京郊区农村作调查，但一个星期调查取得的资料1小时就讲完了，深感缺乏更为丰富的农业统计资料之苦，就立志开展全国的农业调查统计工作。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他应邀担任农业统计科长后就一心想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农业普查。当时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使他找到了1个聘请农情报告员的办法，在23个省、600多个县内聘请了1700多名小学教员、农耕工作人员等完全尽义务的农情报告员，建立起“农情报告”制度。他根据这些报告表，结合本县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估算出各省和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如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收获指数、灾害分布、牲畜头数等，并进行农家经济预测，从而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统较科学的农业统计工作。

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对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写成了专题论文，如《中国人口的估计》，首次估计当时中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得到了社会公认。他当时撰写的《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资料》和《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全面研究我国近代租佃制度、粮食问题较早的论文之一。1933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农业概况》一书，以较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全国25个省的农业基本情况，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认为这本书在当时“不但是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好的农业估计数值”。他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珍贵资料。

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中国小麦下种时季的研究》论文，首次划出中国的春麦、冬麦的分布界线和各地的小麦播种期，还把阴历的24个节气同阳历联系起来，每月固定上旬为一个节气，下旬为另一个节气，并编成《二十四节气歌》，广为传播，以指导农业生产。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军兴，南京国民政府机构变动，张心一辞去统计处工作，回到金陵大学。由于战乱，无书可教。幸好得到金陵大学出差旅费可以进行土地利用情况调查，他决定先去甘肃、青海，后去广东、广西和福建了解各地的不同情况，并作些典型调查。当时，社会不安定，这种调查是十分困难的，不时遇到盗匪抢劫、断水断饭，历时一年半辗转万里，才完成了这次调查工作，其成果后来编入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卜凯署名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这部书是中国近代比较全面研究土地利用的著作，资料十分丰富，其中就有张心一辛勤劳动的成果。

1933年8月，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在柏林召开第三届年会，张心一前往德国出席这次年会。因为希特勒上台，美苏学者拒绝前往德国参加会议，会议流产。他顺道对德国、法国、丹麦、比利时、美国、英国、日本进行考察，了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不景气的状况，并结识了一大批各国的专家学者。

这一时期，张心一从事的农业调查统计，开创了我国近代农业统计工作的先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举办农贷，发展农业生产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因失去大豆出口的外汇，出现了大量外贸赤字，想通过发放农贷，发展丝茶桐油及粮棉生产，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来降低外汇赤字。1934年的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邀请张心一为中国银行办理农贷。张心一考虑到调查、教书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办农贷才可发展生产，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于是离开了金陵大学，担任中国银行农贷稽核兼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为使农民能得到好处，他办理农贷：

一是挑选一大批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当农贷员，帮农民组织合作社作为贷款对象，严防地主和土豪劣绅加入合作社把持贷款；

二是不要抵押，使没有土地房屋可抵押的贫苦农民也能得到贷款；

三是简化贷款手续。贷款条件只有一个：钱一定要用在生产上，到期一定要还。并且让农贷员给农民出主意、想办法，保证贷款运用得当，能够获利。如通过农贷推广作物良种和栽培技术，组织农民加工运销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帮助农民解决婚丧嫁娶的困难，使农民能安心生产。

这种办法深受农民欢迎，贷款金额愈放愈大，从几十万元开始，最后到上亿元；贷放地点遍布东北以外的20多个省份。因为他办的农贷能为农民办事，使农民受益，所以贷出的款几乎没有一笔是收不回来的。尽管农贷款额上亿元，发贷员五六百人，而他的办公室里却始终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平、津、沪、杭、武汉、广州，半壁江山相继沦陷，中国银行向重庆转移，农贷重点也转移到四川，为支持长期抗战，利用贷款扶植粮食、棉花、甘蔗生产。1939年重庆国民政府成立农贷委员会，农贷业务改由中国农民银行承办，张心一也被迫离开了中国银行。

创建我国第一个水土保持站

1940年冬，张心一出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这职务不是他谋求的，是行政院事前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情况下安排的。他曾一再坚辞，但终未获准，不得不前往赴任。并决心以“要做事，不要做官”的精神，为家乡人民办些好事。

上任之后，履行改革：

首先，实行政企分开，取消厅局官员插手管理企业的职权，由各企业组织董事会、理事会管理，消除了建设厅官员以权谋私的弊端。甘肃干旱缺水，他认为建设甘肃的基础是发展水利和林牧业，于是创办水利林牧公司，同时举办了经营轻工业和建筑业的兴陇公司、水泥公司、矿业公司等一批地方企业。

其次，大量引进省外资金和人才来办甘肃自己力所不逮的事业。如水利林牧公司就是向中国银行贷款500万元，省内发行水利公债1000万元以取得抵押现金500万元。就是说，甘肃自己一点现金没拿，便集资1000万元资金办起了水利林牧公司。

在他任内办理各种建设的事业费、投资、贷款共约38亿元，其中本省自筹的不过1/10。他还利用抗战期间技术人员聚集重庆不能发挥特长的机会，邀请不少人，如水利专家沈怡、原素欣，林学家邓叔群，畜牧学家黄异生，农学家汪国舆、李竞雄、盛家廉等等到甘肃参加建设，解决了甘肃人才缺乏的困难。

他在6年任期内为建设甘肃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在水土保持方面，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水土保护站——天水站。在兰州市徐家山采用水平沟、鱼鳞坑办法造林，以此证明在年降雨量三四百毫米的黄土高原上，荒山造林也是可能的。这个造林示范工程曾受到当时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赞赏，说他有澄清黄河的志向。

在水利方面，为甘肃扩大了约35万亩水浇地，修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第一座土坝水库——河西鸳鸯池水库，解决了酒泉、金塔两县多年来的争水纠纷。

在林业方面，他在洮河上游建立一个森林合理采伐，永续利用的示范林场，这个林场一直保持到1970年。玉门油矿要砍伐祁连山的树木建造1万职工宿舍，他坚持用间伐的办法代替成片砍伐，保存了祁连山的一大片森林。

在农业方面，他推广小麦良种，还从国外引进白花草木樨等上百种牧草、瓜果和蔬菜品种，包括现今驰名国内外的兰州白兰瓜，以及细毛羊种、黑白花奶牛等，同时开展了防治小麦黑穗病，试种甜菜的工作。

在工业方面，他办起了甘肃矿业公司，开采煤炭，供应陕甘。甘肃水泥公司为西北地区生产水泥，兴陇公司兴办造纸、制革等轻工业。

在交通方面，修通公路800公里，铁路1000公里。

张心一当时兴办的事业虽然有成就，也有效果不明显的，但是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在偏僻落后的甘肃历史上，毕竟是一度兴旺的时期。他当时创立的一些企业，也为解放后甘肃省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心一十分重视人才，也为培养人才做了许多实事。1934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未曾奔丧，寄回老家500元现款，以父亲节约丧事的名义捐赠给老家乌家湾（现抚河谚乡）建房办小学。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到了香港，总行的人员都按香港港元支薪，留在内地工作的也按港币汇率折成法币寄到内地。他认为，他的家属都在内地应该同甘共苦，而把超过原法币工资的部分交给金陵大学作奖学基金，以资助从沦陷区出来的学业优良的穷学生。

抗战期间，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利用国际援助款为中国办工业合作，在陕西宝鸡办了一个半工半读培养技术人才的培黎学校，受到胡宗南部属的干扰，办不下去。张心一帮助艾黎把学校迁到甘肃山丹，并将自己的儿子和外甥也送去学习，表示支持，还主动邀请当地开明绅士组成校董会，自任名誉校长，支持艾黎办学，免受国民党特务骚扰。在甘肃省建设厅长任内，他大力提倡从外省招聘专家带动本省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为甘肃引进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员，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己成为甘肃省经济建设的技术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张心一准备按原先约定辞去建设厅长职务，过了一年他经过整理和考虑，写成《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一文，发表在1946年12月31日《甘肃民国日报》，就其所做的工作向甘肃人民作了一个交待，并对甘肃今后的经济建设提出了4点意见，主要是：

①交通、大型水利、水电是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必需条件，非以中央人力、财力提前完成不可；

②重工业是轻工业的基础，应当先办；

③小型水利、改良农业、种树种草，老百姓都能自办，但政府和地方人士必须重视，认真督导人民继续不断地办；

④建设速度取决于人才，但本省人才不够，希望优秀青年选择生产职业担负起建设重任。这足以说明张心一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的精神。

1947年元旦，张心一离开甘肃省建设厅回到中国银行，任赴外稽核，主管工矿企业投资。但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已掀起反共高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不关心工矿建设。这段时间张心一在事业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使他关心政治，关心国事。在他岳父黄炎培和金陵大学校友杨显东等影响下，更关心解放区的情况，也在考虑解放后如何建设新中国。

另一方面，有些老同学老同事劝他去台湾。上海解放前夕，原清华同学国民党高级将领孙立人为他准备了飞机票要他去台湾，并许愿到台湾后可以担任农业行政最高长官的高位。此时，张心一已对国民党绝望，并坚信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一定会成功。共产党也一定会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用得着农业技术人才。所以，他坚决地留了下来，不去台湾。

为新中国发展农业勤奋工作

1950年张心一53岁，应邀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农业计划处任处长。1951年，他按陈云同志要求，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讨论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资料。陈云同志在研究了他所汇集的资料后，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提经党中央、政务院讨论后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方针。陈云同志把他看成是这方面研究有素的权威，他对陈云同志对事业的认真谨慎态度深为钦佩，也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机会为中央领导提供决策依据而感到欣慰。

1952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撤消，张心一调任农业部水土利用局副局长。这个局后来曾经改为土地利用局和土壤肥料局，但他一直都担任副局长，勤勤恳恳地从事土地利用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张心一在任职期间，着重抓了水土保持工作，他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写成从《保持水土，发展农业生产》一书。着重宣传他的观点，即：搞好水土保持不仅为了减少河流泥沙淤积，更需要强调的是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在黄土高原和丘陵山区发展农业必须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1953年西北大旱，他率领农业部工作组用两个月时间走遍了陕西、甘肃两省黄土高原的7个专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否定了过去有的外国专家认为黄土高原不能造林的观点。为了肯定黄土高原造林的可能性，曾不畏劳累，连续7天，日行百里，从甘肃庆阳走到陕西富县，横穿子午岭林区。他白天沿路考察夜宿农家，访问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写成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加工整理成《西北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一文，从人口和土地关系高度，阐明水土流失的根源是广种薄收、单一作物生产的土地利用方式。

他认为，要克服水土流失，必须结合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改革土地利用方式，进行水土保护，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1953年前期调查的基础上，1954年水利部为了治理黄河制定黄河流域规划，又组织大规模的全面调查，张心一也始终参加了这些调查，并向水利部领导和参加黄河规划的苏联专家介绍兰州徐家山水平沟造林的经验，还同水利部领导沿着他40年代当建设厅长时走过的山间小路，考察刘家峡、盐锅峡坝址。黄土高原植树造林蔚然成风，刘家峡、龙羊峡也修起了大坝。对这些事业的开创，张心一也付出过许多心血。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临之际，为把小农经济分散的小田块，合并成适于集体经营和机械化耕种的大田块，农业部留下苏联政府为帮助建立国营友谊农场派来的土地利用规划专家组，先后在哈尔滨、北京举办土地规划讲习班。北京的讲习班由张心一主持其事，随后一些省份也相继举办了培训班，培养了几百名土地规划干部。这是我国第一批土地规划人才，尔后多已成为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管理的技术骨干。

到了60年代，张心一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展南方稻田绿肥生产上。为培肥地力，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对发展绿肥提出了全面的实施意见。他深入总结南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展绿肥生产经验，于1962年撰写《进一步发展我国南方的绿肥生产》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他同许多老干部一样“靠边站”。直到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中国农学会恢复活动，张心一以81岁高龄出任该会专职副理事长。他仍然为开展国内外农业学术交流活动而勤奋工作，还受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被选为中国土壤学会、中国土地学会等常务理事和担任顾问。

这段时间，他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骑着自行车提早上班晚些下班，以全部精力研究如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不时向领导部门提出各种建议。

例如，他在仔细分析我国化肥用量和农业增产的关系后，提出了从非洲进口磷矿石以增加磷肥的建议。他在研究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时，提议在黄土丘陵地区应以小流域为单位，把整个流域的全部土地承包给农民使用，同时承担合理开发和保护的责任，求取土地合理和持续利用。他积极支持黄土高原一种水土保持耕作法——丰产沟的推广。他还主张农田灌溉、排水和水土保持工作应由农业部门主管，因为这些都是农民提高生产、改善生活乃至造福子孙后代密切相关的大事。

张心一是享誉国内外的农业经济学家。1985年已是88岁高龄，他的母校美国依阿华大学来信邀请他返校参加毕业60周年纪念活动，他欣然独自应邀前往。

这次回校，他了解到同期毕业的500多名同学中60年后在世的还有100来人，能回校参加庆祝活动的有40来人，他是唯一从国外去的。为他佩戴金质纪念章的校长已是他们离校后才出生的了。他在美国参观访问达20余天，并从胡佛国际问题研究所复制回全套他已经失去的抗日战争以前发表的论著和调查统计材料，高高兴兴地回国后又应甘肃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回兰州考察并作学术报告。

1987年1月17日，在他90寿辰之际，中国农学会、中国土地学会为他举行了庆祝会，并编辑出版了《张心一纪念集》，收录了他历年来发表的重要著作14篇。

1991年，张心一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业专家。张心一是“国际农业经济协会”最早的会员，该会成立即参与学术活动，1988年该会第20届会议上授予他“荣誉终身会员”称号。

从1975—1983年，他3次因癌症做了胃和直肠的切除手术，都以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理抗了过来，而且一出院就骑自行车去上班。送他去青岛或北戴河休养，他一概拒绝，说我这个人就怕闲，一闲就得生病。几次安排他出国考察，他也不肯去，把名额让给了年轻人。

张心一早已逾退休年龄，但他从来不肯片刻休息。在91岁高龄时，虽然已辞去一切职务，但仍然每天坚持上班，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也从不间断地读书看报，从不放松吸收新的知识。当时的农业部部长何康很了解老人的心愿，曾说：“张老是不愿休息的人，他愿意来上班，还是让他上班。”这段时间，他为农学会的对外活动进行联系、修改文件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张心一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专家、学者，一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勤勤恳恳，不求名利，为祖国和人民办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却从不肯吹嘘自己作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