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达5年之久。1973年秋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书记。1979年后，相继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文管会主任，第七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及中国福利会副理事长、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开创上海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内外人士广泛赞誉。

张承宗自己编写出版了《红艳千般》、《晓珠天上》两本文集，成为宝贵的文史资料。

《张承宗传》上海首发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张云教授撰写的《张承宗传》首发式日前举行。

曾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的张承宗，是一位才华过人而又有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上海的解放及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40万字、2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的《张承宗传》，详尽真实地反映了那一页逝去的历史。

全国政协常委赵启正为该书作序并向活动发来贺电，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发来贺词。来自市委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张承宗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家乡代表和本市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近200人与会。

2007年正逢张承宗百年诞辰，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等单位经过精心策划，分别出版了《晓珠天上红千般——张承宗百年诞辰纪念图文集》、《张承宗画传——纪念张承宗诞辰100周年》等图文集，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张承宗，1910年6月4日生于浙江镇海县（今宁波北仑区）江南衙前崇丘乡康乐桥，是衙前张氏第23代。祖父张汝蘅，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廪贡生，敕授修职佐郎，以教书为生，著书撰文，留有“说文易简录”和“诗文钞”若干卷，一手好书法，常为乡亲婚丧喜庆写对联，为许多商店写招牌。张汝蘅有3个儿子，张承宗的父亲张昌龄为老三，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青年时到上海谋生，曾在通惠银行当跑街，精打细算，积蓄渐多，后来当了德兴钱庄的经理。因1922年～1923年金融风潮的影响，德兴钱庄倒闭，张昌龄一气成疾，于1924年去世。张承宗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二弟原名德辩，字困斋，三弟德顺，字豫斋。张承宗6岁到上海，住爱尔匠路（近安庆路）鄞安坊，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直至小学毕业。后移居温州路耕畴里，考入上海工部局设立的华童公学读中学。那时他们所用的课本基本是英文版，历史、地理、算术、代数、物理全都是英文，中文课上的四书则用中英文对照，打破张承宗平静读书生活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30日，正好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张承宗和二弟困斋一起，沿着南京路向东前进。快到老闸捕房的时候，他们看到学生和工人的游行队伍，从外滩方向朝西走来。许多人手里拿着小旗子，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抗议日本纱厂屠杀工人顾正红。3点多钟，聚集在巡捕房门口的群众已经达到一万多人，他们群情激昂，高呼口号。张承宗和弟弟站在同昌车行隔壁的一家商店门口观看，突然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声。那一刻，他们亲眼目睹了英国巡捕房的巡官和印度巡捕是怎样排着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张承宗目睹此景，顿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震惊了张承宗那颗少年的心，使他认识了帝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欺侮中国人的。他和弟弟跑回家，把刚才看到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和邻居，大家对英国巡捕的行为都很气愤。他们买了很多面包和饼干，让张承宗和张困斋送到老闸捕房去慰问被捕学生。第二天是星期天，张承宗和二弟仍然到南京路去，他们看到许多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冒着细雨在游行。南京路上到处是巡捕，荷枪实弹，用消防龙头妄图冲散游行群众。1925年6月1日是星期一，张承宗到华童公学去。一大早，同学们就已经聚集在操场上开会，控诉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的暴行。在台阶上发言的有张承宗的同班同学，也有高年级同学。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听讲者群情激昂，血脉贲张。最后，决定全体罢课，以响应全市的罢工、罢市和罢课。散会后，他们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

不久，因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干涉、侮辱学生升国旗活动，引发了该校学生的离校运动。一时间，许多教会学校纷纷响应，张承宗所在的华童公学学生也积极参加。教会学校学生的离校运动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于是，由部分家长、工商界、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产物。张承宗也参加了离校运动，于是脱离华童公学，转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毕业后又转入光华大学本科一年级。

张承宗读的是经济系，选读了银行学等课程。他读大学的两年，正是北伐、大革命时期，校中政治气氛活跃，同学好友中传阅大量革命读物，各种思潮都有，他渐渐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并第一次阅读到陈望道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五卅”运动一周年和两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当时时局紧张，租界当局戒备森严，但他们还是在危险的情况下，秘密完成了纪念活动。张承宗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心地善良，在光华读书期间就为校刊写过一篇同情黄包车夫艰难生活的短文。

1927年春天，张承宗回到镇海，先是遇到国民革命军到达宁波、镇海，又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觉得革命很有希望。但是很快风云突变，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共产党员、工人学生惨遭屠杀，风波立即扩及镇海，亲友中就有被捕被杀的。张承宗亲身领悟到：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曲折的、艰苦的。

1928年初，张承宗和同乡江南石桥双斢屋的俞雪莲结婚。婚后到上海市银行当职员，2年后转到辛泰银行当职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氏兄弟在周围群众中宣传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民奋起抗日，张承宗在亲友中募钱，慰问前线抗日将士。1932年起，张承宗、张困斋和上海银行的周晴、袁君实相约共同抗日，寻找共产党。几个人自筹资金，出版《石榴》半月刊，由美泰印务局印刷，封面由商务印书馆凌书人设计。取名《石榴》，寓意是“象征一颗颗红色的心倾向赤色共产党。”张承宗担任编辑，他以“皎川”、“判依”等笔名，写了《代发刊词》、《何以保华北》、《民权保障同盟》、《为镇海愚民辨》、《清道夫》、《漫谈的漫谈》等文章。到1933年出版第4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1934年张承宗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传单、《红色中华报》和《布尔什维克》后，参加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和武装自卫的活动。1935年4月加入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有机会看到《救国时报》，读到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顿觉抗日有了明确目标，革命行动更加坚定。于是以河南路李却的名义直接向巴黎订了一份《救国时报》。巴黎方面十分热情，不仅寄来《救国时报》，还寄来各种宣传品，最多时达到几十种，张承宗就把这些材料夹在银行储蓄说明书里，根据不同对象伺机发出以扩大宣传影响。

1936年6月中旬，银钱业、保险界、金融界、信托公司等20余人召开发起人会议，发起成立一个群众性组织“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推举邵君美、周晴、张人俊（承宗）等5人为干事会干事，负责起草筹建“银联”的意见书。1936年10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银钱业同人业余联谊会”，张承宗当选为理事。从那以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争取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扭转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利用合法、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从此，“银联”蓬勃发展，到1939年会员达1万多人。1937年8月张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1个银行党支部，1938年建立了金融业党委，张承宗均为第一任书记。 “八一三”上海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各界救国会”改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银联”组织了“上海银业同人战时服务团”，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救济难胞，还组织百人大合唱，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宣传抗日。半年时间里“银联”发展党员一百余人，并动员和输送干部、积极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去。“银联”的党组织从总支发展为党委，成为上海职业界的一个重点党组织。它在实际斗争中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高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广泛团结同仁的做法，得到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肯定，认为张承宗等同志的做法是“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是转变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个新经验”。江苏省委向中央汇报“银联”这种做法时，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1939年，张承宗任地下党职业界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编辑出版《职业生活》周刊。主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工运动的方针政策，在职员、工人和学生中影响很大，创刊于1939年4月15日。当时，张承宗白天从早晨8点到晚上7点从事公开职业。下班以后，还要搞党的工作，联系有关的支部和党员，回到家里常常已经是深夜12点钟了，再开始着手编辑工作。他的家在一个二楼的后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大小，里面放一张床后，就剩下一条狭窄的走道，边角上放一只马桶。扶梯上钉有一块木板，夜深人静，妻子和孩子睡着后，张承宗就把这块木板当作写字台，在上面写文章，先后写出了三四十篇。1940年4月18日，《职业生活》周刊被公共租界部“谕令”停刊。

1940年上海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特务机关收集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黑名单，张承宗的名字也在里面（这是张承宗第一次被敌人列入黑名单）。江苏省委决定张承宗从公开的职业和“银联”等团体撤出，调入江苏省委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书记，直接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任务是派遣得力干部打入日伪政治经济组织，与敌伪作隐蔽的斗争。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急转直下。日本特务和宪兵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团体活动，不允许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中央为保护敌占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都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1942年8月，张承宗奉命撤离到根据地。因为这是党内秘密行动，不能告诉妻儿，直到临行前，他才写下了一封告别信，偷偷塞在妻子的枕头下面，告诉她，自己到理想的地方去了，一定会回来的，就这样离开了上海。江苏省委在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盱眙县和安徽天长县交界处）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4个支部共二百几十人：一个是省委领导和机关同志，一个是工人界支部，另外是学生支部和职业界支部，张承宗是工人界支部书记。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地下斗争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方针：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个字方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准备。通过学习，干部们的思想都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城工部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工作。3年中轮训干部近千人，派遣干部进出敌占区约2000人次，建立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交通线，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作好准备。振奋人心的喜讯终于传来，1945年8月8日党中央电告：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即将投降。当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领导彻夜未眠，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大中城市，进攻上海。8月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张承宗等4人为委员，命令城工部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八年抗战，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城工部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兴奋异常，胜利即将到来，准备工作顺利进行。8月11日，张承宗迅速回到了阔别了3年的上海，站在滔滔的黄浦江边，此时的张承宗经过城工部3年的工作、学习、总结、锻炼，更成熟了，更老练了，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一到上海，张承宗等立即找到了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等同志，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全体党员不分昼夜，斗志昂扬，积极准备。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工人已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任市长”等标语，学生们也准备了小旗、标语，市郊游击队准备分散隐蔽地进入市区和工人地下军会合，等待配合新四军浙东部队前来解放上海。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蒋介石政府垄断了受降权，勾结伪军阻止我军攻打大城市。中共中央于8月21日14时和24时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终止，撤出游击队和地下军。新四军浙东部队北撤到山东，上海地下党从组织武装起义转向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继续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

张承宗根据十多年的斗争经验，冷静沉着地思考“16字方针”的执行方案，深知党的工作必须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必须深入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之中做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切戒盲动、急躁，不讲主客观条件蛮干。否则，必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要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提出适当的口号，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为此，市委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各行业工会400多个，参加职工30多万人，全市大中学校建立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知名人士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共5万多人聚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现场指挥，张承宗等人参加指挥和现场联络。广场上人山人海，欢送队伍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口号，显示了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大检阅。张承宗还领导了科技和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委，团结了一大批科技界的专家、教授、知识界知名人士，壮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反动统治的心脏部门国民党警察局里，建立了地下党警察委员会。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党员人数从100发展到500人，建立党支部20个。各警察分局、监狱、“飞行堡垒大队”中都有党支部，党的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张承宗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策动他们相互打击。1947年7月27日，张承宗回家途中听到一阵枪声，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回家后立即打电话给警委书记，原来是国民党宪兵与警察在金都戏院发生冲突，打死打伤14名警察，一时秩序大乱。张承宗抓住这一时机，通知警委向新成、老闸分局和警校传达惨案经过，发起全市警察大罢岗。警校学员分坐10多辆卡车到宪兵团部，高呼“杀人偿命！”此事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严厉训斥上海市长吴国桢。高层官员怕事态扩大，马上答应了警方的要求。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冲破敌人阻挠，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20日，上海等地学生在南京示威请愿，被国民党军警打成重伤20多人，被打500多人，被捕20多人。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罢课，参加学生5万多人。接着工人也参加进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显示了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5月30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给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民主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张承宗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6万人，参加宣传队4万人。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作好准备。1949年3月，国民党侦察并破坏了上海市委机关的秘密电台，逮捕了报务员秦鸿钧和电台领导人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张承宗也险遭不测。战争离上海越来越近，敌人也越来越疯狂，张承宗等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在解放区的陈毅、刘晓等领导得知消息后，非常关心，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撤离到解放区。但他们却毅然致电华东局，坚决要求留在上海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张承宗和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武装夺取政权史上的奇迹。5月25日清晨，张承宗奉刘长胜之命，到新开河与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将军会晤，两人紧紧握手，张承宗激动万分，地下党员和上海人民盼望的胜利时刻终于来到了。27日晚上，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与刘长胜、张承宗握着手说：“哎呀，我们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呀！”几十年来一直在白色恐怖残酷迫害环境下，沉着冷静指挥地下党战斗的张承宗，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张承宗时年38岁，体重仅50公斤。上海解放后，张承宗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正值解放初期，首要的任务是迅速组织大批南下干部和原地下党干部投入接管工作，很多原地下党的领导干部到市委组织部报到、转党的组织关系，都由他亲自谈话，亲自批办。解放初期，市委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着重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进行形势、任务、政策、纪律的教育。为加强对机关学习的领导，市委成立了直属机关干部学习委员会，张承宗担任副主任委员。他既在学习上起带头作用，又参与市委直属机关干部学习的领导工作。1951年3月，张承宗调任普陀区区委书记。1953年，张承宗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1954年兼任上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制订了上海纺织工业（华东局系统）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下达后，上海纺织工业系统每年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每年都超额完成计划，在当时稳定纺织品市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抓内销促生产的同时，他还以纺织品为突破口，增加出口。到1958年，上海纺织系统出口商品金额达到60541万元。1954年，将上海振丰棉织厂内迁合肥，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迁的纺织厂，为以后上海纺织工业老基地迁设备、迁工厂、输送人才、支援全国纺织工业开了好头。 1955年，张承宗腾出手来组织成立华东纺织管理局干部学校，次年学校一分为二，建立第一、第二两所干部学校，这就是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干校的前身。几十年来，它为上海纺织工业培养了大批各类专业干部。1955年，华东纺织管理局采取领导、工人、技术员三结合方式，对各项制度进行测定、制定、贯彻和考核，1956年正式在全行业推行部颁标准，上海各行业技术经济指标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在1952～1958年间，上海纺织系统共上缴国家利税41．25亿元，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

兼任上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张承宗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据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统计，华东纺织局管理的企业除34家国营工厂和2家合营企业外，先后有700家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纺织局所属的13个行业共有3829家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张承宗对重点的棉纺织行业实行个别合营、分批合营、全行业合营三个步骤，并妥善安排合营后的资方人员，因而受到一致好评。1958年，张承宗开始领导筹建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厂，翌年建成投产，先后纺出国内第一根腈纶丝、第一根锦纶丝。后来化纤发展成为一个行业，成为上海纺织工业的原料基地。

1960年，张承宗调离上海纺织局，但他几十年来一直与上海纺织工业保持密切的联系。上海纺织系统的一些重大活动，都经常要请老局长来共聚情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名誉会长，经常为两地的经济合作穿针引线，不辞辛劳地为纺织工业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默默奉献。

1962年，张承宗被推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分管上海市政府日常行政事务、科技、统战以及部分外事、政法和民政工作，事无巨细，样样要管，不论是社会问题，还是企业工厂出了大的事故，他都要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处理问题讲求效率，从不拖拉，即使是深更半夜也要及时处理。他待人和气，不摆架子，严谨自律，克尽职守；他工作积极负责，虽要主持多项工作，却从不敷衍了事，许多方面都亲自动手，就连审批文件、批阅简报等常规工作，也从不简单圈阅了事，总是留在身边细看，有时逐字逐句修改完善，但又从不积压。每次在党员大会或干部会议上做报告，他只要求办公室提供党员的思想情况和有关反映，然后由自己亲自动手撰写讲稿。各个时期的工作安排，他都针对实际情况提出纲要。

他强调党的机关工作必须抓住两环：一是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门课程；二是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抓好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他经常叮嘱锦江、和平等十大饭店的领导干部要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武器，严格要求自己，警惕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他常说：“饭店经理不能靠吃喝，而要以党的优良传统，带领职工管好饭店。”他自奉节俭，绝对不讲排场，从不到自己管辖下的各大饭店去吃喝玩乐。他严格掌握政策，崇尚实际，作风踏实，讲究办事效率，深为同志们所称道。

尽管如此，因为他解放前长期从事上海地下斗争，曾经处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自然成为冲击的重大目标。 张承宗被诬为叛徒、特务、老反革命、假党员、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等多种罪名，多次遭到批斗。不久即被押送到漕河泾少年劳动教养所监禁起来隔离审查。1969年底，专案组又将他转移到奉贤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夏，张承宗终于被宣布解除管制。五年禁闭生活结束时，60出头的张承宗已经满头白发，脸上浮肿，血压升高。

1973年后张承宗任中共普陀区委副书记、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张承宗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出任市委统战部长。当时统战部门所面临的最繁重工作，就是处理工商界、知识界等各界人士在“文革”中被查抄的金银财物、存款和住房等问题。中央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多次派遣万景光、童小鹏等来沪调研，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每次，张承宗都积极配合。1978年，他参与起草了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退回查抄物资，安排使用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正确对待其子女的政策和办法。针对当时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实际情况，他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耐心细致讲道理，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他趁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便，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上海统一战线工作。次年1月初，中央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委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批转了报告，在工商界和海内外激起很大反响。

1979年，在落实有关原工商业者的八条政策时，张承宗做了一件在当时人们看来“十分大胆”的工作。当时，国家发还了原工商业者的抄家物资，补发了他们的工资。工商业者喜出望外，不少人开始忙着把财产分给子女。张承宗看到这种现象，觉得国家和上海的建设经费还很紧张，应该让这笔钱更好地发挥作用，便鼓励、支持刘靖基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民间性的“爱国建设公司”。为消除部分工商业者害怕再戴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心理，张承宗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鼓励他们：只要对国家有利，不管集体、私营，党和政府都是欢迎的。在他的倡议、支持下，“爱建”公司当时就筹集资金5800万元。如今，“爱建”公司已经成为沪上著名的上市公司，总产值已经超过12亿元。

张承宗强调统战工作一定要“以心交心”，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和党外人士交朋友。1981年3月，他请示市委后，组织了一个包括赵祖康、刘靖基、周谷城等著名人士在内的“党外代表人士休养团”，前往广东、广西、浙江等地参观疗养。休养团成员的最大年龄是92岁，最小的也年逾七旬。一路上，大家摄影赋诗，鹤发童心，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得知此事后，笑着对张承宗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以前统战部门从来没有专门组织党外代表人士出去疗养散心的。”张承宗不仅关心党外朋友的生活、工作，还十分注意同他们沟通思想。一位了解他的党外人士曾经这样评介他：“张部长就像一只热水瓶，外冷内热。”

张承宗在统战部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为党的统战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79年八九月间，中央召开了中断14年之久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解决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问题。分组讨论会上，与会者讨论热烈，对统战工作到底应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表了许多意见。张承宗当时担任华东组组长，在讨论中因势利导。经过讨论，组内同志统一了思想，大家认识到新时期统一战线一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张承宗那种坚持真理、坚持政治原则的品德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1980年以后，张承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仍积极活动，广交海内外朋友，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他多方位开展活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第7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6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全国政协第5、6届委员，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张承宗还是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79年3月，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上海第一个工商界经济访问团顺利赴香港，成员有刘靖基、唐君远、郭秀珍等。这在香港引起各方关注，香港工商界尤其是代表团成员的香港亲属说：“没有想到共产党政策落实得这么好，而且对他们的这些亲戚又这么信任。这次出访打开了对香港联谊工作的新局面。此后，请进来，走出去，一座沪港联系的金桥建立起来了。不久，在此基础上，张承宗发起并组织“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担任名誉会长，出版《沪港经济》杂志并撰写文章，该杂志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这个协会在两地分别成立，又互相合作，为加强沪港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承宗积极响应邓小平关于“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与李储文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并担任名誉会长。为促进沪港、沪甬经济比翼齐飞奔走于三地之间，招商引资，卓有成效。

1979年8月，张承宗还出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他努力将停顿10年之后尚未完全复苏的文博工作逐步引上轨道，整个文保事业得到振兴并有了新的发展。他所负责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组织和接受海内外人士捐献珍贵文物，但他家中没有一件明清瓷器，没有一枚古币，更不用说青铜器和唐三彩了。1992年后，他作为文管会的顾问，依然指导和帮助上海的文物事业。总的说来，张承宗出任文管会领导期间，有如下各项重大建树。

（一）调整、充实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机构。1979年8月7日，上级批准调整补充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名单，除了文博研究的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外，还请规划、公安、工商、外贸、园林、海关等单位领导担任委员。张承宗坚持上海文管会每年要多开几次会，并组织一些视察和鉴赏文物的活动。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每次都亲自参加，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并召集文管会几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议，解决实际困难。张承宗指示，凡文保工作告一段落，如古遗址发掘、文物保护单位修缮竣工等，都应写成专题简报，送给有关市领导和委员，使他们多关心了解文保工作。此外，市文管会的体制，自1966年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后，在业务开展、经费保证、职工福利等方面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张承宗等的努力下，1988年把文博系统和文艺单位分开，文博系统工作由文物保管委员会领导，单独建制。

（二）认真学习文物保护法。文管会是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负有贯彻党和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执行文物法令的任务。张承宗认为要把文物保管好，必须认真执法。1980年国家文物局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征求意见稿分发到各省市。张承宗及时召集文保委员开会，详加讨论。1982年11月文物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他又一次召开全体委员和历史、党史等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学习保护法。

（三）拨乱反正，保护大批文物。上海“文革”前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06处，都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有关。“文革”后，考虑重新公布，但当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尤其是涉及党史，尚多禁区，不容易处理。张承宗一再提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整公布工作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既要慎重，又要解放思想。从1980年到1992年，陆续公布5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新青年编辑部、瞿秋白故居、平民女校等。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修复了邹容墓、宋教仁墓，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后又将一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遗址列为文物保护点。张承宗在第一次委员会上就说：“文物工作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据此，文管会保护文物不遗余力，据理力争，即使像徐家汇藏书楼那样影响了地铁工程，也要请各方面人士反复论证，尽可能保护文物。

（四）妥善解决落实政策中的问题。80年代初，为了落实政策，对被查抄的文物图书必须妥善进行清理。张承宗指出，对于上层人士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予以解决；凡规定发还的文物，不论珍贵与否，一概不动员捐献国家；自愿捐献，价值较高的，必须做到四点，即：举行由市领导、文管委主任出席的仪式并发给奖状，设宴款待，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给予一定奖金。此外，还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参观文物清理小组库房，安排被抄对象入库认领，使得社会各界理解许多后遗症是当年无视宪法、乱砸乱抄的造反派造成的，以取得群众谅解。这样做，使不少收藏家乐于捐献发还的文物。

（五）争取上海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于1982年2月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张承宗就多次说上海也应该列入其中。在建设部通知各省市提名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同市文管会写了材料上报。但是，部分领导和专家认为上海历史不够悠久、文物古迹少，结果在多次讨论和征求意见时，上海未被列入。张承宗知道此事后，便联系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议案，说明上海应该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发生过影响全国乃至震撼世界的大事，而且保留下来许多革命遗址、近代优秀建筑和具有特色的街道、地区，有足够的条件列为名城。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第一个便是上海。

张承宗病重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到医院看望并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对他的亲切问候。

1996年12月20日晚上7点36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知名社会活动家张承宗同志在上海华东医院被病魔夺走了生命，终年88岁。

张承宗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他为解放上海、建设上海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上海的光辉史册。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张承宗等人立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号召职业青年团结起来，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起草宣言传单，到福州路、南京路、外滩一带散发，参加的有上海市银行、辛泰银行、泰康食品公司和一些钱庄里的中下层职员、练习生等。1936年1月，张承宗以“职青盟”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筹备会。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正式成立，下辖六个大队，张承宗任第四大队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