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张栻二十九岁，前往衡山拜见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学。张栻后来说：“开始时听到五峰先生的名字后，看到他的讲话而真的是心悦诚服，经常写信求教答疑。辛巳年（1161年）才利用机会见到先生。先生看着我愚笨而教的，之所以长善救失，大概有在语言之外的人。但是只得到一次相见，之后先生便去世。”（《南轩文集》卷二十六，《答陈平甫》）胡宏接受张栻为弟子后，即向他传授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学思想，并对张栻的学问十分欣赏。他在给孙正孺的信中说：“敬夫（张栻）特意来访，（我们）一见面就好像旧交相见，说话语气契合，真是天下的英才啊。（我）看到他心中有正气，日进不息，而且不可以用浅气量的。（我们）学派之门，后继有人，真是幸事啊。”（《五峰集》卷二）张栻拜胡宏为师，时间虽较短，但胡宏对张栻理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胡宏在接纳张栻为弟子的当年即去世。是年张浚奉旨自便，于是到潭州（今湖南长沙），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张栻这时亦随父居潭州城南之妙高峰，筑城南书院，以教来学者。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张栻三十一岁，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这时孝宗新即位，张浚被任为枢密使，开府治戎，率师北伐。张栻以年少周旋于幕府之中，内赞密谋，以参庶务。在此之前，张栻始见得宋孝宗。他曾进言说：“陛下上念及国家的仇恨和耻辱，下怜悯中原之地遭受涂炭，心中警惊想着有所振作。我认为这种心思的萌发就是因为天理的存在。希望陛下更进一步内省俯察研习古事亲近贤人来自相辅助，不要使它稍有止息。那么当今的功业一定能够成就而因循守旧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左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是宣传理学的思想，企图对皇帝有所影响，孝宗对张栻的见解感到惊叹，于是始定君臣之契。这也是张栻从政的开始。同年，张栻与朱熹首次相见。

隆兴二年（1164年），张栻三十二岁，张浚因北伐失利被免职，行至江西余干县去世。朝廷内主和派又占上风。张浚乃上疏反对罢兵言和，主张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坚持抗战，恢复中原。结果上疏没有承到皇帝面前，不报。张浚逝世后，张栻护丧归于潭州，乘舟行至豫章郡（今江西南昌），朱熹登舟哭丧，从豫章上船，送至丰城下船，朱熹与张栻作三日谈。这是两位理学家的第二次会面。朱熹后来回忆说：“九月二十日到豫章，等到张魏公（张浚）的船来而上船吊唁，从豫章送到丰城，船上与张栻聊了三天，他天资很聪颖，对学问的认识很正确。”（《朱文公续集》卷五，《答罗参议》）两的重晤，张栻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两人不断书信往来，交流学术，相互之间的书信，收入两人文集的，就达一百数十件之多。是年十一月，张栻葬其父张浚于衡山下宁乡沩山。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三十三岁，居父丧。这年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南宋朝廷为之惊慌。立即从前线调兵，并派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前往清剿。刘珙向张栻问破起义军之策，张栻为之出谋，辅佐刘珙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乾道二年（1166年），张栻三十四岁。刘珙在镇压李金起义之后，即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于乾道二年完全建成。刘珙对张栻的学问一向敬佩，请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张栻对刘珙重修书院之举极为称赞，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至此，张栻来往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传道授业。书院办学的宗旨是宣传理学的思想、反对功名利禄之学，并在继承胡宏学统的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从而形成和确立了具有自己学术特点的湖湘学派。张栻办学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当年胡宏主持的碧泉书院，这样，湖南学派的重心从衡山转移到了长沙。张栻讲学授徒的活动与宋初以来，社会矛盾尖锐突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提倡儒学，宣扬三钢五常思想分不开。当时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各理学大师都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促进了宋学的发展和理学各派的形成。南宋时期，湖南文化发展，人才之盛，实与张栻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分不开。黄宗羲评价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这说明张栻讲学授徒，确立湖湘学派的影响之大。同年，张栻著《诸葛忠武侯传》成。

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三十五岁，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著名理学家、闽学代表人物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在长沙讲学授徒。由其弟子范念德、林用中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来到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并展开学术辩论。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朱熹抵达长沙时，受到张栻的热情款待。朱，张两人在一起讨论了《中庸》的已发、未发和察识、涵养之序以及太极、仁等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相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宋代理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学术观点的辩论。朱、张两人的学术观点产生某些分歧，以至展开较大的争论。这次辩学，以朱熹大体上接受张栻的观点而告结束。但事后不久，朱熹又提出新的疑问，否定了张栻的观点。两人的辩学和相互影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对于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张栻、朱熹的“潭州嘉会”共两个月的时间，两人相与讲学于岳麓、城南书院，附近的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一时盛况空前，成为岳麓书院史上的大事。同年张栻作《经世纪年》脱稿。

乾道四年（1168年），张栻三十六岁，讲学于城南家塾，即城南书院。张栻作《讲义发题》，以此作为书院的教材，后被编入《孟子说》为序。并为刘珙作《敬斋铭》，提出敬是存心的关键、孔子学说的渊源。这是从周敦颐的主静说而来。又为魏元履作《艮斋铭》。朱熹对张栻在《艮斋铭》中提出的先察识后存养，即先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和发现善的苗头，然后对此良心发见处加以培养扩充，体认性之大本的修养方法作了肯定。但不久朱熹又认为张栻先察识、后存养的方法不妥，其失在于超越次第，流于虚谈。此后，朱喜与张栻围绕着致察、操存之序，未发、已发等中和之义，通过书信往返展开了讨论。同年张栻又作《郴州学记》。

乾道五年（1169年），张栻三十七岁，与朱熹继续就未发、已发和省察、涵养之序的问题展开讨论。同年由刘珙荐举，张栻除知抚州，未上，改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1137年—1181年）也于当年出任严州教授。两人关系密切，相与论学。吕祖谦从经传中辑录关于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道的内容，编为《阃范》一书，张栻为之作序，称此书行于世，家中应收藏，世人应该学习。以此宣传理学的人道思想。张栻在知严州任上，问民疾苦，以丁盐绢钱太重，报表朝廷，得以蠲免当年赋税的一半。其治以儒家教化为先务，不严苛而有威信，不突然但传达很快。是年，张栻作《桂阳军学记》。

乾道六年（1170年），张栻三十八岁。朱熹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通书》合为一篇，题为《太极通书》。张栻为之题跋，并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学宫以教学者。当年奉旨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在张栻还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孝宗召对六、七次。张栻所言，大都为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类，并反复推明抗金复仇之义。宰相虞允文对张栻不满，孝宗周围的近臣尤其不悦，于是起而把张栻排斥离朝。是年，张栻作《静江府学记》。

乾道七年（1171年），张栻三十九岁，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这年冬，归长沙故居。是年，张栻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张栻的《主一箴》直接影响到朱熹，后来朱熹根据张栻的《主一箴》作《敬斋箴》，阐发自己的持敬理论。

乾道八年（1172年），张栻四十岁。这年刘珙复知潭州，再次整修了岳麓书院。张栻复往来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主持教事，教授学者。

乾道九年（1173年），张栻四十一岁，仍主持岳麓书院，教授后学。抄有《南轩书说》。同年先后改定了自己的代表著作《南轩论语解》和《南轩孟子说》。为两部书的写作延续多年，它们的完成标志着张栻理学思想的最后确立和趋于成熟。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四十二岁，居长沙。作《江陵府松滋县学记》、《邵州复旧学记》。这时张栻已退居长沙三年，“上复念公”，乃诏除旧职，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

淳熙二年（1175年），张栻四十三岁，赴静江府任。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并传令各酋长不得相互虏掠，仇杀生事。顿时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治理。张栻还于此年在静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二程“三先生祠”，以示纪念。是年，张栻作《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无倦斋记》。

淳熙三年（1176年），张栻四十四岁，知静江府任上。胡大时辑其父胡宏的诗文为《五峰集》，张栻为之作序。张栻送其弟子游九言赴官九江，游九言在张栻幕下相从一年。胡大时、游九言均为张栻高足门生。

淳熙四年（1177年），张栻四十五岁，知静江府任上。作《雷州学记》。张栻的曾祖张弦曾于至和元年以殿中丞知雷州。淳熙四年，知雷州李茆重修州学宫，张栻为之作记。又作《钦州学记》。

淳熙五年（1178年），张栻四十六岁。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抚本路。张栻到任后，整顿军政，一天去除贪吏十四人，把放纵贼匪的首要官员全部弹劾。

这一年秋八月，张栻因事来到江西宜春，其弟张杓正在此地知袁州。张杓新建成袁州州学。受袁州教授李中之请，张栻为之作《袁州学记》。又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

淳熙六年（1179年），张栻四十七岁，知江陵府任上。

淳颐七年（1180年）二月六日，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到，张栻却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四十八岁。张栻死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

办学思想

岳麓书院重建时，张栻撰写了《岳麓书院记》，奠定了岳麓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张栻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办学指导思想。他指出，所以要重建书院，“让学子们在此轻松交谈，为考试利禄计划吗？难道让他们学习是语言文字的工夫而已吗？要想成人才，以传道而拯救百姓的。”这既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为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栻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曾与朱熹、吕祖谦、蔡元定游学楚中，讲学楚黄孔子山庙学（今问津书院）。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为方针。

教学程序

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具体方法

在教学具体方法方面，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教育目的

张栻在教育上还强调“明人伦”。他在《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桂阳军学记》诸篇中反复阐述，他认为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使人们懂得如何做人。他说：“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何谓人伦，即指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张栻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在教育中贯彻儒家的伦理思想，把教育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由此，他反对那种只顾追求功名利禄，不明人伦，不讲仁义道德的求学态度，批评不以儒家人伦教民，而去讲求文辞华丽的做法。

在教学上，他倡导培养经世济民之才，强调人格教育和道德践履，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开始都是依据他所认知的事物，实践越深入则认知越深入，认知越深入则实践越广博，行知必至始至终相互随行。”“这样可以使实践更广博而认知更精髓”，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栻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其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张栻继承了二程的理本体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异实同，皆同体于理。

他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理，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他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他以太极为理，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称“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这样他就重申了二程关于天下只有一个理的思想。

他又讨论心性问题，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即是说，天、性、心三者均为天理的直接体现，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质。这里，张栻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论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体性质。他说道：“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心是万物主宰，是万理统摄。这便由同体于理，发展到心直接为本体。这就把程颢心即理之说，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张栻从二程格物致知说出发，提出穷理在于居敬，居敬在于存心。

他把认识论归止于心本体，从程颐的“主一无适”以持敬开始，归结到程颢在心上诚敬存养的理论，提出：“心也者，万事之宗也。”认为一切从心上做，便可以“久久自觉深长而无穷也”。这就是以本心为基础，从心上体验天理，排除了格物穷理的必要性。

他运用“性也，天理”的观点，发挥张载的变化气质的思想，构成其人性修养论。他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纯粹至善的，只是气禀和习染的原因，才产生贼害仁义的异端。因此，他主张“克其气质之偏，以复其天性之本”。如何复本性之善？张栻仍从其万事之宗的心上体认。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曾创建善化（今长沙）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与秦桧为伍，力主抗金，学术上虽承二程，但有别于程朱而又异于陆学。

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门生们的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

陈亮则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全祖望则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湘学略·岳麓学略第五》）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南轩先生论语解》十卷，或称《癸巳论语解》，《论语张宣公解》

《南轩先生孟子说》七卷，或称《癸巳孟子说》，现存《南轩称生孟子说》七卷。

《南地易说》有三卷本和五卷本，五卷本或称《南轩先生张侍讲是易说》，以上均存。

《南轩先生文集》四十四卷，由朱熹编定并作序，但朱熹对张栻早年的著述有所未收。《南轩先生文集》又称《南轩集》四十四卷、《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四十四卷。

《张宣公全集》三种六十一卷，存。

《诸葛忠武侯传》一卷，存，有《四部丛刊·续编·史部》本、《宛委别藏》本。

《南岳倡酬集》一卷，存，有明代弘治刻本和《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本。

《书说》，佚。

《经世纪年》地卷，佚。

《希颜录》上下篇，佚。

《洙泗言仁说》，佚。

《太极图说》，佚。

十四世祖：张九皋，是唐朝开元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岭南节度使。

八世祖：张璘，唐朝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迁徙成都。

高祖：张文矩，追封沂国公。

曾祖：张弦，知雷州，追封冀国公。

祖父：张咸，宣德郎、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追封雍国公。

父亲：张浚，南宋宰相

滨河公园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市内，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观公园走廊地带（滨河景观东大桥至黄河大桥沿线段），《名人园》内共有雕塑组雕、圆雕、浮雕14组，全部使用德阳本地的红、黄两种砂岩雕刻而成，运用多种雕塑艺术形式表现了德阳市历史上的众多历史名人。德阳《名人园》设计者为四川著名雕塑艺术家——罗平（二级美术师，德阳石刻艺术墙《中华魂》设计者）独立设计完成。

为纪念德阳历史文化名人张浚、张栻两父子，为其父子在公园内树立了一座单体雕塑。

张栻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巷子口镇官山乡官山村罗带山。石料为花岗岩。

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位于湖南宁乡县的张栻墓（含张浚墓）等湖南123处文物入选，成功晋升为“国保”单位。

张栻墓为南宋理学大儒张栻与其父宋朝名相张浚的墓园，位于宁乡县官山村，张栻墓与张浚墓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