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派兵入关。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东、西、中三路，张学良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5月，西路军因前线部队倒戈，作战失利，随后，东路的张作相部队也支持不住，全线崩溃。6月，张学良带领的东路军第二梯队在山海关一线成功阻击直军，随后双方议和。6月17日，张学良以奉军谈判代表身份签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此战之后，张学良在奉军中树立了威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免去了张作霖本兼各职。1922年7月，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自任保安总司令，将原来三省巡阅使署与奉天督军署合并组成东北保安司令部，在保安司令部之下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为整军的最高执行机构，张作霖自兼统监，任命张学良为参谋长。张学良以郭松龄为副参谋长，开始整训奉军。这次整军经武首先是加强和完善部队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张学良、郭松龄改造“三、八旅”办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军共花了两年时间，使奉军走向正规化，统一编制，统一调度，在东三省境内，各部队可以交替驻守，高级将领也可以交换驻地。

在整顿陆军的同时，奉军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在空军建设方面，调整了航空处，开办航空学校、工厂。1923年9月，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和航校校长，以后又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由他兼司令，并从法、意购进几十架新式飞机，派人去法国学习驾驶和航空机械。在海军建设方面，设立警航处，由沈鸿烈任处长，在哈尔滨和葫芦岛设立海军学校，增置舰船。此外，奉军还扩充了东北兵工厂，不仅能造枪枝弹药，还能制造迫击炮和山、野炮，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个大兵工系统。1924年3月，张学良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28日，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浙江，爆发了江浙战争。奉军经过两年整顿，士饱马腾，张作霖以反对贿选总统曹锟和援助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名，发出通电，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夺取北京中央政权。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下分6个军，动用兵力25万。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一、三联军”，主攻山海关一线，击败直军主力，一举扬名。10月，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于中南海，直军军心动摇，奉军迅速出击，直军纷纷崩溃投降，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结束。经过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指挥的一、三联军，不仅在奉军中增高了声望，而且战后又改编了大批投降的直军，实力也大为扩充，成为奉军主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率军乘胜入关。“一、三联军”改称“津榆驻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张学良任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张学良捐款2000元抚恤死伤者，并致电全国学生会慰问，李大钊派任国桢、朱霁青、钱公来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6月，张学良捐款在沈阳建立同泽中学；11月，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反奉联盟；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12月，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在巨流河激战，因双方部队都认为是自家人，不肯相互残杀，郭松龄部队参谋长邹作华下令放弃攻击，郭松龄弃部南逃，虽然张学良想放了郭松龄，但张作霖还是下令杀害郭松龄夫妇。

1926年1月，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策动下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打起“反赤”旗帜，进攻国民军，夺取京、津、直隶等地，以泄冯玉祥助郭松龄反奉之恨。4月，国民军退至南口。张学良奉父命率奉军主力入关，任三、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副之，辖第十、十一两军及炮兵、工兵、坦克等部队，入驻京、津。7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改称西北军，由张之江指挥。奉军由张学良指挥，向国民军发动总攻。8月14日，奉军攻克南口，随即占领张家口，国民军退往西北。冀、察、京、津又被奉系集团控制。因击败国民军有功，吴佩孚提请北京政府晋升张学良为陆军上将。

1927年2月，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三、四军团共6个军，沿京汉线南下，击溃了靳云鹗部，进驻郑州，占领了河南大部分。3月，张学良率安国军下河南对抗北伐军，兵败。5月底，国民革命军入郑州，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奉军退往黄河以北，旋因宁汉分裂，北伐战争暂停，奉军陆续后撤至直隶。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学良升任陆军上将军团长。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复职，进行“二次北伐”。4月初，战争爆发，张学良、杨宇霆等部在西线颇为得手，南下河南北部，西入大同，原打算南下联络国民革命军，谋求和平，但东线失利，形势骤变。5月9日，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张作霖发出息兵“佳电”。6月3日，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责成张学良负责撤兵。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南满与京奉两路立交桥上炸毁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身受重伤，送回奉天，不治身亡，即“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方面即将噩耗密报张学良，张学良闻耗，力持镇静，对外保密，并快速处理好接交事务。6月5日，前往滦州，与杨宇霆共同主持军务，准备将奉军全部撤出关外，处置直鲁军及五省联军。6月17日，潜回奉天。 6月18日，奉天省长公署发布公告，宣布奉张作霖遗命，张学良于17日代理奉天军务督办。6月20日，张学良通电就职。6月21日，张学良为张作霖发丧开吊。6月24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张作相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省司令，张作相恳辞，并推张学良任总司令。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召开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得到他父辈老人的支持，从此主政东北。7月3日，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同月，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前往北平（今北京）会见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商讨东北和平统一事宜。7月末，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任总司令；8月，任东北大学校长；11月，任东北航空司令。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力主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以及东北内部意见不一，易帜事宜一再推迟。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173次中常会选举张学良为国府委员。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在奉天省礼堂举行典礼，除日本外，各国驻奉使节应邀参加；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冠以东北字样，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特派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方本仁、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13人为委员，其中方本仁是唯一的非东北籍人士。（主词条：东北易帜）

1929年1月2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张学良为主席委员。国府又特任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任奉、吉、黑、热四省主席。至此，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称沈阳。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东北军中，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成为威胁张学良统治权力的主要力量，且杨宇霆也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见张学良，催逼张学良在拟好的签呈上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当晚，张学良指示卫士枪杀了杨宇霆、常荫槐。次日，通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各省，同时出布告，补判决书，通告东北军各部，召集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明经过，宣布绝不株连，并分别以1万元巨款抚恤杨、常家属，写信抚慰杨夫人，以安定人心。随后，张学良亲自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新闻。“杨常事件”后，张学良在东北正式大权在握。（主词条：杨常事件）

中东路是沙俄在东三省修筑的横贯东西的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东西均与西伯利亚铁路衔接，另由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为南干线，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为日本人夺取，中东铁路仍归沙俄。十月革命后，1919年，苏联政府曾宣布要将中东铁路无偿交给中国人民。1920年，苏联又要求中苏共管并另订条约。此后，中东路虽名为共管，实际控制权却在苏方手中。鉴于此，张学良多次想要收回中东路主权。1929年3月，张学良采取谈判方式和苏方交涉，没有得到良好结果。7月11日，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按张学良的命令，武力接收中东铁路，解除苏方全部职员职务，将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并解散路局铁路工会。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召回驻苏大使和领事。8月16日，张学良发布动员令，由王树常指挥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在中东路东部，胡毓坤指挥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在西部，出兵6万人。此时，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加伦也动员了10万红军，陈兵中苏边境。10月中旬，苏军发动攻势。战争开打后，东北军伤亡惨重，团长多人阵亡，被俘者8000人，黑龙江舰队覆灭。同时，日军向长春增兵，举行实弹演习。11月26日，张学良致电苏联政府，表示完全接受苏方条件，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状态，尊重共同管理原则，释放苏方被捕人员。12月22日，张学良被迫签订《伯力协定书》，结束了这场中苏边境战争。（主词条：中东路事件）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牢固控制国民政府，采纳了张群的“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的策略，通过收买分化、军队整编等手段削弱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个集团军的实力。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伤亡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史称“中原大战”。（主词条：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中，拥兵数十万的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由于中东路事件刚平息，日本人一直在窥伺东北，张学良起初要求双方言和。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出“东电”，要求双方息争言和；同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要求张学良参加中央“讨逆”，并发动各级党代表大会致电张学良要求出兵关内。3月14日，阎锡山等发出反蒋通电。3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发表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日，张学良电蒋声明对反蒋通电事宜无所知。6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赠以巨款，随后又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6月21日、22日，张学良两次电阎锡山、冯玉祥希望停战，提议以冯、阎占据的郑州、开封作缓冲地带，并请阎、冯将“政见一切公开，以便中央采用”。

1930年7月，张学良决定要“服从中央”，他认为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要抵制日寇，必须全国统一，“扩大会议”虽然声势浩大，只是临时的联合，为国家计，他赞成南京方面的统一。8月7日，“扩大会议”提出成立政府方案：9月9日成立政府，任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将半数的部长允由东北派人担任，但是该方案张学良未作理会。8月15日，蒋光鼐部攻克济南，晋军后撤。中原冯部由于蒋介石的进攻和收买，渐呈败势。8月底，张学良回到沈阳。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别墅召集会议，会上他详细阐述了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

张学良决定出兵关内后，即任命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率步骑共10个旅，附有炮兵团等共10万人。1930年9月17日，张学良动员下令。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名为调停，实为助蒋。10月，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致电张学良宣布停战，历时7个月的中原大战，至此以东北军再次入关加速了冯、阎的失败而宣告结束。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吴铁城、张群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监誓并致训词。11月，张学良在北平筹设副司令行营，主持华北军政。此后，张的部下多称他为“副司令”。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北平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张学良再次带兵入关，不战而屈冯、阎之兵，成为国民政府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而在众人之上的方面大员，坐镇北平，但是他实际获得的只有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晋、绥也归他节制，还有入关的10万东北军军费由行营供给，给东北每年节省了1200万元。5月，张学良第二次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被推为国民会议九人主席团之一。

1931年5月下旬，张学良从南京回北平。5月27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与此同时，石友三与汪精卫等联合反蒋，并与日本勾结，图谋取代张学良。7月中旬，石友三在河北顺德（邢台）车站宣誓就任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活埋了张学良的驻石的第十三路军代表张云责，挥军北进。7月24日，国民政府据蒋介石的请求，明令拿办石友三。7月31日，在滹沱河深泽一带，张学良下属的于学忠部队，与蒋介石下属的刘峙部队，合击石友三部队，石友三部队溃败，石友三率3000人及师长唐邦植逃往山东投韩复榘处，石友三的十三路军解体。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蓄谋已久。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陷入危机，它侵略的野心更加膨胀。1931年，日军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多次挑起事端，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在这种即将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形势下，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忙着击破国民党内反对他的派系戏法，首先是汪精卫等人的广州国民政府。7月23日，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张学良派王树翰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后，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称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一旦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后，必要赔偿，所以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同时要求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9月6日，张学良又电荣臻：“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时，张学良住在协和医院疗养，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为父祝寿，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驻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东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报荣臻后，荣臻向张学良报告，称已按蒋介石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的指示，不抵抗。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作“一致奋起，共救危亡”的演讲，仍然乞怜于国际联盟，坚持不抵抗主义。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江桥抗战，马占山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12月15日，由于失职和全国舆论的谴责，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国民政府照准，改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抗日义勇军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是支持的，曾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但是，他也没有改变依赖蒋介石的消极态度。1932年3月，国际联盟应中国的要求，派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7月，张学良设立临永警备区，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设治局等地，任原驻守临榆县城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拨步、骑各1旅及炮、工兵各1营归何指挥。但是，张学良指示何柱国，既要守住天险，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事态，这仍然是不战不和的方针。10月2日，国际联盟发表了调查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满洲国。日本拒绝接受国际联盟的调查报告，宣布退出国联。张学良依靠国联干预的幻想破灭。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遵守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对山海关既不增援，失陷后也不反攻。1月8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招待记者，曾说：“我以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1月1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通电，称热河东部防务空虚，要求开中央军及晋军去增防，被蒋介石敷衍了事。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张学良原计划在热河支撑3个月，却仅坚持13天，就被日军占领热河。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7日，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张学良下野后，安排了东北军等事宜，开始出国考察。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等，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赴欧洲“考察”。行前，他致书东北军将领和东北名流，勉励他们要亲如手足、患难相共，要准备为将来收复东北尽最大责任。6月12日，张学良抵达意大利，在这时期，他始终惦念着国难家仇，曾致书国内友人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日国难，二日乡患，三日家仇。”在意大利，他逗留较长时间，并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见，之后，又到访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等国，或参观访问，或送子女入学。11月20日，李济琛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抗日反蒋口号，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欧洲闻讯，立即动身回国。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一行抵上海，住在莫利哀路二号寓内。1月11日，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认为抗日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张学良。蒋介石希望张学良支持他，帮助他巩固豫鄂皖三省获得的胜利，提出要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所自兼的总司令职权，张学良表示同意。2月，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就职，调原驻华北的一部分东北军南下，与杂牌部队及部分中央军共约20万人左右，对鄂豫皖边区的工农红军实行“清剿”。张学良拥蒋武力统一中国，不仅参加了“剿共”军事，而且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进一步合作。蒋介石借口军队国家化，要张学良澄清东北军中国家主义派与“复东会”问题。在此期间，为了和蒋介石合作，张学良还让东北军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分期分批地到庐山军官团受训，并在师以上的部队中设立政训处，由复兴社派人担任。10月，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开始长征，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宣告失败，由于战事移向川、滇、黔，蒋介石取消了南昌行营，改豫鄂皖三省“剿总”为武昌行营，以适应“围剿”的新形势。

1935年3月1日，张学良改任武昌行营主任。

张学良游欧时，发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深切感到共产主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回国后，虽然他主张拥护蒋介石用法西斯方式武力统一中国，并追随蒋“剿共”，但是日寇侵华日亟，而他自己又处在想抗日而又不能去抵抗，不想打内战，而又不能不去“剿共”的惶遽状态，为谋求出路，他想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1934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入侵，制造一系列事端，被统称为“华北事变”，华北事件深深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军。此后，张学良对如何才能抗日的问题有所省悟。与此同时，随着红军北上，蒋介石准备撤销武昌行营，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9月，张学良去成都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剿共”军事会议，接受去西北的任务，并去西安筹建西北总部。10月2日，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武昌行营结束。张学良初去西安时，东北军正在陆续西开，每当部队路过西安，他都去训话鼓舞士气，强调抗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等在西北与红军的交战中，多次被击败，伤亡很大。同年，中国共产党响应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号召，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广泛的反响。

由于形势的发展，并经过回国以后两年的实践，张学良终于否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与蒋介石继续妥协退让，张学良在各进步力量的推动和影响下，决心退出内战，坚决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抗日反蒋，确定了与一切主张抗日的团体和个人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月20日，李克农在洛川会见了张学良，这是张学良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双方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态度，张学良终于和中共联络上了，从此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4月，周恩来偕李克农与张学良展开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等事宜。8月，中共中央拟定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号召抗日，联合各地抗日反蒋力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计划。10月，东北救亡总会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在西安成立。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张学良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被驳回。此后，张学良又多次向蒋介石面谏抗日，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出现了拥蒋浪潮，拥护中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纷纷。这股拥蒋浪潮既有真象，也有假象。不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支持西安事变，以为兵谏是义举。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12月1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与此同时，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杨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12月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且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12月24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12月24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12月26日，蒋介石取道洛阳回到南京后，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要求张学良作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立即照办，写下一封请罪书。12月27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上了呈文，要求查处张学良，并附上张学良的请罪书。12月29日，国民党召开第31和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没有经过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12月31日，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开庭，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前往受审，审判后，对张学良作出判决“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审判结束，张学良被正式“逮捕”，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的别墅，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1936年12月31日，在张学良的审判结果公布后，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递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发布如下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抗战兴起，蒋介石这时才决心抗击日军；全国抗战的发动，燃起了张学良希望之火，他上书蒋介石，要求为国效力，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要他好好读书。1937年至1938年间，他先后被囚禁于浙江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被移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被送到贵阳麒麟洞。1942年，又被送到贵州开阳县刘衙（刘育乡）。抗战中后期，张学良虽然知道自由暂时无望，但凡有益于抗日的事，总是尽力而为。1944年12月，日军前锋已达贵州都匀县独山，张学良于大雪寒夜中被迁至桐梓，直至1946年11月底，由桐梓经重庆再去台湾新竹县。

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再次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政治犯。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为收买人心，也作出相应的决议。但是蒋介石还在奉化幕后操纵，保密局更在他直接掌握之中，李宗仁释放张、杨的命令成了一纸具文。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本来，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的主刑，在1937年1月4日即已由国民政府明令予以赦免，而“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从刑始终不予赦免。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解除“管束”也只是口头上的，“管束”的实质并没有改变。1961年8月初，张学良迁入自己出资在台北市市郊北投复兴岗修建的一栋二层楼房居住，该楼房对门有座小房屋，挂着“警务处”的牌子，是监视张学良的哨所。张学良可以在市内走动，但后面总是跟着一辆“保护”他的汽车。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张学良前往国父纪念馆瞻仰蒋介石遗容。书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979年10月5日(中秋节)，携夫人出席蒋经国赏月晚会，第一次公开露面。

1990年6月1日，老友张群为张学良公开做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孙运璇、陈立夫、梁肃戎、郝柏村、李国鼎、倪文亚、张继正等人均齐聚于张将军住处，张学良才公开露面，结束了长达54年的幽禁岁月；6月17日，张学良自幽禁以来首次接受新闻界——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1991年3月10日，91岁高龄的张学良携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访友，这是张学良从大陆到台湾45年来第一次被允许离开台湾；6月初，返回台北。1993年4月，东北大学复校，张学良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董事长；5月31日，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并题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名；12月15日，与夫人前往美国探亲。1994年4月，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给张学良及其夫人，张学良夫妇决定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安度晚年。

当地时间2001年10月14日20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14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获知张学良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

张学良的作品涵盖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由于部分档案没有完全公开，且张学良信函等手迹常为私人所藏，以及张学良长期被幽禁，因此，其作品散见于各处。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张学良文集》。

张学良的国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行书、楷书、隶书、篆书皆有不凡功底。

有关张学良老家地处何方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有三种说法，一为海城说，一为台安说，一为大洼说。根据专家和有关人士陆续在大洼县东风镇发现一些遗迹、遗存和张将军的族人亲属及相关史料，包括张学良家族祖坟墓园和张氏祖居遗址及张作霖祭母哀文，证实张学良老家位于大洼县东风镇。据史学专家考证，张学良的祖籍是山西省，其祖先迁至河北省大城县，再迁至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辽河边的“小洼”一带定居，“小洼”则在“驾掌寺镇”管区内。1937年12月1日以前，“驾掌寺镇”归海城县管辖，其后“驾掌寺镇”一带划归盘山县。20世纪70年代，盘山县南部析出大洼区（后改为大洼县），“驾掌寺镇”一带处大洼县辖境。“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体现“革命”，“驾掌寺镇”一带被命名为“东风农场”，后又改名为“东风镇”。至于出现“台安说”，则是因为张学良出生在台安县并在那里长到七岁才离开。由此，从历史上说，张学良家乡是海城县；从现今来说，张学良家乡是大洼县；张学良的出生地是台安县。

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毛泽东 评）

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周恩来 评）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江泽民 评）

张学良是个民族英雄。（李敖 评）

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刘大年 评）

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唐德刚 评）

张氏帅府是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和私宅，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1914年，张作霖开始兴建。1916年，开始入住。后又不断扩建，逐步形成了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的建筑体系，各个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传统式，中西合璧式、罗马式、北欧式、日本式。1985年，沈阳市人民政府依法以“张氏帅府”称谓公布这一建筑群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辽宁省政府以“张氏帅府”名称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辽宁省在此设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1996年，国务院以“张学良旧居”称谓公布其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经沈阳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原“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正式更名为“张氏帅府博物馆”。2004年列为国家4A级景区。2017年12月2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张学良故居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8号，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张学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天津时经常在此居住，故而被称为“少帅府”。张学良故居共有前后两幢砖木结构楼房。前楼建于1921年，为三层带地下室；后楼为二层，建于1926年。两幢楼共有42间房，建筑总面积1400余平方米，总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张学良故居先后被作为政府办公楼，也曾开过酒楼、婚纱店等。2010年，天津推动小洋楼开发后，张学良故居被修缮。2012年10月，张学良故居对外开放。2021年12月，张学良故居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