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壮大声势，百麟曾邀请唐尔镛出面领导，唐坚决拒绝，只好转请周培艺（素园，毕节人，贡生出身），周学识优良，思想先进，他一口答应大力支持。1907年11月，张百麟等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今公园西路）召开自治学社（一般人称为自治党，简称自党，也称西南党）成立大会。会上，百麟发表演说，阐述社章宗旨，说：“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知识道德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确，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当时与会者有张百麟、陈永锡、钟昌祚、黄泽霖、谭西庚、周培艺、张鸿藻、乐嘉藻、陈守廉、张泽钧、彭述文、钟振玉、韦可经，谭景周、孙镜、周伯良、伍德泽、黄守仁、张泽锦、张德馨、杨寿篯、李泽民、王元藩、刘元勋、方策、刘镇等30余人。选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负实际责任。

全社工作暗分两大部门：一为干部会（政交部），主管议政，由周培艺任主席；一为社务部，主管行政，由张百麟兼管。这一分工是秘密的，与社章公开的不周。公开方面，以主张“自治”，促进君主立宪为掩护；秘密方面，则在同盟会领导下，以进行革命为目的。自治学社初期，由张鸿藻、张百麟、周培艺共同领导，1909年，张鸿藻辞职，选钟昌祚为社长。社务由张百麟筹划，昌祚付诸实行。全社同志亦认百麟为全社主干（即总领袖）。昌祚对百麟说，“党之得君，如身之有脑。”

百麟以发动革命为己任，奔走呼号，席不暇暧，宣导青年走革命之路，不辞口舌之劳。当时，留日的平刚常寄革命书刊回黔，百麟则藉此组织青年研习。为了组建好自治学社，百麟全力以赴。设立会所，扩充分社。筹办学堂，购置校具，发行报刊，购备印刷机器等等，百麟为之大力筹集资金，艰苦备尝。他将岳母、妻子的首饰，如耳环之类，也乐意拿出来兑换，用之于资助社务工作。百麟一手筹办公立法政学堂（当时分官立、公立、私立），以培养人才；一手经营《西南日报》，以鼓吹革命。此时的百麟，可谓“两骖在手，从容揽辔”，使革命走上了发展的坦途。不到两年，自治学社社员发展到1万4千余人。保皇派唐尔镛等暗中示意，马克明、杨文山发起组织一个政党。1909年2月正式宣布成立宪政预备会（一般人称宪政党，简称宪党），领导人为唐尔镛（慰慈，举人出身，内阁中书）、任可澄（志清，举人出身，内阁中书），而马、杨二人仅起木偶作用。宪党的成员多为官绅豪阀，世家子弟，属上层士绅，观念保守，与官厅接近。宪党的目的是搞君主立宪，它同自治学社势不两立，常起争端。先是两党在教育总会的搏击，两党机关报的笔战，继而是两党在谘议局选举中的角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百麟首当其冲。

自治学社成立后，百麟创办《西南日报》作为舆论机关。对官绅界不法之人与事，常进行披露、指责，不稍宽容，因之官绅怀恨在心。上年（1908），唐尔镛、任可澄乘机向即将上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密告张百麟、周培艺为革命党，在黔谋乱，力请捕治。社员均建议张、周外避，而百麟有胆有识，兼程奔赴贵阳，往见李经羲，并将连夜赶写的万言书面呈李督，慷慨陈词，使得李为之动容，赞口不绝。事后，李将此事告知当时贵州巡抚庞鸿书（湖南人）；百麟乃贵州难得之人才，应予提拔使用。随后，庞请张主文案，在谘议局与任可澄共事。百麟由此显露头角，驰骋于政界。从此，张、周二人更为庞所倚信。此时，百麟身兼七职，每月收入银子300余两，结果都用之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1909年冬，列强监督我国财政之说甚嚣尘上。百麟等倡议以谘议局名义召开各界人士会议，设国民捐会。会上票选蔡岳、周培艺、乐嘉藻为会长，派张百麟、钟昌祚、周培艺、陈永锡、彭述文等四出演说。密议募集巨款后，即备军械，练乡团，联络全省各界，伺机起义。后被顽固缙绅任可澄、戴勘等探知，向官厅告密，利用官厅来阻挠、破坏，自党的策划遂落空。为壮大革命势力，百麟等愤而励精图治，从广罗人才，积蓄革命力量入手，在公立法政学堂中增办律师、监狱、法官、统计、法政、佐治等六个专修科，一个警察传习所。张百麟、黄泽霖（茀青）筹办司法讲习所，从此，为自治学社培训了一大批干部。而且，自治学社的潜在势力已散布于各界。教育方面如公立法政学堂、律师专修科、法官养成所、自治研究所、乐群高等小学校，光懿、淑慎、明德三所女校等，合计毕业学生共数千人，又各法定机关，如谘议局、教育总会；各属城乡议董两会等社团。自治学社皆占优势，全省府厅州县，几乎都有自治学社分社之组织，从此势力日盛。上年（1909）谘议局的选举中，自治学社社员占24席（谘议员全数为39人），占61％强。自治学社从成立之日起至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9月），社员发展到14万8千余人（其成分占各界知识分子总数的80％以上），遍布贵州全省各地，几乎有左右全省大局之概。

二、贵州光复 首义殊功

1911年3月，贵州当局任张百麟为提法公所总务科长，任周培艺为警务公所行政科长，以示笼络。然而百麟凭此身份树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使得同情革命的巡警道（主管警察）贺国昌、审判厅（主管司法）厅丞朱兴汾（成侯）等人，为之疏通，避免了官府的注意和干涉，因而百麟等更为放手地从事革命活动。

黄花岗之役后，自治学社加紧了革命工作的进程。一面通知上年派出省外活动的蔡岳（在上海）、扬寿篯（在北京）、钟昌祚（往河南探查袁世凯的行动）、安健（在日本）等，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继续收集情报；一面加派彭述文到北京，黄人瑞到上海，张泽钧到湖南，加强与革命势力的联络。关于社务，则成立书记处。百麟就在住宅设置机关，调平坝分社书记陈康（纯斋）为常任书记，专管关于革命事项的通讯联络。社中并决定加速新军的运动。

辛亥夏秋之间，蜀人抗争铁路的风潮勃起，全国震动。夏（5、6月间），安健、杨寿篯等先后秘密函告：同盟会将起事于长江，催促百麟迅即作发动的准备。9月底，百麟召集自治学社核心同志会议。初拟专由社员联络哥老会众，分兵四路。但平刚、永锡、培艺等皆主张以联络军界为必要，遂改变原定方略，而从各界（军界、学界、哥老会警界）着手，把重点放在新军与陆小。以上各方面，凡有排除障碍及进取机宜，皆由百麟主持调度，同时成立以百麟为首的十人委员会，总揽起义计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百麟认为大举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当时自党内部，即使是中坚分子，也有些同志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提出各种疑端，但百麟成竹在胸，力排众议，“时机者，人力所造成也。今百年无动作，亦可曰百年无时机。吾拼作牺牲，事若不捷，至少亦播若干种子于社会耳。”当时，清廷防范，侦逻密布，谣言四起，情势异常险恶。然而百麟岿然不动，指挥若定，仍按原定计划作了紧急部署，派遣同志分路发动，已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风雨重阳。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云南独立的消息至，贵州为之震动。沈瑜庆（福建人，贵州布政史，在庞鸿书四月离职后继任）惊惶失色，百麟闻电大喜，群情激昂，决定迅速发动起义。当时，沈瑜庆已接纳宪党建议，将搜杀自党八领袖以消弭“乱源”，并暗中密电兴义县豪绅刘显世从速调集防军入省镇压革命。张百麟等见事机紧迫，于是先发制人，在谘议局长谭西庚（云鹏）等人支持下，加紧部署，一面作武装起义的准备，一面又希望避免流血。百麟等认为要实现“不流血的革命”，镇定贵州局势，必须取得宪政党的合作。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日），蔡岳自上海归来。蔡是自党的合作者，主动答应从中斡旋。11月1日，蔡邀集张百麟、任可澄、乐嘉藻、周培艺、谭西庚、杨昌铭、黄禄贞（千夫，宪 党），会于崇学书局，请两方释嫌修好，共周合作。双方均表示化除成见。宪党领袖任可澄等人勉强同意谋求贵州反正。11月2日，张百麟、杨昌铭、周培艺与任可澄等人会同谘议局长谭西庚，一起去见巡抚沈瑜庆，劝其反正，但沈不从。11月3日，沈接纳宪党老谋士郭重光（子华）的建议，准备搞假独立，作缓兵之计，沈命郭组织自保会，一俟刘显世（时为靖边团营管带）兵到，即捕杀张百麟等。是日下午5时，泽霖探悉官厅将先杀百麟及议长、议员，事已逼迫，不能再待。当日深夜，贵州革命突然爆发，张百麟在白沙井住宅下令起义，先是新军发难。标统袁义保拒绝起义，杨树青鸣枪轰走了袁义保。陆小学生闻讯，立即响应。沈瑜庆知大势已去，经过谈判后手书承认贵州独立，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主管农工商业）王玉麟持巡抚钤盖、关防（统称印信）送至谘议局。

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四）黎明，汉字大旗飘扬在谘议局（改为民军司令部）门前上空，民军笑逐颜开，新军与陆小学生以战斗的姿态，整队由南门进城，齐集谘议局听百麟宣布起义及经过。全城民众从睡梦中醒来，欢声雷动，奔走相告。清王朝两百六十余年在贵州的封建统治，至此宣告结束。百麟以谘议局为革命总机关，发号施令。命南厂新军及陆小学生分守全城各要地，维持秩序，并改巡抚卫队为百麟卫队，驻守谘议局。召开各机关法团临时大会，商讨军政府组织法。当时，各代表一致推张百麟为全省都督。百麟是自治学社创始人，又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人，深孚众望，都督一席，当之无愧。可是，百麟识大体，以己非军人，不娴军旅，再三推让，并发表不愿为都督之理由：（一）功成不居，力避党争而维持大局；（二）平日无中坚军队，秩序不易整理，特主张仍以新军正、副代表为正副都督，盖其原为新军官长，且党见甚薄，足以释来日反对者之忌，足以保护社会之治安也。最后，周培艺、平刚、乐嘉藻等以百麟的意见为重，同意杨荩诚（伯舟，四川人）、赵德全（纯臣，湖北人）为正副都督。

1911年11月5日，正式成立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枢密院、行政厅三部分组成。

1.都督：专管军事，杨荩诚、赵德全为正副都督。

2.枢密院（相当省政府）：总揽全省府务，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平刚等为枢密员。

3.行政厅：主办行政事宜，周培艺为行政总长（总理）。

下设民政、财务、实业、交通等部，由自治学社中的骨干任各部部长，初期的贵州军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学社掌权。

三、光复后又生波折，胸怀大局为共和

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张百麟、黄泽霖、陈永锡等极力调和党争，注意疏通各方，以安定人心。当贵州光复之际，刘显世听沈瑜庆密电入省镇压革命党人，兵抵安顺时，省垣已光复，刘在安顺待命，先致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于是张百麟先在自党内商议，在立法院两次讨论。此时，平刚、泽霖均主张拒而不纳，应趁势除去，免生后患。但百麟不以为然，认为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目的，此时不应嗜杀以贻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平刚等遂又同意百麟意见。百麟等纳蔡岳荐引之议，引刘显示为枢密员，兼军事股长。同时引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贵阳光复时，钟昌祚曾从北京密电百麟、永锡，谓“不去任可澄，必有后患”，百麟不为所动。张泽钧（上年被往湖南联络革命势力）闻贵州起义，连夜赶回贵阳，对引任、刘共执政权之事提出异议，百麟泰然处之。军政府成立前后，有蔡岳热心调和，自党中有不少同志持怀疑态度，而百麟认为可行。此后有的同志往往责备百麟过分优容，百麟则加以疏导，说：“夫吾侪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固以改造国家为最终之鹄的。方当与海内志士，提携共进；何独于乡党僚友，自设㺓防？我苟以精诚相感者，人亦以精诚相应，今日之事，吾侪黍为主体，宁人负我，毋我负人……”11月7日，公立法政学堂学生说任可澄屡次谋杀革命党人，请立即诛之；陆小学生拘宪政预备会会员毛凤岗，指责他入城告密，力求诛之。百麟与议员诸公竭力劝阻，泽霖也从中婉言解释，任、毛诸人，才得免于一死。

有一在籍广东知县，叫李明德的，与刘显世同乡，对刘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一日夜，李前往百麟私宅密告：刘为人凶残狡猾，敢行不义，请求借给步枪30支，以便率队相机捕杀之，定将刘的首级取下，再来向您报功……，此时，百麟已从蔡岳之议，并未因此改变初衷，李某之计只好作罢。

军政府一成立，宪党眼见贵州的政权掌握在自党手中，内不自安，时刻觊觎全省大权，梦想一旦取而代之。于是暗中策划，广罗党羽，伺机破坏。郭重光等人极力散布谣言，挑起都督之间、都督府与枢密院、巡防统部之间的矛盾。一时间，军政府的暗潮，一起一伏；枢密院你倾我轧；都督府中政出多门。初谓军政府与枢密院分治，枢密院的权力渐高，引起张（百麟）杨（荩诚）之裂痕。继谓巡防统部不隶属于军政府，军政府权力渐缩，引起杨（荩诚）、黄（泽霖）之争端。进而唆使杨（荩诚）、赵（德全）不和，黄（泽霖）、赵（德全）交恶。此时百麟顾全大局，开诚布公，疏通各方，力主携手共进，图举大计。当时立法院也邀集各方会商解决办法。宪党提议张百麟出巡上游，杨荩诚率师北伐，黄泽霖出驻四川，赵德全留守省城。商酌多次，才决定张、杨同出，黄、赵同守。

当时，扁担山（镇宁县属）彝族人，系聚族而居，有数十万人，闻光复后军政府号称大汉而生民族误会，有暴动消息。百麟于是出巡西路，带领自党成员探入彝民之间，招致酋长来，为之解说事理，优厚待遇，并发给自治学社社员徽章数千枚。因此人心趋定，事态平息。

当时，张杨既出，一巡上游，一援鄂城。一时省防空虚，自党力量削弱。自党虽知当时宪党施调虎离山之计，但为顾全大局，亦未及时揭破。当时有不少关心的人告知，省防空虚，难免奸人乘隙而入，使前功尽弃。果然，有郭重光（耆老会会长）倡立“公口”（会党），以致公口林立，使当时政府机关、军队几乎成了会党活动的场所，贵州新的革命秩序遭到极大的破坏。此时，宪党则乘机活动。当时有四川凶悍的积匪罗魁一伙，窜入贵州，郭重光则派人与之联络，并建议军政府招编，欲收为己用。黄泽霖探知其阴谋，遂相机将罗匪枪杀。于是，宪党大愤，伺机诛除张百麟、黄泽霖等。

原来，百麟出巡之日，闻汉阳失利，曾致电立法、枢密两院，陈述出兵援鄂之关系，并且说：“无武昌，是无民国也。诸公能以劲旅资麟者，愿以颈血溅北军，遂报国初志。”当时两院已决议派都督杨荩城率兵东下，于是催促百麟返省；百麟事竣，于1912年1月29日回省城。当时目击君宪派与顽固绅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渐有死灰复燃之势，百麟忧心如焚。同志中不少劝他要防患未然。百麟说：“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危害我者。”遂不加防备。　

百麟、泽霖、永锡素为自党首脑，屡遭宪党陷害。但百麟等心系贵州大局，并不因党争而乱大谋。百麟返省后，亟待研究如何改组军政府（三个月的约章，为期即将届满），本年1月30日（腊月十二日，辛亥），百麟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到由宪党负责司法责任时，议论蜂起，多数干部认为宪党阴谋日益显露，不能再事优容，动摇根本。但百麟仍坚持并容原则，说：“为政贵于适应群众之需要，非在于排除对抗之政敌。如果采取排敌之消极政策，则去一敌，来一敌，靡有底止。可澄、显世诚顽固，但犹有经验阅历。如除而去之，以后一蟹不如一蟹。”黄泽霖等闻之，颇气愤，但终以百麟意见为重。会散，泽霖却对有的同志说：“吾辈死无所也！百麟直书生耳！”

1月31日（腊月十三日），立法院召开各界及十三府同乡代表会，讨论自党改组军政府案，与会者意见极不一致。此时，宪党认为有机可乘，亟欲伺机发难。蔡岳察觉情势紧急，于是当晚设酒贵州银行，接张百麟、周培艺、任可澄、刘显世赴宴。蔡说：“两党合作，实贵州之福。不幸，百麟出巡，发生种种误会。今刘、任二君在此，何妨面罄所怀。”于是刘显世质问换委西防将领事；任可澄质问发给扁担山彝族自治学社徽章千枚事（西防将领是指属于刘显世系统的将领，扁担山彝族是指张百麟招收来作自治学社员的人）。百麟逐一解释完毕。蔡问：“二君满意乎？”刘显世说：“释然矣。”百麟信以为真，又未加防备。

四、 “二·二”政变突起，被迫出亡

蔡岳宴请张百麟的第三天，即1912年2月2日（腊月十五日，辛亥），宪党发动了政变（简称“二·二”政变），当时负责省城治安的巡防统部大权掌握在自党领袖之一的黄泽霖手中，被宪党视为夺权的一大障碍，于是郭重光伙同刘显世，以卑鄙的手段，以重金贿买谭德骥及其所部唐灿章，带叛兵诱杀黄泽霖。当天（2月2日）上午，黄泽霖惨遭杀害，被分肢裂体，残骸暴露数日。同时，另一队叛兵，则往杀张泽钧。叛兵至，值寓客学生田有光在，以为泽钧，将田杀死，未再搜寻而去，泽钧闻枪声即逃走，随后出亡省外，郁郁而终。

就在黄泽霖被杀害的当天，谭德骥指使叛兵一队，于清晨围攻田家巷百麟住宅，打算捕杀百麟。百麟刚起床入厕时，叛兵破门入宅。彭尔坤（张的卫队管带）适在家宅，闻声，出而察看，叛兵等误为百麟，立毙，检验不是，又四搜屋内，均不见人，遂抢掠物品扬长而去。南路统领陈守廉闻警，即率兵来援。此时百麟已升屋藏入瓦沟中。守廉旋即用楼梯接下，与之一同往见赵德全，请发兵讨贱。赵已先为刘显世等所欺骗，说百麟将为都督，要逼赵下台。因之赵氏意存观望，用空言安慰百麟，请百麟暂休于省外，待疏通各方就绪后，再迎驾回省。百麟当即怒而归，带守廉部及卫队出驻城外瓦啄坡。留一日，社中同志无一往，情况不明，遂走安顺。原拟设行营讨贼，但因恐滇军即将来黔，又由安顺退贞丰。此时，刘显世已电告其兄刘显潜，嘱率兴义团防数百人来贞丰截击。相遇于滥木厂、龙场一带，交战。守廉在郊外抵御，三战三捷。但刘显潜叛军继续增兵，尽毁民房，积薪若山丘，渍以石油，扬言纵火。百麟叹曰：“丈夫行耳，终不以权利之争，赐祸父老。”百麟遂率守廉部经贞丰往广西百色。守廉则留守办理善后，与当地政府交涉，协议保管枪械，并垫资遣散官兵。百麟既至百色，于是走香港，转轮赴上海。守廉事毕，仍追随百麟于上海，随百麟同赴南京见孙中山先生。百麟曾对党友说：“吾始并倚谭（德骥）、陈（守廉）于左右手；今二人所为，如南北极之相远，知人不易，吾不敢复相天下士矣。”

五、矢志追随孙中山

张百麟怆惶离黔出亡后，流离转徙于京、沪、宁、粤之间，但他仍然致力于革命，始终不渝地追随孙中山、黄兴先生。同年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贵州都督唐继尧以浙江省长职位为诱饵荐百麟，百麟拒不受。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百麟加入。当时，袁世凯谋借外债，以之作为对内镇压革命的军费，此时百麟北上活动，以便协助即将在南京召开的国会对袁世凯的权力加以限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后，人心鼎沸，百麟回上海。7月，孙中山先生策动讨袁计划决定后，黄兴于14日离沪赴宁，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南京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总司令，百麟在南京任黄兴身边的秘书长。南京之役失败，百麟返回上海。191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召百麟东渡协助党务工作。此时，百麟在沪，正为贵州革命继续策划，不稍停顿，未果成行。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不久死了，黎元洪任大总统，征调百麟北上。当时，孙洪伊主持内务部，百麟因与孙洪伊交往的关系，出任地方警察讲习所所长三个月。1917年6月，黎元洪被迫退位，百麟离职返沪。同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简任百麟为司法部长，此时百麟因重病在身，未能前往视事。1917——1918年间，百麟穷居沪上，曾先后三次函呈孙中山先生，一次致函友人，陈述了他当时的情况与病情，表达了他对总理衷心爱戴、终身追随、神驰左右之情和促成共和效驱驰之意。

百麟的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奋斗不息，为革命操劳，积劳成积。在他辞世前十余日，脑病、肺病已大发作，但仍然笔耕不辍，抱病写书，完成所著《约法战争纪要》，刚完稿，竟至大吐血。

关于张百麟生卒年月之事，说法各不一致。

一说生于1887年，1919年10月，病逝于上海。

一说生于1878年，病逝于1919年

一说生于1879年，卒于1919年。

另有志书认为其生卒年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