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的秋天，有谣言从四川一带传过来，说是敌人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都惶恐不堪，老百姓基本上逃跑了。谣言四起，震动了京城。皇上正准备选派、任命御敌的将帅，天子说：“别造成大的祸乱，也不要促成事变。虽然现在谣言很猖狂，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外患是不会造成大灾难的，事变是在内部引起来的。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也不可以付诸武力解决。只需要派一两个大臣前去就能处理好的。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去带领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天子赞同道：“好！”张公却借口要奉养父母拒绝前去，但是皇上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出发前去了。十一月到达蜀地，就在他上任的当天，就下命令让驻军回去，并解散守备人员，他还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由我来对付，你们就不必劳心了。”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还和以前一样庆贺新春，一直都没有什么敌寇前来入侵。很快到了第三年的正月里，百姓私下里商量在净众寺里摆放张公的像，张公没有阻止住百姓的这一行动。

眉阳人苏洵告诉众人说道：“没有发生祸乱，还是很容易控制的；祸乱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容易治理；可是已经出现了祸乱的苗子，但是还没表现出祸乱，这种情况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马上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最难治理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出现了祸乱的苗子就急着去做，又不能因为祸乱还没出现就放松警惕了。现在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正好像是器物现在已经倾斜，可是还没有倒地的情形。只有你们的张公，还能稳稳地坐定，面色不改，慢慢地站起来扶正器皿。扶正之后，他又慢慢地坐下，没有一点骄傲的神色。为天子管理百姓，能做到孜孜不倦，只有你们的张公了。你们因为张公的智慧得到了生存，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还有，张公曾对我说：‘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要看官吏怎么对待他们。众人传言说，蜀地人小乱不断。上司于是就用对待叛乱的人的办法来对待这里的老百姓，对他们用管束叛乱的人的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现在还用残酷的刑法对待，这样百姓才狠下心来抛弃父母妻儿，不顾性命，变成了叛乱的人，所以大乱常常发生。要是对他们施以礼仪教化的话，按照法律来差使他们，这里的人就变成最容易管理的了。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导致变乱发生，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叛乱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来对待他们，那么蜀人也会认为自己是齐鲁有教化的人了。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来办事，一味靠武力来威胁平民，我是不会干的。’啊！爱惜蜀人是多么真诚啊，对待蜀人是多么厚道啊，在张公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大家听了，一齐重新行礼说：“是。”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一定要记在心里；即使你们死了，也要让你们的子孙记在心里。他的丰功伟绩，已经在史官的史册上有记录了，不需要再画像了。况且张公不想这样做，那又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不会理会这些事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的。就是在平时听说有人做件好事，还要问那人的姓名和他的住处，还有那人的身形、年龄大小、面容等基本情况呢；还有一些人，还要问到他的生平爱好，是为了更好地推测他的人品。这些人也是史官写入他的传记里的，主要是想让天下人不仅记在心里，还要时刻出现在眼前。音容在人们的眼睛中时常闪现，所以才会记得更加久远啊。因此，画像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苏洵听了，无言以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出生于南京，为人很高洁，有高尚的节操，很有雅量，声明传播于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都可以托付给他的。在文章的末尾我作一首诗，内容如下：大宋天子坐龙廷，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像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做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益州地区发生骚乱，传言侬智高将入蜀，因而人心惶惶，军队也调集起来了。朝廷委派张方平去处理这一事件。他采取宽政爱民的安抚办法，号召人民安居乐业，各事农桑，很快就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社会秩序。两年后，张方平奉召回京，当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给他建祠堂，立画像。苏洵为蜀地人，与张方平也有私人交往，对张方平的为人很尊重，为此他写下了这篇文章。

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文的成就最为出色，但他的杂记体记叙文也有写得很好的体现了苏洵文章的另一种风格。《张益州画像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记叙了张方平处理益州将乱局面的功绩，进而通过他对益州人民的爱护和益州人民对他的怀念，两者呼应，论述了留下画像的意义。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事，简劲亲切，言近旨远。第二部分议论析事理，委婉周至；议画像，转折有致。最后的颂诗部分，是第一、二部分内容的复叠和补充，显得古朴典雅，余韶悠长。

文章开篇大处落笔，以极省俭的笔墨，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起因，渲染了异常紧张的氛围。“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局势危恶。张方平临危受命，“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作者对张方平的颂扬钦佩之情深蕴于简劲高浑的言辞之中。

第二段重在议论。作者首先给这次事件定性，并指出这种“将乱”的局面是最难以治理的，原因是在具体处理时的分寸难以掌握。在简略评述了张方平处理益州将乱局势后，又借张方平之口，提出“民无常性，惟上所待”的观点。接着作者先从反面申说，明确指出益州这种“将乱”局面产生的根源是人们认为“蜀人多变”，于是官府就用对付盗贼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即使对那些忠厚善良、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也要用酷刑去压迫他们。官逼民反，蜀人只好铤而走险、附盗作乱。这段分析入情入理，反驳恰中要害。继而作者从正面论述，如果当官的以礼教来约束，以法治来规范，那么蜀人是最容易治理的。这里，既称道了张方平处理得当，又为蜀人作了辩护，笔力委婉，情理周至，可见用心之良苦。作者又由蜀人被逼作乱，推及到“虽齐、鲁亦然”；以齐、鲁待蜀人”，故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自身”。一方面再度称颂张方平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另一方面驳斥了“蜀人多变”的流言，又一次为蜀人辩解。最后，“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苏洵发抒感慨，盛赞张方平深谙下情，体恤民意，爱护蜀人。同时，对当时的世风，特别是官风，颇有微辞。

此篇题目是“张益州画像记”，但文章除了在第一部分结束写到蜀人“相告留公像于浄众寺，公不能禁”外，只字不提画像。然而上面的议论又处处与画像有关，处处皆是说明蜀人留像的原因。而正式写到画像时，却又写得曲曲折折，翻转无穷。首先说明张公的恩德已铭刻在人们心上和史书中，因而无须留像。继而又揭出蜀人留像的用意在于“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强调断断不可不留像。如此四转折，留像的意义更为突出。

文章结尾，笔锋一宕，秉承《史记》笔法，介绍张方平的籍贯，并再度颂扬他“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不只能平息益州局势，“天下大事”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托付给他。叙议至此，尚意犹未尽，情不能已。更附古风一首，再抒胸襟。可谓曲终奏雅，余韵悠然。

南宋·谢枋得：“张公知益州，为蜀有寇。此记有难下语处：一则张公到益州，非有汗马之劳；一则老泉于蜀为父母之邦，说蜀无寇不得，说蜀会做寇亦不得。看他如何推尊张益州，如何回护蜀人。以未乱、既乱为易治，将乱为难治。见得为有功于蜀人，亦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见得蜀人易于从张益州。末一段说像处，先抑而后扬，盖作画像记故也。是之谓善尊题。”（《三苏文范》卷四）

南宋·楼昉：“词气严整有法度。说不必有像，而亦不可无像，此三四转奇甚。最好处是善回护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难。”（《三苏文范》卷四）

明·李贽：“这等文字，从《虞典》《商谟》中脱化来，而气概舂容，词调老苍。类圣世君臣都俞气象，非后来学操觚者所能仿佛也。”（《三苏文范》卷四）

明·茅坤：“词气严重，极有法度。益州常称老苏似司马子长，此记自子长之后殆不多得。”（《唐宋八大家文钞》）

清·储欣：“将重若挽百钧之弓，不遗余力，诗亦朴雅入情。”（《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老泉先生全集录》卷五）

清·吴楚材、吴调侯：“前叙事，后议论。叙事古劲，而议论许多斡旋回护，尤高。末一段，写像处说不必有像，而亦不可无像。三四转折，殊为深妙。系诗一结，更见风雅遗音。”（《古文观止》卷十）

清·过珙：“为寇警故遣张益州，而叙治处寇反属甚略，得回护法。为题画像故及弭寇，而叙画像处，反说不必，得尊题法。御寇要有气魄，故前后都是一片气魄文字。”（《古文评注》卷九）

清·爱新觉罗·弘历：“不屑述益州治状，措词高浑而精彩，光芒溢于毫楮。”（《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清·沈德潜：“归本于待蜀人之厚，见公之镇静。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远人之心，画像以祀之，不容己也。诗亦古茂不靡。”（《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九）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宋仁宗嘉祐初年与苏轼、苏辙同到京师，为欧阳修、韩琦所称重，荐之于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等职，留京参与编撰《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追赠光禄寺丞。苏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战国策》的影响，长于策论，其政论、史论辞风颖锐，行文简洁而有情致，有《嘉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