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8日，张秋人突遭提审，法官问他姓名和年龄，他便怒目圆睁、厉声喝道：“老子张秋人！”随即抓起砚台向法官掷去并一脚踢翻案桌。当日遇害。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回忆说：“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当年在狱中失学青年薛暮桥，在张秋人教育启发下，发愤学习，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他以十分崇敬心情，缅怀“监狱大学”教师时说：“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党勤奋学习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898年2月17日，张秋人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水霞张村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了免费的越材中学(是教会办的)。他一边读书，一边兼做校工。1921年下半年，张秋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6年，当时广东已实现了统一，广州成了革命的中心。这时，党需要大量的干部到广州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因《政治周报》副总编辑沈雁冰准备到上海工作，张秋人奉党的指示来到了广州。一下船，他就直奔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政治周报》的秘密通讯处，也是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和沈雁冰商定，要张秋人接沈雁冰主办《政治周报》工作，张秋人到达后，毛泽东安排他住在楼下萧楚女腾出的屋里，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楼上。

《政治周报》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是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1925年底一手组织创刊的，毛泽东任总编辑，亲自主办了四期。后来，由于工作繁重，就把《政治周报》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沈雁冰。张秋人接手后，仍然是负责《政治周报》的全部工作。当时人手很少，张秋人虽然是副总编辑，但他除亲自撰写文章、组稿外，还抓具体工作。后来，张秋人还到农民讲习所讲授各国革命史的课程；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张秋人对各国革命史非常熟悉，为了使各地的农民领袖能更多地了解世界斗争情况，他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每件大事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和人物都详详细细地讲给他们听。在这个时期，张秋人虽身兼多职，但他却不顾自己的疲劳挤出许多时间为《政治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了许多文章，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也下令通缉张秋人。这时，张秋人接到党的指示，要他立即离广州去武汉。他和阳翰笙一起取道香港转赴武汉，到武汉后，在黄埔分校任教官，还和向警予等同志一起从事党的宣传工作。6月29日，何键发出反共训令。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了遮丑布，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张秋人随中央机关转到上海，和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开始在杭州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同志牺牲了，在杭州的浙江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7月，中央派遣张秋人任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肩负着重整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重任到了杭州。

张秋人到达杭州与组织接上关系后，第二天就召集了一些同志开会，全面了解了浙江反动势力的情况，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思想等情况，分析和估计了浙江的形势，研究制定了整顿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的计划和部署。

第四天上午，张秋人同爱人又约了几位同志去西湖。到达湖滨时，迎面碰上了几个黄埔学生。张秋人他们装着游玩的样子，即租船下了西湖。船到西泠印社时，张秋人发现这几个黄埔时期的右派学生老跟着他们，便叫船夫用力划桨，向刘庄驶去，想在刘庄甩掉敌人。但那几个学生尾随紧追，他们刚上刘庄岸边，这几个家伙也急忙上了岸，并假惺惺地问张秋人:“张先生，什么时刻到杭州的？住在哪里？请到黄埔军校同学会去玩一玩。”张秋人意识到这几个学生不怀好意，一边镇静地回答:“好！你们‘同学会’在哪里？我有时间就去看你们。”一边跳上了船，用英语对爱人说:“我们遇着危险了，但不要慌张！”这几个家伙也跳上了自己的船，抢过船夫的桨，紧紧追上，和张秋人他们乘的船并行，要张秋人去黄埔军校同学会谈话。眼看敌人马上就要跳到张秋人的船上揪他了。张秋人机警地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仍用英语对爱人说:“快去设法把重要文件毁掉！”随即，纵身一跃，跳进了西湖，潜入湖底，把随身的东西埋入淤泥中。但因耗尽体力，湖岸离水面较高，一连几次也没有攀上去。跟追的反动学生就大喊大叫:“抓共产党！”张秋人终于被包围了。他们把张秋人送到警察局羁押，不久又转送到杭州陆军监狱。

在狱中张秋人仍然关心外面党组织的工作。他时常通过外面来探监的同志和进步看守，传递纸条，指导监外党组织的工作。他还把监狱里的同志组织起来，读书学习，鼓励同志们与敌人进行坚强的斗争。同志们在他的帮助教育和鼓舞下，读书空气非常浓厚，通过外面的同志悄悄地带进一些“禁书”进行学习。据当年和张秋人同狱的薛暮桥回忆:“张秋人在狱中每天读书五六小时，而且要我们跟他一起读书，还天天督促我们。他说:‘共产党员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在牢房里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我原来初中没有毕业，就是受了张秋人的教育后，在敌人的监狱里，读了马列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还学了英文。”“每天晚上灯光很暗，张秋人为我们讲革命史，从法国革命讲到巴黎公社，何人何事，连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

据当时同牢的江圣堂回忆说:“张秋人，坐牢还是很乐观，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时还和同牢的同志一起演《捉放曹》，当作文娱活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狱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难友们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并增强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同敌人作斗争的决心。

1928年2月8日，张秋人和薛暮桥正在下棋，突然听到敌人传呼:“张秋人开庭”。张秋人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整了整衣服，从容地迈出了牢门。他轻轻地把近视眼镜取下来送给了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看守，随即大声向牢房里的同志们讲:“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并高呼:“共产党万岁！”难友们含着热泪，跟着张秋人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

敌人把张秋人押送到法庭上。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张秋人嘲弄地大声回答:“老子张秋人，今年三十大寿！”说罢，即向前抓起法官桌上的朱砂砚台，用力向法官头部打去。法官惊恐躲避，虽未击中，但法庭秩序大乱。随后，被惊呆了的敌警，蜂拥而上，颤抖着把张秋人推向刑场。张秋人奋力甩开了刑警的手，放声大笑着，昂首阔步朝刑场走去。他一次又一次地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万岁！……”随着雄壮激昂的口号声，党的优秀儿子张秋人身受几处枪弹而英勇地牺牲了。

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秋人被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他参加上海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帮助国民党改组，协助王荷波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6月，任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书记）。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并为上海、杭州的党、团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期间，曾两次到绍兴指导发展青年团的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领导成员，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文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反帝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1926年3月，张秋人到广州，继毛泽东和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共编辑了《政治周报》第八期到第十三期，每期都有亲自撰写的重要政论文章，有两期都是他的文章。 这些文章不但发挥了革命宣传作用，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政治周报》停办后，他到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不久，调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与恽代英、萧楚女并誉为“广州三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武汉黄埔分校工作，与向警予等一起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中共浙江省委遭到严重破坏。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张秋人回到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央派他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明知自己在浙江认识的人多，容易暴露而随时可能被捕，仍勇敢地接受任务。行前对友人风趣地说：“看来，我的头要砍在杭州了。”9月27日到杭州，当晚召开了会议，改组了省委，讨论了整顿组织和在农村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9月29日，夫妇俩在西湖边突遇几个黄埔军校的反动学生，便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语悄声说：“遇着危险了。你不要慌张，赶快想办法把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便纵身跳入湖中，把随身带的文件踩入湖底。被捕后，面对死刑的威胁，依然谈笑风生，孜孜不倦地读书。有人问他：“你既然等着枪毙，为什么还爱读书呢？”回答说：“我们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他的革命言行，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青年难友为革命努力学习，寻求真理的信心和勇气。

1928年2月8日，张秋人突遭提审，法官问他姓名、年龄，他便怒目圆睁，厉声喝道：“老子张秋人！”随即抓起砚台向法官掷去，并一脚踢翻案桌。当日，遇害年仅三十岁。1931年，毛泽东在瑞金回忆说：“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当年在狱中的失学青年薛暮桥，在张秋人的教育启发下，发愤学习，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监狱大学”的教师时说：“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党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张秋人，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1928年2月8日牺牲。

张秋人出生于佃中农家庭。1915年考入绍兴越才中学，1917年转入宁波崇信中学学习。1920年夏，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剥夺免费保送上大学的资格，被迫赴上海求职。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投身于革命活动。

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义务教员，并协助指导杭州等地的建团工作。同年夏，经陈独秀介绍往长沙会晤毛泽东后，应聘为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参与湘南地区中共领导的青年和学生运动。1923年5月因发动学潮被迫离湘返沪。8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4年1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候补委员。6月，任青年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即书记）。9月，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局农工委员。在三省一市从事青年运动和国民革命，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同时，领导江浙沪一带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此间多次回宁波、绍兴等地指导群众爱国运动，亲自撰写文章，带头游行和演讲。

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派他任《中国青年》编辑，并为《团刊》和《平民之友》撰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等十几篇文章。

1925年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从5月起，全力投入“五卅”惨案后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发动沪、杭、甬、绍等地群众的声援斗争。同年秋，任芜湖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和团地委负责人，领导当地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加快了当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6年3月，党组织调他去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编辑，主编了8―13期。他连续发表文章，分析、评论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鼓动人民进行革命，显示了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5月，任教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和苏俄研究等课程。和恽代英等人一起，以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国民党反动派重金通缉，离广州经武汉，于7月初秘密到达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加强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力量，他遵照党中央决定，冒着极大的危险，于9月27日前往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到任后当天即召开在杭中共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了省委。9月29日，在西湖刘庄附近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被捕前，他一面用英语嘱咐妻子赶快回旅馆转移党内文件；一面纵身跳入湖中，把藏在身边的党员名单踩入湖底泥中，保护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1928年初，他被当作“要犯”转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他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坚持读书五、六小时，还向难友们讲述各国革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郑重勉励难友：“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牢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直到牺牲前一天晚上，还讲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一课。

1928年2月8日，敌人传唤他开庭，他明白已到了最后时刻，遂将衣物送给难友，从容诀别。在狱中刑庭上，他趁敌人不备，抓起审判桌上一块砚石，猛力掷向法官，并掀翻了审判桌。在刑场上，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等口号，连中7弹，壮烈牺牲。遗体由其兄迁葬回家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修葺了烈士墓，并列为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张秋人同志被害的消息传到诸暨，家乡的人无比悲痛。他的二哥张金标拉着板车，赶到杭州。在收尸入殓时，发现他身上的弹孔有七处之多。金标沉痛地拉着亲人的忠骸，沿着浦阳江，走了三天三夜，运回故乡，秘密地安葬在村前的山坡上。

烈士墓位于诸暨市牌头镇同文村水霞张自然村南面，坐北朝南，略呈梯形，占地面积430平方米。四周以2.80米高花窗砖墙围匝，黛瓦盖顶。围墙南侧设重檐门楼，高4米，门台上方镌刻“张秋人烈士墓”。墓穴居园内正中，呈馒头状，周叠砌块石墓圈，直径4米，通高3米。墓前立“张秋人烈士之墓”碑，墓四周为方形平坛，边长10米，周设望柱及围栏。平坛前两侧有牌头中学和原牌头公社革委会所立墓碑各一块，记述了烈士生平简要事迹。围墙内外四周遍植杜鹃、黄杨、香樟、翠柏等。

解放后，坟墓重修。墓用条石砌筑，很是简朴。墓前树立两块石碑。一块是1957年4月同文中学全体师生员工敬立的，上刻“张秋人烈士之墓”及张秋人烈士的革命简历。另一块是1974年诸暨县牌头公社革命委员会敬立的，中间刻“张秋人烈士永垂不朽”。牌头水霞张村虽然是一个冷僻的小村庄，可是怀着对革命先烈崇敬的心情前去扫墓的人却络绎不绝。张秋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