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7 23:14
1938年,出生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村,当过村里集体大食堂的堂长,也担任过村小学的民办教师。1980年成功偷渡至香港,1982年清明节回到龙眼村,如今仍在经营中国第一家村“三来一补”企业———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两件事,一是1980年我逃到香港,二是1997年我没有移民。 ——— 张细
1980年张细决定要偷渡香港,他说上天给了他两次机会不能一再错过;两年后张细回到位于东莞虎门镇龙眼村的老家,变成了外商。71岁的“逃港者”张细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珠,却完全折射出从狂热荒诞走向常识理性的色彩变迁。
逃港:觉得一无所有时
张细这么描述家乡的特殊之处:我们龙眼村50%的人都有港澳关系。这算得上村里掀起逃港潮的必要条件,但是真正扇动翅膀的蝴蝶却是生存压力。1960年前后,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张细的记忆里,“饿死的人没有,饿病的就很多”。
张细自幼父母双亡,伯母靠卖田养大他和兄弟姐妹。田还没有卖完,土改来了,张细从此背上了“破产地主”的帽子。“像我这样成分不好,当兵也不让我当,读书也不让我读。”等到“文革”前夕,张细民办教师的身份也被剥夺之后,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走了。虽然1971年偷渡失败,但是“上天给了我两次机会,一次在1962年的时候,我没走;第二次机会我觉得不能再失了!”1962年,逃港风潮惊动中南海,张细的姐姐和弟弟都在那时逃到香港。
1980年9月底,经过精细的准备,张细一家6口人分批化装成渔民,先后到达香港。虽然一上岸就被警察抓了,但是一年后因为法官同情其子女无人照顾,张细还是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
坚守:在海啸来临之际
1982年清明节,张细作为一个香港居民回到了故乡。
1979年,张细逃港的弟弟张光回到东莞,开办的龙眼发具厂是内地改革开放中第一家由村招商引资的企业。工厂开办之前是激烈的争论,张光和张细的“地主出身”让根正苗红的人们极为尴尬和愤怒。
当张细回到家乡的时候,一切争论都已经平息。东莞大大小小的村落正动用一切关系,包括寻找当初逃港的人们,忙着做一件事:招商引资。
张细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张细的家人纷纷移民,但是张细留了下来打理发具厂。“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两件事,一是1980年我逃到香港,二是1997年我没有移民。”
金融海啸排山倒海之时,张细的发具厂仍在坚守。“工业区里的厂房大概空了一半吧,但是我不会走。”张细当初敢回来,就是因为没有人再另眼相看他“破产地主”的身份。他相信,只要不再有这些无形枷锁的禁锢,他和他的企业总能寻找到新的机会。
香港东莞同乡总会会长、香港虎门同乡总会永远会长、澳门东莞同乡会永远会长、东莞海外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湖南娄底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东莞同乡总会屯门分会和观塘分会名誉会长。
张细,广东东莞人,“假发大王”,为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主席。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香港谋生,几经艰辛,终有所成,并于1979年回乡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三来一补”企业——龙眼张氏发具厂。经过多年的发展,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有多家公司。他分别担任着香港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公司、宏达纸品厂、广州金创利房地产开发有公司、东莞君悦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主席。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靠生产练习假发起家的张细,通过自己的“敢、苦、巧”把练习假发这个产业做到了极致,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如今在全球经济急剧变化下,他的张氏发具厂规模却一再扩大,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1997年香港虎门同乡总会成立,他以高票当选首届主席。2000年开始蝉联多届香港虎门同乡总会会长,2007年以高票当选为第31届香港东莞同乡总会会长,本届又获连任。张细先生虽身在香港,却情牵祖国、心系家乡,长期以来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家乡的建设事业出钱出力,表现出了浓浓的桑梓情和拳拳的赤子心。据了解,他曾为建设虎门敬老院、三东社区老人居住中心、虎门助学基金等屡捐善款。作为全国第一家村办“三来一补”工厂创办者之一、香港著名实业家,张细是东莞人“外流与回归”的典型代表,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珠,折射出那段岁月从狂热走向理性的变迁。 2012年,获世界莞商大会“杰出莞商”。
从“外流”到“回归”
1980年张细再次踏上逃港的渔船。两年后他与弟弟张光衣锦还乡,穿梭于莞港两地,转眼就是数十年
73岁的东莞虎门镇龙眼村人张细,是一个浓缩了东莞人“外流与回归”故事的典型代表。
时光回到1971年的一个深夜,吹北风。东莞人张细划着小鱼船向香港沙角出发,天不助人,到天亮时只划到了大铲小岛,给当地民兵抓住,送交边防军。他的第一次偷渡以失败收场。
9年后,他再次踏上偷渡之路。“当时已经改革开放,我应该是不用去香港。奈何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是怕政策改变,二是三个儿女已经到了香港,在弟弟家中寄养。”张细回忆。
最终还是去了,“和妻子、小女儿三人坐条小船,由深圳落马洲横渡,二十分钟到达元朗”。到港后,张细被抓关进警署两个月,其间请律师与移民局打官司,最后因三个小孩在港没有人照顾得政府同情终于批准在港居住。两年后又申请小儿来港,张细一家团聚。
若干年后,与其他港商一样,张氏兄弟“回流”内地。东莞成为他们投资内地的首站。1978年,一个叫张子弥的港商,在东莞投资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年,张细之弟张光回莞创立全国第一家村办“三来一补”工厂,与东莞轻工局签下回乡投资合作的东轻工(1979)02、03、04号文件,在虎门、东坑、附城三地分别开设龙眼发具厂、漂染厂、东莞电器厂。后来这三厂皆由张细负责运营。
从“假发大王”到“不倒翁”
“拥有了不要再冒险,没有的不需要去冒险”
张细旗下的多个企业,规模在圈中并不算大,但却是生意场上的“不倒翁”。当前,张氏发具厂生产的假发、发具品种已达2000个,目前全世界每年仍有50万顶假发缺口,全世界约有25%的练习假发均是从张细的工厂运出,这个当年“三来一补”小作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
张细对任何东西皆求稳,希望能对大局了如指掌。“要争的东西一定争到,不应争的东西就低调顾大局。”张细自己也乐于做“不倒翁”,像他这种年过七旬的企业家,大部分已经退居二线,而他仍然坚守。他说,做人做事能“不倒”已经很好。“公司已经发展到现在,若没有强的接班人,不考虑继续壮大。”
张细原本把平生创下的企业全部都交给长子,其余儿女没有继承。然而长子四年前因交通意外逝世。
张细近些年的生意与生活重心逐渐往内地转移。
张氏集团陆续在德庆投资了近2亿元,建成内衣厂、茶场及地产公司,有近500亩的土地将开发。因为土地价格的升涨,德庆的资产市值已翻番成约4亿元。
按张细的计划,与朋友何启林兴建的东莞君源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也将盛大试业。
29年前的冬天,一个刮起北风的夜晚,张细和家人在虎门港沙角偷偷下了水。顺风顺水的夜里,事先联系好的小艇划了5个小时,到达香港。时年40岁的张细在1979年所做的人生重大决定,在如今看来多少令人有些不解。就在1979年7月,张细的弟弟张明作为港商,刚刚和东莞轻工局签下回乡投资合作的东轻工(1979)02、03、04号文件,在虎门、东坑、附城3地分别开设龙眼发具厂、漂染厂、东莞电器厂。张明与龙眼村合作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农村招商引资的工厂。但对张细来说,1962年没有随着弟弟一起逃港,一直非常后悔。若干年后,弟弟衣锦还乡,成为带给全村人希望的“财神爷”,而他仍然是一介农民。
逃与留,即使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1962年的逃港风潮中,张细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了香港,1000多人的龙眼村少了大约40个青壮年。没有离开的张细因为家中曾是“破产地主”,在“文革”中度过了10年被批斗的苦日子。国家按照100斤粮食9.8元的价格进行收购,在农村劳作一天,张细只有几毛钱的收入。而弟弟张明虽然在香港吃了很多苦,但是顺利取得了合法身份,打工之余自学了英语和韩语,最后在香港办起了做假发贸易的洋行,成为逃港者当中比较有出息的商人。
离开前,张细琢磨了几天几夜。“人一生之中大的机会不多,应该搏一搏。这里太委屈我了,有多大的本事都只能种田。”他对5个孩子说,“带你们去香港,至少我们永远不用种田了”。最后张细一家7口人,分3批成功逃离。在逃港者中,张细的条件算是相当好:弟弟能弄来船接应;更重要的是弟弟已经是老板,张细去香港帮他把洋行贸易做大。
1979到1981年,广东迎来了新一批的逃港高潮,刚刚吹起的改革之风很难立即改善生活。时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的孙耀全向我回忆,当时他作为公社领导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反偷渡,“深圳河最宽的地方管得最松,有坐货船去的,有坐渔船去的,也有游泳过去的”。长安与深圳宝安交界的地方设立了边防哨所,干部去哨所堵截逃港群众。但是逃港者络绎不绝,走路的,骑单车的,白天晚上都有,劝也劝不住。
因为长安在整个东莞距离香港最近,60%~70%的青壮年全部去了香港。去了香港的人很快就能拿到香港居民身份,经常往家寄糖、油,或者买回电视、冰箱,在村里盖起几层高楼。如果哪家没有一人逃到香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傻,缺门路。一旦有人逃港成功,会从香港打来电话到邮电局或村里,通知家人“到香港了”,这家人就会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孙耀全说那3年长安天天都有人家放鞭炮,其他人听到鞭炮声就会说,“哇,这家人喝牛奶咖啡去啦”。“牛奶咖啡”在当地是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香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轮工业发展的高潮,企业家们把握了这次新机会,生产人造花及其他塑料制品、手表、玩具和其他劳力密集型消费品。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人的产业升级,香港企业生产次一级的电子产品代替日本产品,形成了第三次工业发展的高潮。香港最为稀缺的土地问题已经在工业化中显现,政府将新开发的土地投标租用,并且扶持无力与财力雄厚的地产业竞争的制革业和电器业等,保护工业发展。用工长期紧缺,使得香港劳动力价格上升,逃港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香港劳力的一种来源。
见识了香港的世面,张细发现女装假发非常流行。香港女人像换衣服一样,经常白天出入写字楼一顶假发,晚上去夜总会再换一顶假发。早期的假发做得类似一顶帽子,整个戴到脑袋上,后来这样的假发不太流行,而美发业大量兴起,张细两兄弟看准了美发培训行业。他们自己摸索着收集真头发做练习假发,给美发培训学校使用。
张家5兄妹当中唯一没有逃港的大哥张文,在东莞县的外贸公司工作,消息灵通。1978年中央刚有放开政策的动向,张家兄弟就看好了这个机会。张明的发具公司在香港发展势头不错,但是由于人工成本高,一个熟练工人的月工资3000~4000港币,所以多用机器生产假发。但是机器生产的弊病十分明显:它们做不出真发般自然走向的逼真效果,而且对原料头发的损耗非常大。搜集来的头发越长越贵,10寸长的头发每公斤100元,12寸每公斤200元,14寸为400元,成本成倍增加。如果使用机器生产,两个人一天能做出100顶假发,如果纯手工,一个工人一天生产4~5顶,但是卖价高。
在香港待了一年的张细发现自己到了“一片森林”,这片成熟的水泥森林有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模式,但是个人创业的起点太高。再回望河对岸的农村家乡,“一片空白,种点小树苗下去就能长成森林”。1980年,张细以港商身份回到龙眼村,和弟弟一起创办假发厂。“我一个小工厂的收入,超过全村一年的农业收入”。1978年龙眼村全年集体收入几十万元,相当于人均183元,而张细的假发厂第二年就赢利2000多万元。
像张细这样内地移民身份的港商,成为最早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牵线人。他们熟识家乡的人脉与做派,一旦到香港“镀金”,回乡后便成为两方沟通的中间人。如今70岁的张细工厂产值过亿元,一个月用掉15吨头发,他的致富传奇帮他获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尊重,被推选为东莞同乡总会会长。龙眼村的人仍旧称他“阿细”或“细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