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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辰(1903年10月11日—1930年12月31日),生于云南省盐兴县(今禄丰市)琅井镇。1926年暑假前,担任北大党支部书记。1930年12月31日牺牲。
人物生平
张经辰家境贫寒,父亲行医,母亲操持家务。弟兄三人中,张经辰最小。他自幼性情爽直,聪慧好学,深得长辈们的钟爱,大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后来张经辰的父亲离家另娶。母亲一气卧床不起,哥哥被迫外出谋生,留下张经辰母子相依为命,孤苦地度过艰辛的童年。
1917年,张经辰在琅井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第十五班,在昆明开盐铺的三叔张绍和资助他上学。省立一中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唤起了有志青年,张经辰和亿万热血青年一样,通过观望思索,终于投身社会革命。在新思想的强烈熏陶下,昆明掀起了到省外求学的高潮。张经辰由三叔资助,于1923年动身,先到南京、上海补习功课。他曾一度立志学医救国,次年考入南满医科大学。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张经辰逐渐认识到:学医不能救国。便毅然放弃学医,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
张经辰来到北大,顿感天地豁然宽广,浓烈的革命气氛感染着他,他开始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这期间,他进步很快,并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他为实现救国理想而献身革命的远大志向。同年,云南旅京学生、中共党员王德三、杨兰春(杨春田)、李鑫、王复生等人在北京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更名“新滇社”),宗旨是“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张经辰积极加入了“新滇社”,三一八惨案后,任“新滇社”北京支部负责人。1926年,张经辰由北大预科转入本科数学系学习。他一面攻读,一面做党的青年工作,在校内外广泛活动,在工厂、农村、各大街小巷进行宣传鼓动,充分展示了他良好的演讲才能,赢得了大家的一致信任与支持,共同推他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第四届代表大会当选),并历任学生会文书股、宣传股主任,1926年暑假前,担任北大党支部书记。
张经辰在学习工作期间,结识了同乡、北师大女生何月华。他们志同道合,倾心相爱,结为伉俪。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大批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遭到逮捕和屠杀。1927年4月28日,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被敌人处以绞刑。噩耗传来,张经辰悲愤至极,咬紧牙关发出誓言:“我要努力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替他们报仇!”由于在北京已难立足,张经辰与杨一波等前往上海,准备到第三军朱培德部做政治工作。不料上海已充满白色恐怖,朱培德部正在“清党”,那里是去不得了,张经辰等设法与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取得联系,转入地下工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从上海派一些青年党员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其中有张经辰、杨一波等人。
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在莫斯科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全称“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其宗旨是从理论上培训中国革命青年。张、杨和参加受训的这一批学员共30余人,在8月中旬的一天,分批在浦东乘苏联商船出发,经四、五天航行到海参崴,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中大”,张经辰最初学习军事,几个月后,转学政治理论。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在异国他乡,辛勤耕耘。他时常给家里写信。他在给妹妹的信中,满腔热情地描述国外情况,如男女平等问题,还将自己学习过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英文版)寄回家,激励他们奋发上进。
1928年,王德三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全国六大,向中共中央反映云南目前急需干部。不久,党中央决定让张经辰等一批同学提前回国工作。当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有的同志对回国有顾虑,张经辰对他们说:“党和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回国。”并于1929年春回到上海。当他了解到云南党的活动处境日益艰险,急需要干部的情况后,毅然要求回滇工作。
1929年3月初,张经辰化名“仲仁”回到云南,历任云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在严峻的斗争中,张经辰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外出时巧妙化妆,长袍短衫频繁更换,多次躲过特务的跟踪。张经辰负责编辑的云南地下党的宣传刊物《斗争》,使革命者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坚定了革命信心。
1930年春。地下党组织又陆续遭到破坏,张经辰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到陆良县三岔河、旧州、马街等地检查指导工作,对陆良党组织及时作了合理调整,建立了中心县委,并与县委负责同志吴永康等积极筹划武装斗争。他们将部队编为红军第三十八军,下辖三师一旅,于7月4日举行暴动。由于经验不足,各部配合失调,武装暴动未获成功。但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影响甚广,给云南地下党早期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5月,由于党、团省委领导中出现叛徒,党内好几位同志不幸被捕,省委机关多处被破坏。为坚持领导工作,代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张经辰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曾指定周芳、何英等五人组成中共云南特别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省党的工作。当了解到省委领导同志多数都在工作,随即取消了特委,表现了张经辰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坚定的组织纪律性。
1930年5月,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情况危急。为保存党的组织,张经辰以省委书记的名义立即向中央作了简短报告,及时改变了接头和联系地点、讯号,并在党内召开秘密会议,总结教训,要求党内同志要特别加强对叛变分子的警惕性。
为了取得党中央对云南工作的指示,同年秋天张经辰代表云南省委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上级党组织考虑到云南形势日趋险恶,建议他不要回滇,但党的机关和战友们的安危让他放心不下。10月中旬,他绕道九龙、香港,几经周折又回到云南,完成了护送文件与筹集活动经费的任务。刚到家,就到各处联络点了解情况,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工作,晚上和爱人何月华将布帛上的密写文件,用显影药水翻记下来再进行印刷。正当张经辰不顾生命危险忘我工作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张经辰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在狱中,张经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的妻子何月华四处奔走,打听下落,并想办法通过关系得以探望张经辰。只见张经辰躺在一间潮湿的牢房里,一见亲人,艰难地起身走来。他遍体鳞伤,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角一块焦黑的地方还流着血水。他强忍着剧痛,吃力而急切地问道:“家里情况如何?”深知丈夫话意的何月华回答说:“母亲欠安”。张经辰得知情况不好,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但仍然安慰妻子,鼓励她要坚强起来继续斗争。
此次探望成了他们的永别。无计可施的敌人于1930年12月31日将年仅27岁的张经辰与王德三、李国柱、吴澄一同杀害于昆明西郊。
张经辰生前曾立下宏愿,要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献身,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誓言。
张经辰烈士既是北大的72英烈之一,又是《滇魂》中收录的重要烈士之一,作为云南省委早期领导,他短暂的一生,为救国救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