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张维华仍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当时教师少，全系只五六个人，我教的课也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尽可能地搞点研究。我在读《日知录》时，看到顾炎武有关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我翻阅了大量方志，并参考其他支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接着我又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后来结集成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有些资料来自实地考察所得。我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我写好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张维华应顾颉刚之邀，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还给了我一个主任的名义，叫我负责对内、时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广人稀的河套，深感这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有改观。我访问了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离开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当时肖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与他来往较多。张维华一边教书，一边在他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维华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旋即解散。张维华和几位同仁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宜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

1938年秋，张维华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当时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

1939年秋，张维华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当时迁至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除授课之外，张维华和顾颉刚先生还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20余位著名学者，像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参与其事。我们还招了动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了大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张维华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关于秦汉时期，我先后撰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

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数篇论文外，这时张维华还写成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稿。当时曾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齐鲁书社愿意为我出版这本书。研究生晁中辰整理，并由他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

1944年，张维华离开成都，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夏迁至重庆。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局混乱，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

1948年，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在教学之外，做些订正旧稿的工作。翌年全国解放，我随校返回济南，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维华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在此后的30余年间，不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还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张维华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30多年形势变化很大，无论教学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马列主义来指导，我是一时跟不上的。在这期间，编过讲义，也写过文章，大都属于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学涂鸦，说不上研究。

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让张维华复职，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张维华培养研究生的原则是八个字：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从通常情况来说，人家来当研究生主要是学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呢？我对他们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干什么事都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另外，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就是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大学教师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品格方面都能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严格出名的。不仅在品格方面，在成绩方面也是如此，我几乎没给他们打过“优”，“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优”，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虽然对他们要求严，但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都很深。他们也都清楚，要求严有利于他们的进步。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维华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带研究生以外，还整理了一些旧稿，张维华的一些想法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张维华以活到老、学到老自勉。

“第一是人品 , 第二是学问”

张维华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据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并且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他还经常以他的老师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做学问的旧事，他们的成就都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这番教导足见张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张知寒教授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张先生就建议他读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把“史德篇”背诵给张老听。当他讲到“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时，张维华先生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

凡是和张先生共过事的老师都知道，张先生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当他平反后，在给学生陈学文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时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还很多，必须奋起直追！”丝毫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尽管这时他已到老年，但仿佛又焕发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时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先生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做学问，一是求通，二是求实

张先生在做学问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得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学生。张维华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在授课方面，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中国史，也讲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显得特别得心就手。这也是他在史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于求实，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开了个专题讲座，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的深恶痛绝。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甚至专著，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安作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回忆道：有一次，张先生在讲课中，忽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哪里？他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于是张先生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番话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学生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门径。

张先生原来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论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著，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

张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份。”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你活着就是贡献”

张维华先生由于年老多病，后来经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健病房，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花费自然也比较高。张先生总嫌花钱多，常对家人和陪床的学生说，花的都是国家的钱，实在心疼。因此，他不断地催促家里人为他换个医院。当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来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时，张先生就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没有用了，花费国家那么多钱不值得了。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对他说：“你活着就是贡献。”这几乎成了一句名言，历史系师生几乎无人不知。

事实也果真如此，当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正在编辑，张维华先生是主编。一位编者对一段档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准，向别的老师询问，却始终定不下来，后来去医院问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三两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其他的老师都很信服。后来张先生又一次住院，由于他一再坚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医院……

张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1.《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原名《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出版）。

2.《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6.《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7.《晚学斋论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

8.《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主编），齐鲁书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