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张耀曾同国务总理黄郛等人在冯玉祥支持下，在北京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段祺瑞执政，继后张作霖入京，张耀曾辞官，去上海当律师，任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曾写文章唤起民众抗日，并向政府提出抗日方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日本侵略军占据上海后，忧愤成疾，于1938年7月在上海病故。著有《考察司法记》10卷、《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民法讲义》《知非集》等。

1925年前后，张耀曾，这位天坛宪草的执笔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职位，从此四十岁的他放马南山，彻底地告别了民国政坛。

2004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中大部分篇幅，节录了张耀曾自1927年9月26日至1938年7月16日之间的所有日记。民初之后曾经历战乱流离，史料散佚数不胜数，作为一位曾经活跃在民国政坛上的活动家，张耀曾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他、关于他的时代的非常翔实的读本。

笔者不才，阅读这些“求不得斋日记”之后，深深诧异于这位数次起落于司法总长职位的“不倒翁”，居然在离休后穷得叫苦连天。

告别司法总长职位后，张耀曾还是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当家人。一直到1927年6月张作霖率军入京后，他才挂印而去，“无官一身轻”地寓居于京郊，整天信马由缰地阅读，海阔天空地思考，吟诗作画，与家人一道颐养天年，日子过得乐哉悠哉。这样的日子过了快半年，这期间除为《中华新报》欠款揪心外（此系因公负债），并无只言片语流露出日子不好过。

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张耀曾开始感叹钱不够花了：

故近来颇拟抛弃从来之政治生活，别作一田园生活，在城内荒僻地方如积水潭、西直门内等，购三五亩地，筑屋七八间，构造务极朴野，设备则求便利，种果木树及蔬菜，并养鸡饲蚕以劳役体躯，读书作画，并观天象，以养精神，妙契自然，以乐吾生。倘能心力日强每则努力著述，期与人类一大光明，似较之碌碌奔走，不能贯彻良心所命，徒周旋对付，纵有成就，亦与人生进化无大关系者计优矣。余怀念此既久，终未能决，则以此事亦须有相当资金方能备办，余则从政十年，迄今所负远过于所有，权衡情形，尚不许从容与天然为友矣。奈何！

其实，张耀曾这时候的日子远远比日记上所说的艰难，别说买房子，就是买书，他也得思索再三，最后还忍痛割爱。这是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的，“春一日毅生弟持来册页十二开，皆明末清初作家，余细阅之，真伪参半，只索价三十元，实为不贵，惟余现处窘乡，并此区区不能筹，只得还之，而记其略于下：计沈宗敬山水二页，胡石公山林二页……”。这里倒显示出张耀曾的书生性格了，咱买不起还不能把名字都给记下来?等以后有钱再买也可以嘛！实际上，读书人都有这通病，这错过的书恐怕这辈子不会被第二次碰到了。

到了12月27日，在日记中张耀曾亮了家底：“甘肃文仙舟来，谈及周文山身后萧条，请约同朋辅助，余勉应之。然检点家中存款，不及四十元，余尚不知何以自了也。可叹。”在此前四天，张耀曾曾花二十元钱，“赴少怀侄家，……购取先伯菊畦公所藏《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共八十本。”算上这二十元，其手头所有也不过六十元钱，真难为这位退休高干了，日子之窘迫超乎想象。

12月31日是阳历除夕。往年这一天，少不了亲族欢宴。如今俱往矣，张耀曾在日记中，忍不住想想昔日门前热闹鞍马多的场景，发出长长的叹息感慨：“数年来，年关前进款，多则千余，少亦数百。今年竟一文俱无，社会与个人同此萧条。故亦不张除夕之宴，只约数人吃扁食、打小牌一桌而已。”第二天即1928年1月1日，民国改历，但是对于张耀曾来说，新年唯一的新气象就是“晚亲族皆聚，与往年同，但酒肴之丰美远不及耳。”古来穷人过年时，总以“年年难过年年过”自我安慰，对于张耀曾来说，这个年不光难过，更是难堪，毕竟他已经是不惑之年了，侧有贤妻，膝下四宝珠环伺，自己再说也宦海沉浮二十年，这年怎么能是这种过法？

半个月后，张耀曾再次和老伴一道，就最近准备过农历新年的开销掐着指头算了一遍：“过年还日用细债及杂用至少需二百元，而手边存款现只余十余元，金城存款所余只一百五十余元；画行取用尚须不敷，若法权会及法律馆两处津贴提前发给，尚可安全度岁，否则非典质不可矣。”张耀曾也明白这是破天荒地的，“余留学回国以来十余年，待典质始能度岁，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张耀曾在日记中写到：

此中困窘情形，只见余家表面情形者，必不肯信，即余亦不自料遽至于此。盖五六年来，余薪俸收入始终未断，中间且有数月，日得千五万之数，不可谓少。乃今夏辞法权会委员长时，仅存现款千余元，天津租房布置等又耗去七八百元。自波至今，半年来幸有法权会、法律馆两处顾问津贴，月平均二百余元补助日用，否则早索我枯鱼之肆矣。余生平不赌不嫖，服仰亦未敢侈滥；家人自君默（张之妻，笔者注）以下尤为节俭，女子所用贵重饰品从未买过。屡年收入不少，似应稍有节余，乃一寒至此，余尝自惊。自推其故，大约建筑现住之房屋耗去大半；从前贴补《中华新报》及为该报偿债负利，为数亦巨；又补助旧政学会同人公用及亲友借贷，亦颇不少。此外则日用矣。余拟依帐簿，将每年支出分类列表，以便了然于支出之种类、数量，俾知吾用款正当之情形，庶子孙有所鉴焉。

在这里张耀曾又露出书生性格中可爱的一面，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把自己的困窘当作反面教材，以祖为鉴，面向子孙，至少使今日张耀曾所经历的困窘，张门后人们不再经历。在这则日记中，张耀曾还感慨：

民六，余罢免司法总长后语人曰：“此次做官别无所得，但可确实了解一事，即凡做官发财，必其不守法也。”盖做官而至总长，可谓高受俸而至千金，可谓丰。然余为总长者一年，依然故我，则他人之因仕致富，其来源安在，不可知乎？是言也，余至今益信。

张耀曾这是说得明白，做得糊涂呢，还是说得明白，做得也明白呢？凡后来人均可各取所需，自圆其解。

发出这番感慨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农历除夕当天，法权会及法律馆各送来薪俸一月，“年关勉强可以度矣。”

当然，法权会及法律馆的薪俸对于张耀曾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过完年又是囊中羞涩了。1月31日日记非常简略，“再游海王村。详览书摊，以价昂，竟一部未购，但多知若干书籍版本，不为无益耳。”这说的是实话。2月4日“游海王村。复纵览书摊，购《四铜鼓斋论画集刻》一部，计所见欲购之书，因价昂未成记于左，以待他日：……”这已经是第二次过此书瘾了，张耀曾此人可怜复可爱可敬。

日子还没有到最难过的时候。到了2月20日，可以说是张氏家族到了最窘迫的时候——

小孩学费未交，房捐催索多次，家中一元俱无，与君默清查银行存款，只余五十余元，尽行取出，亦不敷十日之用。筹议再四，只有公债四百元（内二百元系梁凯铭所有），可以设法押借，乃托景弟向银行设法借二百元，尚未知为何也。

四天后，“晚赴法部参司宴景弟，代借农商银行二百元，月息一分三厘。”到了2月29日，“朝何海秋来谈，余托其以宅屋做抵借款应用，渠允为设法，并谓如急需用，彼有存款可以应急，余谢之。”这些借款似乎并没有办妥，这从3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陈铭竹介绍杨某来看余住房，拟出售也。余半生奔走，所得私产，仅此地四亩，房四十余间。此外不但毫无积蓄，且有负债（因团体事负债除外）。今生活困穷，并此区区不动产，亦将不保。古语，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诚有慨于中之言也。然丁乱离之世，无托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庐舍，安居四年，岂非天眷独厚。况奔走国事，曾无寸金之积，一椽之构者，非无其人，余视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则无怨；取法乎上，则不自是，然以此自处可见也。若观夫恃籍权势、巧取豪夺、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荣华、据高位、长子孙，殊令人叹。谨厚者，不适生存；狡悍者，反处优越，有世道沦落之惧也！

张耀曾这是自嘲还是自慰，抑或是后悔呢？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后张耀曾为“节流”，卖掉了自用汽车，辞退了司机（3月31日），又“检家中仅存之公债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后日子似乎渐渐有了起色，张耀曾的日记中读书、访友，鲜有提及囊中羞涩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张耀曾旅居上海，与沈钧儒等开办律所，从此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