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张谷若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fú）岛，芝罘岛实为半岛，如其所名，如一朵灵芝，根连胶东半岛，冠斜飞入渤海。和张玲交谈中，她总会提到父亲和自己的“山东人”本色，书中开篇也用了很大篇幅来详述故里的风土人情。环海背山，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张谷若独特的性情及容貌——他是典型的山东汉子，身高一米八余，方宽面庞，孔武有力，终生钻研外语却喜着中式长袍，生活上不拘小节，疏于料理自己和家务，亦不善言谈，口音里余留着胶东腔。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文编辑任吉生曾担任过张谷若的编辑，对她第一次见到张谷若的情景也记忆深刻。那是“文革”刚过去不久，面对“书荒”，人文社计划重启外国文学出版计划，张谷若的译作再版也包含在内。缘于这样的契机，任吉生在孙绳武、蒋路两位前辈专家编辑的引领下拜访张谷若，三位老先生谈得起兴，当时还是年轻姑娘的任吉生却感到一阵“奇怪”：学校里外语系的教师个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面前的谷若先生，却穿着一件长长的中式袍子，眼镜也是老式的，头发也没怎么梳，“怎么这样呢，是搞外国文学的吗？”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则是书中行文至末时附的一张晚年照片，题为“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张谷若平头短衣，留着山羊胡子，开怀大笑，朴素中带有从人间沧桑中突围出的天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位普通长辈。他勾画了我们对“民国学者”想象之外的另一张学术面孔。

张玲称父亲为“布衣老爸”，既是家庭出身，也是学术门庭。出身僻壤乡间经商家庭，张谷若却是颗读书的种子，自小好学，成绩优胜，从县里先后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后退学）、天津南开中学两所名校，再后来以平均分近九十分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其实他各科均衡且优异，之所以选英文系，理由相当“致用”，竟是因为家乡被殖民帝国侵略，“身为一名读了书的中国人，就有一种迫切愿望，要仔细弄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弄清楚它们的事，就得先学它们的语言文字”。

家里不支持张谷若继续求学，责斥忤逆，“在了鬼子教”，他选择半工半读以自给。加上时局动荡，四年大学算下来读了两年半，但他依然以总分第一名取得了毕业文凭。出了校门，自此，投身正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

年轻的“哈代专家”

比起其他那些随着大时代辗转不定的学人，张谷若的人生显得平顺许多。北大毕业后，他接来老家的妻子，就此作别山海，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先在师大女附中教书，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在沦陷的北平，受聘在辅仁大学教书，携家度过艰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西语系并入北大西语系，他随之回到母校教书。居所从西单口袋胡同、东斜街，到李阁老胡同（后改为力学胡同），再到双榆树，他在北京度过了大半个世纪，两个女儿也是先后在北京出生的。不像其他许多学人尤其外语学者纷纷选择远赴重洋深造，张谷若一生未得踏足他所研究的语言国度，反倒更接近一个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人。

张玲常说，她和“苔丝”是同胞姐妹。这不仅仅是修辞，她们的确是几乎同时“落地”的——1936年，她和由父亲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伯家的苔丝》中译本前后脚降临，张家双喜临门。不过，《苔丝》在哈代作品中虽然名声最盛，却不是张谷若最先选择翻译的，他第一部译的是哈代更早期的代表作《还乡》，张玲说，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部。《还乡》的翻译从1929年就开始了，张谷若当时还在北大读书，而哈代于前一年刚刚去世。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作家、诗人，哈代的作品当时在中国也受到追捧，被选入许多大学英文系的教材，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对他的译介也在陆陆续续进行，在张谷若之前，徐志摩、傅东华、顾仲彝等人都译介过哈代的一些诗歌和小说。

虽趁着“哈代热”，但张谷若也并非是纯然跟风。他喜欢哈代，尤其喜欢哈代所擅长的细腻优美的风景描写。张玲暗自揣测父亲的想法，或许是因为那些英国乡间的淳朴风光、人情旧习，那些主人公在故乡和远方之间的挣扎，无论是《还乡》中的爱敦荒原，还是《苔丝》中的马勒村，屡屡让父亲想起了他自己的经历，想起环抱着山海的童年故土。

译完《还乡》，张谷若把译稿卖给北新书局，却两三年没有消息。后来，有朋友告知，庚子赔款名下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设有一个编译委员会，正在着手翻译一流世界名著，正找人译哈代的小说。张谷若便从北新赎回《还乡》译稿，另投此处，幸运地被选纳了。主持编译委员会的是胡适，审毕译稿，向张谷若发出邀约，请他继续翻译另一部《德伯家的苔丝》。

令张谷若有点意外的是，胡适见到他第一面，开口便问：“你是南开学校作文比赛考第一的那位同学吧？”不等回答，胡适自己又接着说：“我就是当时评判文章的人。”——没想到早有交集。除了英语，张谷若的国学底子也深厚，他从小入塾，古代典籍背得熟，文章作得好，甚至能写精彩的骈文。胡适所说，指的是他在南开读高二时，曾以一篇反对白话的文言文在全校“中西文化比较”作文比赛中拔得头筹，哪里知道当时评卷的人竟是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胡适晚年谈及中国早期翻译家，说起张谷若译《苔丝》，回忆道，“文笔极佳，我是用重金买下的。”

不得不说，胡适眼光确实精准独到。《还乡》和《苔丝》于1935年、1936年接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反响甚为热烈，张谷若以刚刚而立之年，跻身最年轻的“哈代专家”。他虽非翻译哈代第一人，但他的译本却成为了后来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历史尘烟落定后，张译“哈代”先后迎来两度再版，更是让其拥有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更多读者，在大陆彼端，为苔丝、游苔莎们的命运共同地、长久地叹息。

未出国门的“活图书馆”

1980年，年将80岁的张谷若发表了一篇文章《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阐述了他对于“信”这一翻译要素的主张和见解：原文和译文不仅要在内容、思想方面对等，还要在形式结构、词性、用语习惯上也对等，如俚语对俚语、典雅词对典雅词等。这看起来为译者设立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然而对照张谷若自己的译文，可以看出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翻译实践的总结。

《苔丝》的译本中，最彰显“地道”、也最被乐道的一点，便是用山东方言翻译书中的韦塞克斯方言对话，如苔丝父亲自称“俺”等。这是张谷若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译者自序”中有说明，原书中的方言和标准英语产生冲突的效果，因此他也选用家乡方言来突显出这种“土”和“怯”之感，使原文的风神愈加鲜明。虽然这种译法在当时惹起过一些争议，但张谷若作为译者追求语言传神、风格对等的匠心可见一斑。此外，他不愧是胡适称赞的“文笔极佳”，哈代极为出色的风景描写，通过他的译笔，在汉语中再造重生，有诗意，有格韵，对等地转化为一篇凝练优美的白话散文，诵读起来也十分上口。

由于各种原因，张谷若终生未能像其他外语学者一样留洋深造，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他自己当然也深知这一不足，因此愈加用功，以勤补拙。多年下来，他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了学生们眼中的“活字典”“活图书馆”。这从他做注释的功夫中最能显现——张谷若继承了传统治学中训诂、注疏的方法，把翻译作为研究，将大量心血倾注在译著的注释中，每一处有可能对中国读者造成理解障碍的地方，包括异国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多年后再版时还予以修订。负责再版的编辑任吉生说，单是那些注释，就够出一本书。比如哈代书中写到的许多英国乡间植物，张谷若会参照词典和植物图谱条条比对，再请教相关专家，才最终定名。一位北大西语系的青年教师曾告诉张玲，有次师生一起义务劳动给校园除草，教授们比赛用英文或拉丁文辨认植物的名字，最后大家公认“张先生知道得最多”。

《还乡》和《苔丝》初版二十余年后，张谷若继续翻译了《无名的裘德》，由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哈代三部曲”。接着，他转入狄更斯、菲尔丁等作家的翻译，惜因“文革”中断。“文革”结束后，此时张谷若已八十高龄，鳏居十年，珍惜辰光重新埋头工作，对旧译进行补译修订，晚年的两部重要译作《大卫·考坡菲》及《弃儿汤姆·琼斯史》先后于1980年、1993年出版，和《苔丝》一起被列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策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就是如今被广泛搜集的经典“网格本”。摸到上海译文社寄来的“汤姆·琼斯”样书数月后，张谷若在双榆树的寓所去世，安然行尽了91年的人生旅程。

在历史和生活中沉潜

1997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的著名藏书家、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王强在书肆购得《弃儿汤姆·琼斯史》，写下一则藏书笔记，称赞张谷若“译文典雅，趣味横生，无愧于菲尔丁”。因张玲在书中引了这段笔记，出版后，策划编辑蒙木将书送到王强手里，并问他，那时的西语系学生知道张谷若就是北大老教授张恩裕吗？王强坦承，不知道。蒙木感叹，张谷若或者张恩裕把自己藏得多好，藏得让学生们都不知道。

从这件小事里，颇可想见张谷若的为人之风。张玲书中有个章节名是“名流边缘”，是她对父亲深中肯綮的观照。在张玲眼中，父亲为人简朴内敛，寡言不擅交际，虽身在文艺圈中，与许多后世闻知的名家有交集甚至通家之好，却从不是立在中心笑谈之人，亦未沾得此中浪漫风流习气，只算得个“圈内边缘人”。以致许多年的朝夕相处里，过眼皆是平凡琐事，张玲并未觉得父亲有什么特别和了不起。直到许多年后，她自己也从事翻译事业，渐渐才理解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意义：“他虽然不算什么高门大儒泰斗权威，不过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视虚浮的名气和个人的闻达，比较单纯地出于对专业对学问的一种痴情和执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轻悄悄地在那完成着自己的使命，采撷着果实，最终达到自己个人的饱足。”

从张玲写下的“父亲故事”里，我们蓦然倏地领悟，除了那些站在前台的数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图景里，更多的或许是像张谷若这样的“普通学者”，时代风云激荡，难以把握，他们选择自我沉潜，守定与己有关的一隅，在芸芸过往中留下一鳞一痕。看似不经意，也不多么伟大，却同样呈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方式之一种，代表着时代中恒久不变的、关乎人生与生活本质的那份常性。

与其他民国学者一样，张谷若在人生中段经历了旷日绵延的战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问。然而不像被书写和传颂更多的、当代人也更熟悉的众多内迁学人，他选择留在沦陷的北平，在辅仁大学继续教书。因教会性质，辅仁大学幸未被日军掌握，仍挂中国旗，是覆巢之下仅余的完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和妻女免于颠沛流离之苦，也未让学术事业有中断，但处在异族统治之下，言说和行动自由受限，精神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张玲回忆，一日家中半夜遭歹徒，体格健壮的父亲与之勇斗，后来才知是走投无路的伪军逃兵。之所以选张家下手，是因为那时日本人为加强统治，命令家家户户门上挂户口卡，写明家中成员的各种详尽信息，歹徒看到这家只有户主一个男丁，又是文人，才铤而走险。在这样的长期不安中，张谷若要做、能做只有努力庇护家庭和朋友。在张玲的童年记忆中，父母带领在北海划船，与北平留守亲友间的互道安慰，皆为灰暗岁月注入一丝人性的光亮。

北平解放前夕，亲友学生们有的去台湾，有的去美国，人心纷纷不宁。如此前一般，张谷若依然留在原地，一边期待新政权，一边也有隐隐的担心，首先便是疑惑，到新社会英语教学这个行当未来是否还存在，会不会面临失业。他未雨绸缪地做起了筹划，“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带领全家做豆腐，甚至兴致勃勃专程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学骑，以备日后挨家挨户送售。只是车没学会，北平和平解放，“夙愿”未能成真。类似这样的情节，桩桩件件，拼凑出的张谷若是一个普通而典型的父亲形象，好似没有过高的冀望，但拼力负担起了一份为国之民、为家之主的责任，保全全家挨过艰难时世。这丝缕对于旧北平日常生活的侧写，也是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一种补充。

故人与故事

与长袖善舞者相比，张谷若是个纯粹的学人，与政治热潮始终有一定疏离。书里两度提及，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一，虽也随学长们去天安门游行静坐，但久坐后心性不耐，便脱离大部队自行返校。蜻蜓点水地掠过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而未予置身其中有更深的交集与刻痕，如同一个预示，招引他后来的许多个选择，最终，都是回到自己的本位上。他性情内谨，非弄潮之人，但这多少也保护了他。张玲在书中多次提及，祖母说父亲“八字好”，的确，无论是战争还是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张谷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生涯相较平顺，想必也与此禀性有关。

张家是学校师生、北京文化人及山东在京老乡多方交会的一处据点，他虽不擅长交游，却继承了山东人的好客，与各党各派、不同阶层人物都能够往来，只是会维持在一个分寸上，和善、兼听而不逾越。其中有一位姓单的地下党，是山东老乡，甚至把张家当做一个秘密落脚点，用来暂存和转运物资。张谷若本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也是在与这些进步学生、朋友的交往中产生的。然而他的交往依然是纯粹人与人之间的，而非建立在某种共同团体或利益上，这在天地玄黄人心不宁的年代，殊为可贵。

这与张谷若有过交集的一个一个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常常会鲜活地在张玲眼前浮动。因此她写父亲，又不仅仅是父亲一个。父亲如一条线索，串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北大-辅仁西语系这一脉故人故事。除了胡适、钱锺书、冯至、李霁野、牟润孙等鼎鼎有名的人物，还有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如《马丁·瞿述伟》译者叶维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译者张万里等，他们都以一部译作传世，是张谷若的多年之交。张玲将这些“父执”从记忆中打捞出来，带着她儿时所见的音容，历时性地穿插在张家的日常叙事中，如同一部生动的私家群像列传，复原着那样一群与父亲相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目。

叶维之的故事最令人难忘和动容。他是张谷若的北大同学、终生好友，专业精深，有名士气，一辈子孑然一身，不修边幅，常常住在张家，张谷若对他是既欣赏又“嫌弃”。动乱年代中，两人分隔京沪两地，多年未见，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叶维之回京，张玲受父亲之托，从东单的一个大杂院里把他“淘”了出来。叶维之须发已白，见到暌违多年的老友，第一句却劈头问“你说bird fancie怎么翻好？”这是他正在翻译的狄更斯《马丁·瞿述伟》中的一个词组。张谷若想了想说：“鸟迷。”叶维之拊掌道：“对，就是！”在这寥寥数语中，两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讲尽了长若一个世纪的故事。

校友父女成同行

张谷若十八九岁时，由家里做主，娶了乡里近邻女子，自此搀扶一生。两人都是恪守中国传统的人，在婚后却有意识地长期“丁克”，在彼时着实十分前卫。不愿意要子嗣，除了家庭内部因素，也和时代环境有关。当时国内外危机重重，用张谷若的话说：“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就像猪狗一样给外国人宰割，我要孩子做什么？”

直到33岁，经历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长女张玲终于降临，后来又有了次女。尽管不在年轻父亲的计划内，但孩子真的出生后，他还是尽量提供最好的资源，想尽办法让她们健全成长。他亲自辅导孩子的学习，不仅文科，物理数学也不在话下。张玲记得，一部《史记》，父亲能从头背到尾，给她一边背一边讲。唯独本行英语，却行不通。张谷若常常遗憾自己学英语太晚，因此督促女儿早早学，然而却用教大学生的方法来教，长长的从句、单词让六七岁的张玲落荒而逃，为此常常会吃父亲的老拳。

张家无子，张玲生就一副男孩性格，直爽利落。她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成为父亲的校友。毕业前夕，她被分配到遥远的宁夏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偶然转行英语教学工作，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回到了鳏居的老父身边。阴差阳错或是命运使然，再之后，她继承了父亲的翻译事业，与父亲成了同行。直到步入新的门槛，她才得以认清父亲这一类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也理解了父亲当年对她的责之深爱之切，督促她多用功，只是为了让她长大后少吃些苦头。

张玲自己也86岁了，这些年，父亲和往昔熟悉的面孔越来越频繁地在她眼前跃动，她不愿他们被遗忘，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她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采用了大量插叙、倒叙，往事与记忆在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线上往复跳跃，构成多声部的回音，这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维度，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经年累月里，在那些相似的历史关口，像谷若先生这样一批“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何种相似的困惑，穿越了哪些相似的风雪，最终又捧得了哪些相似的花月。

补记

本文完稿之际，出版社传来消息，张玲老师于11月1日凌晨去世。闻知非常惊讶，因为9月30日，新书发布会前夕，我才刚刚和她进行了一番长谈。那日她除了听力欠佳，精神十分健旺，还告诉我几个父亲的小秘密，并透露说计划接下来再写写自己的故事。她原本很期待见到成稿，不想未赶及，竟成莫大遗憾。好在有这本书。她曾说，写的时候，“心里头抱着一种好像是不把它写完，死不瞑目的决心。”天鹅之歌便是如此了——却也让我们能作如此安慰想：在最后时刻实现人生最大的愿望，何不是圆满。

张谷若，中国伟大的文学翻译家之一，在翻译领域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他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摆脱原语语言的形式束缚，用地道的译语传递源语所表达的艺境。张谷若翻译了很多世界经典名著，他的译作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并被称为译界的楷模。英国伟大的文学家托马斯·哈代在小说创作方面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善于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命运和内心情感的变化。哈代化音乐之美、绘画之美于他的创作之中，使其作品具有显著的美学特征。《德伯家的苔丝》作为哈代的代表作，它全面地展现了哈代作品的主要艺术成就。张谷若将哈代作品中的艺术特色与技艺精湛而巧妙地展现在他的译作中，完美的再现了原著的审美价值。

1、用词上体现音乐之美

哈代家庭有着喜爱音乐的悠久历史，哈代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他对音乐有非凡的感悟力。读他作品的语言，有强烈的音乐之美。张谷若在翻译过程中用地道的译语极力展现了原语的音乐之美。张谷若将哈代在语言用词上的音乐之美通过使用摹声、摹状、叠词等手段成功地演绎出来。

例如：The rosy-cheeked, bright-eyed quartet looked so charming in their light summer attire, clinging to the roadside bank like pigeons on a roof-slope, that he stopped a moment to regard them before coming close. (Hardy 129;Ch.23)

张谷若译为：她们四个人，脸上红扑扑，眼睛水汪汪，夏服轻飘飘，挤在路旁的土坡上面，好像一群使鸽子，并排蹲伏在屋脊上一般，看着非常迷人、非常可爱，所以他先站住了，把她们端详了一番，然后才走近前来。在这一段的翻译中张谷若采用了摹状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四个年轻女孩的神态。通过. “脸上红扑扑，眼睛水汪汪，夏服轻飘飘，这三个摹状词的使用张谷若不仅将这四个少女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让译语读者感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愉悦。 “脸上红扑扑” 形象地表达了少女的娇羞之色；“眼睛水汪汪” 清晰地展现了少女的温柔之情 ；“夏服轻飘飘”生动的勾画出少女的轻盈之态。 因此，张谷若的译文不仅有效地传达了哈代语言音乐性的特点，还赋予译语读者很大想象的空间，使译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审美感受。

2、句式结构呈现出画卷之美

哈代的家乡古朴恬静，牧歌式的田园风光便成了哈代终生追求的理想。他毕生热爱欧洲的绘画艺术，并对它有深厚的研究与独特的理解，哈代善于运用绘画构图技法，赋予作品强烈的绘画视学效果。张谷若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使用不同的句式结构再现出哈代作品中所展现的显著的绘画特征。张谷若主要通过采用整句与散句相结合、排比、倒装等句式结构，使原著中的美丽画面鲜明而生动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

例如：Which he had before known but darkly – the seasons in their moods mornings and evening, night and noon, winds in their different tempers, trees waters, mists, shades and silences and the voices of inanimate things. (Hardy 107; Ch.18)

张谷若采用了整散句相结合的句式将之译为: 除此之外，他对于外界的暮暮与朝朝，子夜与亭午，水之浩荡，雾之迷蒙，草之滋蔓与黄落，木之盛衰与枯荣，寂寂与悄悄，昏昏与暝暝，以及本来无生之物，却能听之有声——所有这一切，从前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点，现在都有亲切细致的认识。我们知道，整句具有结构整齐，音调和谐，表达顺畅，语义鲜明的特征；而散句的特点恰恰与整句相反，整句与散句的结合不仅避免了表达上的单调和枯燥，还加强了表达的生动性。使他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句式上的美学特征，还生动地再现了原著在绘画视觉上的美学效果，如“水之浩荡，雾之迷蒙，草之滋蔓与黄落，木之盛衰与枯荣”就如同一幅画卷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1、修辞方面的美学特征

哈代在他的作品中善于通过对景色的描写来表现人特的情感和性格特征。在《德伯家苔丝》中哈代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段描写自然景色，并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渲染和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情感的变化。张谷若的译本一方面保留原著修辞方面的特征，同时他还发挥译语优势来再现源文所表现的美学内涵。

例如：Nightfall, which in the frost of winters comes as a fiend and in the warmth of summer as a lover, come as a tranquilizer on this March day. （Hardy 317; Ch.50）

张谷若将之译为：在冬日严寒的时候，夜色来临，好像魔鬼；夏天闷热的时候，夜色来临，好像爱人；现在三月的时候，夜色来临，却使人心神平静。重复的修辞方法不仅有助于加强音节的韵律之美，还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谷若在其翻译中将 “Nightfall” 重复了三次，这不仅清晰生动地表达了源语的语意，还鲜明地再现了源语在语言形式上的美学特征。

2、在意境与意象方面所体现的美学特征

意境与意象在美学上被看作是作品的灵魂。张谷若成功地再现了原语意境和意象的美学意蕴，并实现了原语和译语间在美学效果上的对等。

例如： All round was open loneliness and black solitude, over which a stiff breeze blew. (Hardy 359;Ch.58)张谷若有效地再现的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境，将之译为：“周围一切，只是一片空旷的荒寒，一团漆黑的僻静，一股劲风，在上面吹动”。“open loneliness” 和“black solitude” 张谷若将之分别译为“一片空旷的荒寒”和“一团漆黑的僻静”这不仅表达了凄凉的意境，同时还向译语读者呈现出一幅忧伤凄清的画面。 “stiff breeze blew”被译为“一股劲风，在上面吹动”。这一意象与描写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衬托了悲惨而忧伤的气氛，预示并象征不幸的事情即将发生。

第一，张恩裕先生鼓励青年学生勤读书，勤思索。他介绍了古人欧阳修的“枕上”、“马上”和“厕上”的学习方法。提倡抓紧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和思考。我几十年来，就是遵循了先生的教导，挤时间用心读书和思考问题。

第二，张恩裕先生说要想学好英语，必须学会利用工具书和词典。学好英语，总得用破几本词典。他说不仅要学会利用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更要学会利用原文词典，就是英英词典。他介绍了我前所未闻的Roget’s Thesaurus，那是英国人Peter Mark Roget按照语义意念分类编纂的“找字词典”（word finder）。我后来到王府井东安市场的旧书店花五角钱买到一部袖珍本，用了一辈子。我在汉译英和用英语写作时，主要就是使用这本词典。老一辈学者中有些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从来没有留过学，没有出过国，甚至一辈子没有机会同英美人交谈过。他们学好英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勤查词典。

第三，张恩裕先生说英美人写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学，知识是随时随地学来的，并不都是从教科书上学的。比如，拿英美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也可以学到活生生的知识。我上大学时，正处于政治运动高潮，废除了传统的课本，没有固定的教材。我随手拈来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一本书，都可以学到知识。一生就是这样做的，知识是日积月累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