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不久，张连奎就被选入校篮球队担任前锋,同时被选为学校田径队的跳远运动员。学校篮球队队长郭文成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向队员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启发大家的觉悟。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连奎义愤填膺,他和同学们在一起谈得更多的不再是打球、学业,而是中国的存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救国救亡的道理,并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 了当时的学生宣传游行。

此时的张连奎思想上十分苦闷，他不知道面对帝国主义的践踏如何实现自己的报国志向。临近高中毕业,正值国民党南京政府倡导“复兴民族、提倡理工”，张连奎幻想从事理工寻求一条复兴民族的出路。1932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由于南京政府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平静的古都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张连奎感到在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国家,连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哪里还谈得上工业的自由发展。理工救国行不通,张连奎又把目光转向体育。他以为只要国民的体魄强健了，中国在世界体坛上有了地位,帝国主义就不敢随意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了。1933年暑假过后,张连奎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

在北平师范大学的4年里，张连奎球技大长，成为篮球运动的国手。张连奎的族兄张仁槐，当时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他俩同岁,从孩提时代直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是最好的朋友和同志。张仁槐经常介绍革命书籍给张连奎看,讲国际国内形势及革命道理给他听，帮助他认识拯救中国的根本出路，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不行,“体育救国”也不行,当前最迫切的是解决国家危亡的问题。

在华北沦亡危在且夕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十大主张。中共北平市委得到这一宣言后,迅速印刷,扩大宣传。学生市民争相传阅,十分振奋。中共北平市委见群众抗日呼声甚高,就在11月份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号召各校组织学生自治会,做组织准备。12月,中共北平市委得知宋哲元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决定12月9日组织青年学生到中南海向何应钦请愿，请愿不成，就游行示威。

张仁槐十分看重张连奎的人品及在同学中的威信,启发和引导他在体育系以及他为首组织的和平门体育联合会当中,按照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动员周围的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2月8日夜间，北师大党支部的同志与学联执行委员会的同学们分别秘密串联进步学生,决定地处南新华街的数理学院和地处石驸马大街的文学院的同学次日晨分头出动，到新华门集中。张连奎坚决执行这个决定，并领取了一批抗日救国宣传品。

12月9日这天,阴云密布,朔风凛冽,天气格外寒冷。一清早,师大两处校门早已被军警封锁。文学院的同学化整为零,从后门走出学校。张连奎所在的数理学院的同学也避开校门口的警察,三三两两地从背静处跳墙出校园,前往新华门。当队伍途经西单时，国民党军警用大刀枪杆朝学生打来，队伍中立即有人喊:“化整为零,到西四集合。”队伍在西四重新集合后继续东行,沿途又招呼辅仁、北大的许多同学。此时队伍已增到数千人,一些修马路的工人、人力车夫、市民也跟随队伍前进,高喊抗日口号。

张连奎走在北师大队伍的最前面，担任游行队伍的护卫工作,一路上不断地同阻拦的警察进行斗争，并向他们作抗日救国宣传,散发宣传品。当队伍走到王府井北口时,上千手持长枪、大刀、木棍的军警已封锁了路口,用水龙头对准学生。冰冷的水柱喷射到同学们的棉衣.上,在凛冽的寒风中立刻冻成冰砣。同学们紧挽着手臂顽强抵抗,直到下午,为了避免与反动军警直接冲突太久,游行队伍按计划撤退。

16日清晨，军警戒备森严地封锁了北师大校门,同学们出不去,急得团团转。清华大学15日夜先行进城的学生敢死队走到北师大校门口，见军警堵住了校门，便与军警对打起来。张连奎见状说:“同学们，咱们打吧,冲出去!”张连奎带领大家操起砖头瓦块,伏身墙头,居高临下，雨点般地向军警打去。军警慌乱退去,师大的学生乘机冲出了校门。游行队伍在北师大游行大旗的引导下,在市区转了几个圈,与游行人群一起聚集到天桥,参加了黄敬主持的市民大会。午后，游行队伍到了前门，军警已紧闭城门。学生不得入城,又重新集合向宣武门进发。宣武门城门也紧闭着。城门内外的学生里应外合,想将城门打开,但军警手持武器,戒备森严,学生们只好站在冰雪未化的马路上与军警相持着。当时，附近市民给学生送水送饭,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张连奎率领着同学们不断向市民作抗日宣传,与反动军警进行抗争,一直到夜幕降临。

傍晚,清华、燕大两校同学因路远先行返校,随后学联决定结束游行随后返校。奔波呼号了一天的师大同学没有立即返校,张连奎等决定先将路途较远的东北大学、大同中学等校同学护送回校。当队.伍走至菜市口附近时,发现路边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片军警,张连奎立即组织纠察队护卫在学生队伍的两侧。这样坚持了近一个小时,突然路灯关灭,街上一片漆黑。原来,在这里的军警正是早晨在师大校门口与学生对垒的那部分人，他们要报早晨的一箭之仇。黑暗中,只见皮鞭纵横,大刀飞舞,枪刺乱捅，许多同学受了伤,队伍被打散。张连奎在掩护同学疏散和与军警搏斗中,胳臂被打脱白，腹部被刺伤。当游行的同学三三两两陆续返回学校时，在校门口看到眼睛被打得青肿的张连奎站在那里迎接大家，询问大家有没有负伤,后面还有没有同学,情况怎么样。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斗争洗礼和锻炼,张连奎彻底放弃了体育救国的幻想。他决心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依靠不屈不挠的斗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2月16日游行后不久，中共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张仁槐正式通知张连奎,根据他在这次斗争中的表现，党支部正式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1月，张连奎代表华北队赴上海参加第11届奥运会中国篮球代表队选拔赛。经过比赛，他和队友牟作云、刘云章、于敬孝等被选委会看重。然而,在代表队人选敲定之前，当局提出，他以后不再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才能参加奥运会。张连奎表示:“我的抗日救国思想和行动不能放弃,它与当选国手完全是两码事!”反动当局最终剥夺了张连奎的篮球国手资格。他的这一决定,受到进步同学的钦佩与赞扬。

1936年成为参加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篮球赛的运动员。他是解放前山西省唯一选入国家队的“篮球国手”，也是山西省参加世界运动会篮球比赛的唯一运动员。

二

此时,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得重大胜利。9月间,张连奎回到家乡定襄县,与正在那里的八路军政治部的舒同见面，共同商议组织县动员委员会。10月中旬,忻口会战紧急之时,任太原总动委党支部书记的张仁槐来到定襄,传达总动委关于日军占领太原后的形势分析和在北同蒲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他同时带来由邓小平署名的关于张连奎党组织关系的证明信。几天之后，张连奎担任中共定襄县委书记。随即召开了定襄县各村代表会议,成立了定襄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县委的公开名义),舒同兼任主任，张连奎任副主任,同时宣布定崞联合县政府成立。

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决定建立属于晋察冀军区的4个军分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属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晋察冀省委同时决定，在该地区建立中共晋察冀二分区特委,由王逸群任书记，李光汉任副书记,张连奎任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张连奎为解决干部的严重匮乏问题,先在五台县,继而扩展到各县，连续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数百名学员结业后,分别补充到各区、县、地委,以及区县抗日政府和人民团体。在神山创办了定襄学院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干部培训基地。张连奎兼任定襄学院院长,并亲自授课。通过办训练班,培养了抗日干部,发展了共产党员。

1938年11月初,张连奎受命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的定襄县,参加了中共定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精神,结合定襄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进行了新的工作部署。他强调指出,日军虽深人我区内部,并在忻窑支线上安设了据点，但广大人民群众仍是依靠我们的,据点以外的广大地区仍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地方,敌人是孤立的。因此,坚守阵地,坚持持久的对敌斗争是完全可能的,任何悲观情绪、恐日情绪和急躁情绪都是要不得的。这次会议确定了在坚持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守阵地的总目标下要做好的5项具体工作。

1939年3月，张连奎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第二地委员会书记。1939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二次疯狂的“扫荡”。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政策,向五台地区推进,许多村庄相继沦陷。阎锡山的顽固派势力越发猖獗。他们对牺盟会等抗日组织实行限制,不给经费和供给，公开阻挠和破坏抗日活动,甚至残杀抗日干部。初秋,张连奎率领地委干部来到五台县。那里大都是阎锡山的武装掌握政权,张连奎一手发动和宣传群众,减租减息;一手扶植以樊金堂为队长的五台基干游击队,壮大自己的武装。他组织游击队和群众,一个村一个村地打掉阎锡山的反动势力，除奸反霸,重建人民政权。贫雇农当了区长、村长、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反“扫荡”战役中,二分区地区一级的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平山西部山区。张连奎率领地委部分机关坚持在二分区辖区内开展工作，辗转在榆树湾、黄花沟、米查湾、集古潭等村庄，常常距敌人据点只有一二十华里。张连奎高度重视地委机关的建设，无论斗争多么艰辛，他都随身带着书籍,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指示,并经常给地委机关干部上政治理论课。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干部成长很快,适时被派往县、区担任领导工作。在斗争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张连奎始终要求地委机关干部都下到区、县斗争一线去,坚持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平日里,他还组织地委的干部清晨跑步、爬山,利用麦场、河滩和老百姓一起打篮球,使大家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体魄适应艰苦斗争的需要。

1940年秋，中共中央要求在敌后建立秘密交通线。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和组织部副部长刘仁亲自指示交通科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王觅轩,到晋察冀二地委找张连奎,请他帮助尽快开辟晋察冀秘密交通线。

王觅轩带着介绍信，和另外两名交通员一起，在平山与盂县交界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张连奎。张连奎看过介绍信后,向王觅轩等三人详细介绍了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基本情况，具体分析研究了当地各县、区党组织状况,群众基础以及抗日两面政权的情况。建议他们在建线过程中一定要通过地方党组织,在地方党组织比较弱的县、区,只要群众基础好,也可以开辟交通。张连奎亲自为交通站的建立与地方组织进行联络,并且在干部力量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为秘密交通线满员选配了政治素质高、忠实可靠、安心交通工作的交通队长、站长和交通员。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以定襄县为中心的西线交通总站很快建立起来，下设3条秘密交通线和23个秘密交通站。到1941年春,晋察冀边区第一条秘密交通线正式开展工作。依靠这条交通线,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及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文件等得以及时传送到晋察冀边区。这条线还承担了往返于延安的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等的护送任务。白求恩、柯棣华以及中共“七大”代表等都是经这条交通线护送的。根据张连奎介绍的情况而确定的交通路线,多是崎岖的羊肠山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基础好，直到抗战胜利,这条交通线从没出过大的事故,文件从未丢失,组织未曾受过损失,因此,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第二军分区政委赵尔陆兼任二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张连奎改任地委副书记兼任河南分委书记,同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河南区队政委。为了牵制敌人的进攻,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张连奎领导的中共河南分委遵照毛泽东关于“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战略方针,决定从河南区队中分出三个中队(连),组成同蒲支队，由区队政治处主任杨世明带领,深入忻定平川开展工作。张连奎向杨世明说明工作的目的意义,并交待了具体任务:一、破坏铁路运输线和敌人的运输计划,牵制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二、发动和组织群众,打破敌人“治安强化”运动,打开忻定平川工作的新局面;三、护送东北、华北往返延安的干部、学生等人员和物资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

6月2日,杨世明带领三个中队组成的同蒲支队,来到忻县境内,第二天傍晚即在麻会镇附近袭击火车,首战告捷。几天之后，他们又接连破坏铁路,捣毁敌人一辆铁甲车和一列物资车,活捉了押车的日军和伪军，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布匹。从此，忻定平川斗争的局面打开了,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

护送任务是张连奎及河南分委领导的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晋东北地区处在接连华北、东北通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重要通道上,敌人实行严密封锁。不仅铁路公路沿线据点密布、炮楼林立,就连一些大道、小径、沟口、山口、渡口也被封锁。这个时期,中共过往延安的人员、物资也特别频繁,平均每星期就有一批。河南区队先后武装护送过聂鹤亭、邓发、肖峰、张学诗、朱占奎、刘东纪、姜齐贤等往返延安;护送过八路军新兵三批2000多人过封锁线;护送过两批500多名妇女同志过往;护送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三木、西村、酒津、和田、小友、津田、小狄等到延安;护送过的物资计有布匹、现款、军用器械、火药等。

张连奎及河南分委领导下的对敌伪军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分委敌工部组织各县敌工部向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对敌伪的工作直做到了敌人的宪兵特务部队内部,使他们能把日军及汉奸活动的情况、兵力调动情况和活动趋向,随时报告八路军，使八路军减少了损失,提高了攻击敌人的准确性。

1943年4月到5月，张连奎和区队长何能彬亲自安排朝鲜抗日义勇军在定襄境内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朝鲜同志用日语对盘踞在据点的日军喊话、唱歌、利用电话线路进行政治宣传,并为老百姓演戏,作抗日宣传。

1944年春天,八路军在各战场上节节胜利。为了牵制和打击敌人,扩大政治影响，同时解决部队干部战士的衣食困难，张连奎和河南区队队长何能彬研究决定,趁县城部分日伪军被抽调到忻县作战的机会,夜袭定襄城。经过周密部署,凌晨1点30分发起战斗。基千游击队和河南区分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开始登城。张连奎随大队冲进城中。区队和游击队乘势救出被关押在城中的被捕同志,从敌人仓库里夺得了1000多匹洋布。伪县长王云浩和卫兵仓惶出逃,被区队战士抓获,清晨4点钟,战斗结束。

194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晋察冀分局,冀中、冀北、冀东形势好转，决定在分局和军区以下设置4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及行署。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晋察冀二地委改称中共冀晋二地委，属冀晋区党委领导。张连奎担任冀晋二地委书记兼冀晋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1948年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2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次年6月任代理政委。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突破三八线和五音山阻击战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通令表扬,本人被朝鲜最高人民议会援予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10月回国。1952年4月任66军政委,同年转业到国防工业战线,任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局副局长、局长。1953年任二机部副部长、一机部副部长。1960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在建设我国第一批航空工业电子设备和武器工厂，生产第一批喷气式飞机、坦克、火炮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