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5 17:55
1920年随父迁居河北保定市。张锡瑗和妹妹张锡瑞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求学时，积极参加该校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并成为运动的骨干分子。
1924年，她和张锡瑞、李沛泽（即李培之，后为王若飞夫人）等成为该校早期的团员。
1925年转到北京，结识了邓颖超。同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张锡瑗被组织选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为培训中国革命者而专门创立的中山大学）学习。
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两年时间。她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知识，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了解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苏联的斗争经验，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聆听了当时苏共领导人和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的演讲和报告。
1927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张锡瑗结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到家乡保定，她与妹妹张锡瑞、张锡珍一起，协助父亲张镜海（保定铁路工会负责人）在保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机关一度迁往武汉。张锡瑗在武汉中央秘书处，意外地遇见了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已改名为邓小平的邓希贤。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张锡瑗和邓小平随即到了上海。
1928年春，他们结为伉俪。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小平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工作上她是丈夫的得力助手。根据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他们还是名符其实的家庭机关。
当时，中央秘书处的内部交通工作经常由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来做，性格活泼，而富有应变能力的张锡瑗，当然也不例外。内交的任务主要是和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交流情报。这种流动性的工作艰巨而又危险性大，如当时的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就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的。
张锡瑗在执行任务时，身穿得体的旗袍、梳短发、高跟鞋，一副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从容来去，应付自如，从没出事。由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秘密隐蔽的斗争，张锡瑗表现得同样的成熟、老练。难怪时隔60年后，那些曾与她共过事的革命老人，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她的声容笑貌和矫捷的身影。
1929年，张锡瑗因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英年早逝，孩子不久也夭折，这是邓小平难忘的一个冬天。但是，因为军情火急，他顾不得掩埋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便又带着中央的指示，直奔广西领导武装斗争。一路上，张锡瑗去世时的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
翌年春，当邓小平途经香港时，得悉中央特科的李强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于是找到李强居住的旅馆，面托李强处理张锡瑗善后事。
李强回到上海，根据中央军委之命，便和邓颖超、张晓梅（张锡珍）等在江湾公墓购穴，以传统的方式，埋葬了这位年轻的女革命者。与其相邻安息的，还有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牺牲的罗亦农和1929年2月病逝的苏兆征。为了保密，墓碑上都用了化名。
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十分怀念张锡瑗，在李强的帮助下，时隔20年后，找到了她的遗骨。当时，邓小平和陈毅都居住在瑞金路“厉志社”旧址（又称瑞金花园），收殓好烈士遗骨，装进特制的棺木中，妥善安置于瑞金花园内。
直到20世纪60年代，筹建上海市烈士陵园时由上海市民政局接收，并于1969年安葬于新建陵园的烈士墓区首排，崭新的卧碑，刻写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张锡瑗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