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愈来愈阶层化的世界，奴役很常见。低阶者在路上遇见高阶者时退至路旁并鞠躬让后者通过——这种习俗继续延至19世纪。阶级由头衔来区分，高阶男子有四五个妻子，较低阶的男子也有两三个妻子。

加速阶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财富，特别是经商带来的财富。有些部落够幸运，在他们的领地内有金属资源。有些部落因新的技术发展获利，例如从公元1世纪左右起在九州生产的丝绸。玻璃技术与冶金也有所发展。产品多样化导致交易增加，包括与大陆之间的交易以及列岛内的交易，而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市场。爱知县朝日，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中心，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弥生定居地遗址中最大的，占地约0.8平方公里，而典型的定居地介于0.02到0.28平方公里之间。

部落之间的战斗、精英的出现以及控制资源的竞争，导致政治化程度的增加。许多部落首长与邻近的部落缔结同盟，组成了无数的小王国。

在弥生时代，也即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原本发展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突然一夜暴富，飞跃进全新的农业社会。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日本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的跨越根本在于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入岛。他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农耕文明，给日本列岛带入全新气象。

随着移民到来，弥生人陆续从潮湿阴冷的沿海地带迁移到广袤的平原，建起干栏式房屋，制成美丽的麻布衣服。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女人开始享有比以往更多的首饰和其他装饰品。如手镯和项链。随着农业社会的兴起，男性在部落中的作用凸显，地位逐渐提升，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的多寡的变化。

这个被后人命名为“弥生”的时代，在其步入后期之后所要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将彻底将日本列岛带入与绳纹时代和早期弥生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时代，最终把日本一步步引向奴隶制社会。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

弥生时代总是被强烈地和稻作联想在一起。起初，稻作是由新移民带来的，但更早的时候，稻作已被引进。然而，在弥生时代稻作才被大规模地推广，特别是水田的种植，而且是在南部与西部，这清楚地反映出新来者的文化偏好。这将成为后来的日本人直至现今日本人的文化基础。如青铜与铁的传播一样，稻作的传播反映出移民可能的移动。至公元1世纪左右，稻作从西南部相当迅速地传播至本州中部，但进一步向北传播较缓慢。虽然稻作、青铜及铁从早期阶段就已存在于北部，但并未被大规模采用，而北部直至8世纪或甚至更晚仍停留在绳文阶段。易言之，北部与南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文化鸿沟——北海道的虾夷民族的存在仍象征着该鸿沟。

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

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

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与绳文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汉代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因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弥生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纹饰简素，讲究实用。弥生中期以后实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开始与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葬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土圹墓课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

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壁等。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

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曾遣使到洛阳，汉朝赐其王以金印（见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又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奴隶）。

到了三国时期，邪马台国成为许多小国的共主，其女王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阳，魏帝赐“亲魏倭王”金印及锦缎、铜镜等各种礼物，由带方郡派官吏回访。

此后，邪马台国又多次与中国交往。

有人认为弥生人与弥生文化来自中国的吴与越，有日本倭人来自吴太伯的说法，日本倭人的水稻品种是来自浙江省一带，文化上日本人称为照叶树林文化。

在地上挖出圆形或方形的坑，立柱，其上用木头组成骨架，覆草。

竖穴式居住，湿气和老鼠导致稻谷难以保存。这种仓库的出现，解决了稻米保存，水稻得到推广，共同生活人数增加，极大推动原始社会村落的出现。

与绳文时代相比，日本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的一个变化是埋葬方式的变化。绳文的葬法叫曲葬，弥生的叫伸展葬礼。顾名思义，前者是把手脚弯曲，身体成圆弧形；后者是把手脚都伸展开来。曲葬是直接在土里挖个坑，而伸展葬像现代的棺木一样用木或石来围一个空间。另外，曲葬的地点多与居住地一起，而伸展葬则与居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据推测，埋葬方式的变化，主要反映了群居生活带来的身份差别。特权阶级死后的埋葬也更加豪华，后来逐渐普及。而特权阶级的坟墓则越来越大，并发展为古坟时代的巨坟。

主食包括大米，小麦，粟米；烹调方式从传统的烧烤，到利用陶器进行煮和蒸。

俗称贯头衣，就是把一块布折成两半，正中间打个洞从头套进去。特权阶级开始穿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