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的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赴滇调查民族情况，搜集了大量彝文文献。他在1931年发表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中，将“独立罗罗”(指凉山彝族)、“散民”(指昆明东郊彝族撒梅人)、“夷教”(指昆明西山区境内的彝族)三个支系的130部彝文经典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关于动植物各种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和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历史与传说类、占卜类。每一大类下列有经典名称，如咒术技法类下列有《退咒经》、《诅咒经》、《播弄冤家经咒》、《解冤结经咒》、《驱逐野兽经咒》、《狗上屋顶退送经咒》、《止风神经咒》、《祭山谷回声经咒》、《治病经咒》、《解罪行经咒》十种。杨先生认为这一分类旨在展现彝族的精神生活——文化、思想、信仰，述明彝族的生活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

四十年代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寻甸等地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并重点考查和研究当地彝语文。他在1947年发表的《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一文中根据所搜集的二千余册经书(现分藏于北图和北大、南开等图书馆)将彝文文献分为九大类：

一祭经：(1)作斋经，(2)作祭经，(3)百解经，(4)除祟经。

二占经：(1)膀经，(2)鸡骨经，(3)签卜经，(4)占梦经。

三律历：记节令、星辰、岁日冲魁等。

四谱牒：记各支系之宗谱及其发源地。

五诗文：古人之诗歌及理论作品，如女诗人普筹荷格之抗婚歌。

六伦理：记日常应守之条律及待人接物之态度。

七历史：记历代祖先的丰功伟绩及各种建树。

八神话：如洪水神话。

九译著：如彝文所译之《太上感应篇》。

以上每类经书包括书籍多种。从马先生的具体分类情况看，对宗教经典的列类较为得当且十分简明，除了对宗教经典作较全面的分类外，对非宗教的典籍也列出多种类别并提示归类范围。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邀请云、贵、川的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进行分类编目，其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经书是马先生当年分过类的经书。他们根据书目及其内容分为11类。其中历史书56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它类7部。这一分类编目的工作完结后，印出的《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为彝文古书的馆藏、使用、流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也为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开辟了按图索骥的门径。

上述几种分类法，都注意到了彝文文献中宗教经典种类繁多的特点，这是完全符合彝文文献的实际情况的。杨成志先生所列的十六类以及列出的经典名称，除历史与传说类之外，全都是有关宗教和巫术方面的经书。马学良先生虽然只为宗教经书列了两个大类，即：祭经和占卜经，但每一大类都作了复分，分别列出四个小类。《北京现存彝文书目》所列的11个类目中宗教方面的类目就有6个，即：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经、百解经、福禄经。文献的分类受分类目的和分类对象——文献本身的品种与数量等实际情况的影响和限制。从分类目的来看，杨成志先生和马学良先生对文献的分类旨在介绍彝文经书，而《i匕京现存彝文书目》中的分类旨在对馆藏图书的管理、流通和使用。从分类对象来看，杨成志先生是根据“独立罗罗”、“散民”、“夷教”三个支系的130部经书进行分类，马学良先生则根据禄劝、武定的两千余册经书进行分类，而《北京现存彝文书目》虽然包括了滇川黔桂四省区的文献，但其中大部分还是马先生当年从云南武定、禄劝搜集的经书。从文献分类对象的品种来看，上述分类只限于纸书，而没有包括其它文献材料，如：石刻、木牍、皮书等等。由此可见，以往的分类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因而反映彝文文献各方面的特征，揭示其总体面貌，还似不够。

1979年，国家民委发出关于“抢救彝族历史文献”的文件后，云、贵、川三省彝区的有关单位从民间搜集了一大批彝文文献，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短短的几年内搜集了近干部彝文古书；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先后搜集了三千多册彝文古书；四川省凉山州搜集到388种彝文古书。同时各地还查明散存民间的一些具体数据，如云南楚雄州查明全州范围内的彝文古书在两千卷以上。除此之外，各地还发现大量的彝文石刻，如贵州毕节境内已发现246块碑刻，其中199块已进行拓片收藏。又如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已发现多处摩崖石刻和数百块墓碑。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对彝文文献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分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根据掌握的文献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如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类。

一从文献的载体角度分类

文献的载体即文献的附着材料或书写材料。彝文文献的载体已发现的有石刻、铜器、木牍、皮书、陶器、纸张，此外还有畜角、兽骨、竹筒、布帛等。

(一)石刻文献：石刻文献，即刻在石头上的文学材料。这类文献在云、贵、川三省彝区均有发现。但以贵州毕节和云南武定、禄劝的石刻最多，且大多数碑铭都有年代可查，其铭文用字严格选择，刻工亦较为精细，拓片可当书画珍品入藏。而凉山的彝文石刻，一般都刻在自然石上，刻工亦多原始粗糙，大都不刻写年号、时间。云贵的石刻文献中墓碑甚多，而凉山则少见，这与葬俗有关，云贵彝族明末清初以来多行土葬，筑墓立碑也就很自然了，而凉山一直保持火葬习俗，勿需立碑留名纪念。

1墓碑

墓志铭文内容丰富，但重点记述家世和史事，如云南昭通闸心场街子后面，有清嘉庆十九年彝族陆末勒及其妻龙氏合葬墓一座，墓碑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其内容主要叙述陆氏祖先由东川迁居贵州威宁，又由威宁迁往小凉山，最后定居昭通的经过。又如云南武定县发窝乡分多新村王氏墓碑，立于同治七年(龙年)三月十二日，此彝文碑铭，记述了王氏族源与迁徙以及同宗族人分布的情况，附有赞美王氏居住地分多风水的颂词。

2建筑碑记

贵州毕节大方县明代“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刻于1529年)和明代大方摩崖石刻“新修千岁衢碑记”(刻于1546年)都是著名的建筑碑记。前者全文有1900余字，主要记述彝族德施氏即罗甸水西祖代的由来与史事和安邦母子建桥的缘起以及石桥的效用。后者为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资兴修道路而立。

3祭祀碑

云南南涧县虎街山神庙和楚雄县罗摩村山神庙所立的“母虎日历碑”皆属于祭祀碑之列。

4乡规民约碑

云南武定县法窝乡大西邑村有一块乡规民约碑，现字迹模糊不可辨，据当地彝老讲，其内容为：“共同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侵。”

5地界碑

四川凉山西昌的北山，昔日罗洪家开拓疆域垦殖土地之处，利用自然石，多处阴刻彝文，用以标明地界。云南路南县北小村的彝文地界碑，记有该村地域四至。即：东至何处，西抵何地等。

6纪念碑

贵州大方县境的“济火功德碑”，因济火于蜀汉时期，“献粮通道”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后人追念其功德而立此碑。云南路县北小村兴修水利彝文纪念碑，刻于清代，记述开渠筑坝工程的捐资情况。著名的禄劝镌字崖彝文石刻，镌于1533年，系最早的彝文石刻之一。此石刻记述了凤氏的家世事迹，着重以父子连名的形式记述罗婺部自阿而至益镇(凤诏)止的十二代世袭首领的功绩。

纪念碑除石刻外，也有用颜料书写于岩壁之上者，如写于清代咸丰七年的云南路南县赵龙村农民起义纪念碑。此碑记述了滇东南地区彝、回、汉等民族联合举行反清起义，先后攻占路南、宜良县城以及两县境内重要村镇，后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失败的经过。

7指路碑

云南路南县尾则村彝文指路碑，该碑宽约1市尺，高约1．5市尺，立于岔路口，指示此地沿各条道路抵达前方村庄的里程。

(二)铜器铭文

1铜钟

贵州大方县发现的著名罗甸水西成化铜钟，铸于公元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主持铸造者为明代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此钟所铸彝文为今发现的最早的彝文文献之一。

2印玺

“以诺”印章是所发现的一枚彝文印章。据悉此印得之于贵州威宁县境。铜印鼻纽，正面有彝文自上而下，全背及纽的两侧均作波状纹，纽在正中，作提形，据西南民族有关学者译为“印章交以诺用”。我们认为似当译作“以诺王手印是”。

(三)木牍文献(即写在木牌上的文字资料)

灵牌：云南弥勒彝族多在木牌上写死者的生卒年月，作灵牌供奉，近祖供于家堂，远祖入藏于岩洞中。

2咒语牌：凉山彝族多在木牌中间画鬼像，在鬼像周围用彝文写咒语。此种咒语牌使用于咒鬼治病的仪式上。

(四)皮书文献

皮书文献就是书写在畜兽皮上的文字材料，如：1872年法国一个名叫威廉·梅斯利的军官住在贵阳时，从威宁州境内获得一份用红颜色勾画人像作边饰，中间宽内书写彝文的羊皮手稿。除此之外，也有将彝文书写在皮制铠甲之上者如凉山州奴隶制博物馆就展出一幅写有彝文的皮制铠甲。

(五)陶文

先后在贵州的威宁和云南巍山蒙舍诏遗址中发现印刻彝文的陶器或陶碎片。

(六)纸书(即彝文古籍)

发现和收藏的大部分彝文文献都是书写在纸上，通常称之为彝文古籍或彝文典籍。纸书多为土纸、棉纸、宣纸三种。

(七)其它

在彝文文献的记载和文物材料中发现，彝族曾以兽骨、布帛、竹简、畜角等为制作文献的材料。据传曾有人在会泽县境发现过彝文竹简。贵州文献亦有水西家“木刻竹简多如柴堆”的记述。弥勒县境的彝族用刻有彝文的兽骨进行占卜。在彝文文献《依依书·享礼调》中有关于用羊角作书写材料的记述，现将其译录于后。“支格阿龙呢⑧，巡田至南方、视地越北岭、巡视抵中央。一夜宿于地，向地乞食物，乞物无所获。三十双山羊，为大地礼品；馈赠作食物，食羊不食角，取羊角带走。一夜宿于河，向河乞食物，乞物无所获。三十双花鱼，为大河礼品，馈赠作食物，食鱼不食胆，取鱼胆带走。一夜宿于林，向林乞食物，乞食无所获。三十双青鸟，为森林礼品；馈赠作食物，食鸟不食羽，拔下鸟羽毛，蘸上花鱼胆，书于山羊角。先书一道文，君主为尊贵，尊贵当慈善。次书一道文，臣相为贤明，贤明当仁义。末书一道文，师傅为博学，博学当理智。”这段记述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彝族祖先以羽毛作笔，鱼胆作墨，羊角作纸的书写风习。

二从版本角度分类

纸书作为彝文文献的主要载体，粗略地可分为两大类，即手写本和木刻本。

(一)写本

彝文纸书中写本是最主要的版本形式，故写本在彝文文献中数量多、流传地域广、内容也最为丰富。写本文献亦可称之为手书文献，它除了各种经书、著作之外还可包括田契、信札、布告、谏贴、对联等档案资料和字书。著名的文献《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阿诗玛》、《勒俄特依》、《武查梅查》等都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

(二)木刻本

木刻本与手写本相比为数较少，迄今发现的木刻本有云南武定凤氏土司后裔暮连土舍那氏所藏的译自汉族《太上感应篇》之《劝善经》。经马学良先生考证，此书为明代刻本，其木刻雕版原藏那氏土府，尚存的三十余块雕版解放前由马学良先生收藏于北京图书馆。近年又在武定县环州乡发现一部彝文木刻本，书名为《宰豪苏》意为《清净消灾经》。《玛木特依》(教育经典)是四川凉山境内发现的一部木刻本，此书系原凉山土司岭镇荣主持刻印于清光绪年间。近年在红河州境内也发现一部木刻印刷的彝文典籍《尼节审》，全书共500余行记述彝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其刻印年代不详。

彝文文献主要有上述两种版本形式，但若按版本规格等方面细分，亦可分出不同规格的版本类别。就以写本文献而论，亦可分为袖珍本、普通抄本、精写本等。所有这些都待以深入地探讨其分类标准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