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未解释具体含义。(孔颖达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旨在从“道”、“器”的相对特点说二者的差别，指出其差别在 “形而上” 与 “形而下” (并非是给“道”、“器”下定义)。谓“道”是无形的，是先于 “器”的规律、法则；而 “器”是有形的，是后于 “道”的具体事物，即“道是无体之名，器是有质之称”。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近代科学的形下性与实证性是近代科学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1561-1626）的看法里，体现得就最为明显或系统。因为在培根看来，只有出于感觉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感觉与经验这可实证的东西才是一切知识的泉源。恩格斯说：“按照他的学说……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近代的科学都是以经验、实验、实证为基础，观察与实验的实证法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乃至近代以来的所谓“哲学”其实也是靠可推理或可实证的自然哲学来发展的，恩格斯评价培根时谓之：“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哲学”尚且如此（科学化），近代所谓“科学”的形而下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亚·沃尔夫谓之“在近代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近代科学先驱者们的数学和实验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分化成精密科学即实验验证的科学和纯思辨的哲学”。然而，恰恰是中华学术、学问，15、16世纪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离（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严重的“科学化”，近代之前的中国科学则是严重的“哲学化”，如天文学和医药学等），16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都还一直徘徊在古典文明的时代，乃至明末以来经史方面朴学的实证精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