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金家渊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00多人，分别来自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公安、松滋、宜昌、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大会听取了政治形势报告，讨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土地分配、白区宣传组织工作、游击战争和妇女运动等问题，会议没有进行选举，中央军委长江局办事处巡视员柳克明参加了会议。

1930年9月24日，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城北门正街方松泰商号举行联席会议，将鄂西特委扩大为湘鄂西特委，把鄂西联县政府扩大为湘鄂西联县政府，此次选举会上彭之玉当选为湘鄂西特委常委、湘鄂西联县政府党团书记和红二军团前委委员。

1930年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大会在监利城茶庵庙隆重开幕，代表们经过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执行委员会，组成了主席团。执行委员会由贺龙、恽代英（未到职）、周逸群、崔琪、彭之玉等100名委员组成，主席团成员为周逸群、彭之玉、崔琪、谢爽臣等17人，彭之玉当选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副主席和党团书记。

1931年6月16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彭之玉为省委常委，不久又任省委宣传部长。

1931年12月11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湘鄂西省委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推举崔琪、马武、彭之玉、刘革非、贺龙、冯中培、周正等11人组成主席团，负责处理苏维埃日常工作。彭之玉任土地部长。

1932年1月，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委员。不久，省委派他兼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委员。他指挥了著名的瓦庙集战斗。其间，还兼任襄北特委常委和荆南县委书记。

1932年秋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洪湖瞿家湾。

1957年国务院将其名刻于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

1923年，16岁的彭之玉结束了家乡的私塾生活，东下武汉考入私立武昌共进中学。当时的共进中学已有秘密革命组织活动，《新青年》、《觉悟》、《向导》以及《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在这里被广泛传阅。新的革命理论启迪了少年彭之玉的思想，开阔了视野。他摆脱传统的仕途观念的束缚，参加学校的秘密革命组织，并特意向家里要了100多块银元交给组织作活动经费。他利用旅省同乡会的关系，联络和发动江陵籍同学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他以为，中国受人欺凌的主要原因是民众没有觉醒，国民不齐心。因此，只要全国人民一致觉悟起来，坚决抵制仇货，使帝国主义失去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帝国主义侵略者自会不战而垮，国富民强也就指日可待。正是这种朴素的革命意识，指导着他的行动。

1925年，彭之玉参加了五卅运动，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此后，他经常走出校门，深入工厂作坊，调查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启发他们的斗争觉悟，鼓动工人们起来革命。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彭之玉离开共进中学，投笔从戎，参加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随驻湖南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贺龙第一师北伐。

在北伐的一次战斗中，彭之玉身负重伤，因而告别军旅，由中共湖北省委派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回到家乡后，彭之玉寄住在一位族叔家。族叔的房子大，分前后四重，又是单家独院，紧挨与白鹭湖相通的东庄湖，便于聚散。很快，这里就成了一个革命者秘密活动的联络点，陈香波、刘赤声、王子香、戴绍鼎等一批共产党人时常聚集于此，共商革命工作。

当时，地处江(陵)监(利)潜(江)三县交界的江陵东部农村，交通闭塞，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反动势力极为猖獗。穷苦人们尚未觉醒，以为终年劳累不得温饱皆因“命里注定”、“前世造成”。鉴于这种状况，彭之玉决定把工作的突破口放在一些塾师身上。他化名“撇耳先生”，以游学佬的身份出入于周围各村庄的私塾，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党员，组建了新观地下党支部，他任书记，支部成员有彭之仁、彭之森、马子厚、马西文、董希香等十余人。随之，他又筹办建立了国民党新观分党部，以合法名义发动和领导新观一带的农民运动。到年底，新观农民协会成立起来，农民们扬眉吐气，为自己平生第一次做个真正的人而欢呼不已。彭之玉带领农协会员将新观周围的祠堂、土地庙拆毁，将一些老坟上的石碑搬到新观铺街道，大户人家祖坟墓碑一下子变成了穷人的垫脚石。他还在新观至沙岗之间组织了“密查队”、儿童团、商民协会、妇女协会。这些组织在党的秘密领导下，严惩劣绅，禁烟抓赌，取消苛捐杂税，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放足，反对封建迷信，大张旗鼓地宣扬革命。

新观人民破天荒的革命举动，犹如狂飙突起，在这古老而偏僻的水乡掀起了惊涛骇浪。彭之玉的父亲对这些“异乎寻常”的行为大为反感。一些豪绅地主纷纷上门对彭之玉的父母施加压力，要他们好好管束这个“逆子”。彭之玉知道一时不可能说服父母，便只好开诚布公地说：“人生在世哪能只图个人安乐?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劝父母不要替他担心，不要怪他忤逆不孝，也不要对他这个独生子抱什么“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指望。父母知道无法管住儿子的心，只好收养一子，以续彭家的香火。

义父王子清对彭之玉的所作所为更是深恶痛绝。他先是责备，继而力陈利弊，并主动提出要到省里给彭之玉谋个职位，保他飞黄腾达，一生荣耀。彭之玉婉言拒绝道：“难为您一片好心!只是我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发财。”

王子清勃然大怒：“哼!忠告你，以后若还蛊惑人心，犯上作乱，可别怪王某抹脸无情!”

新观农民运动发动起来后，彭之玉考虑到要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因而再度东下武汉求学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党派他回乡准备秋收暴动未获成功。年底，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荆江两岸举行年关暴动。彭之玉和陈香波等江陵地下党领导人在黄彩马氏宗祠连续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按上级要求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拟定了周密的暴动计划；正式组建了百余人的江陵县农民赤卫军。当时武器十分缺乏，他就和同志们一方面是筹资购买，一方面到敌人手里去搞。

彭之玉有个小时候的同学在胡家场民团当团总，此人名叫陈茂明，因其凭着有人有枪，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老百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活阎王”。彭之玉决定去会会这个“活阎王”。12月31日，荆州平原，北风呼啸。陈茂明的团防兵买鱼买肉，要在元旦饱餐一顿。晚上掌灯的时候，彭之玉、马子厚等三人出现在陈茂明的住处。马子厚手提两瓶汉汾酒和两包连环酥。陈茂明见到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彭之玉，先是一惊，继而露出奸笑：“哟!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实在是稀客，快请坐!”边说边将彭之玉让到火盆跟前就坐。为了打消陈茂明的疑虑，彭之玉摘下礼帽，风趣地说：“这些年我求学在外，听说你当了团总，特意选定今天这个好日子，前来和你热闹热闹!”

陈茂明请客人入席，还令两个团丁专事“斟酒”。席间，彭之玉、马子厚轮番地向陈茂明“敬酒”，灌得他头已发晕，语无伦次。彭之玉见时机成熟，举杯走近陈茂明，假借碰杯，顺手摘下陈茂明腰间的手枪，马子厚和另一个队员也下了两个团丁的枪。陈茂明抓起军刀朝彭之玉劈来，彭之玉一转身，将陈茂明踢倒在地，狠狠地踩了他几脚，陈茂明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就在彭之玉开始行动的时候，早就埋伏在外面的三个队员也干净利索地解除了其他团丁的武装。彭之玉说了声“老同学，后会有期!”带着赤卫队员消失在夜幕中。仅此一次，他们就夺枪9支。

1928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三十)，沙岗、白鹭湖一带天气晴好。在阳光照射下，一望无边的白鹭湖泛起层层金波。就要过年了，渔民们也顾不得休息，撑起渔船向湖中心飘去。

夜幕降下，远近的村子里响起阵阵鞭炮声。这正是人们吃团圆饭的时候。根据沙岗年关暴动计划，赤卫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兴发、邓诗富带领，占领沙岗；一路由彭之玉、陈香波指挥，奔袭白鹭湖水警队。战斗打响的时间是23日子夜，农家除夕鞭炮一响，立即发起攻击。

彭之玉身穿北伐军军服，挎着手枪，更显得英气勃勃。队伍刚刚出发，就刮起大风，彭之玉高兴地说：“好兆头。”一阵急行军过后，队伍到达离水警队炮船码头不远的地方，彭之玉让每个战士在右臂系上白布巾，就地分散隐蔽，随时准备战斗。

这时，水警队炮船上闹哄哄的，不时传出麻将声，还能听到天门小调。岸边的哨兵大概喝多了，没精打采，坐在哨棚里抽闷烟。

不一会，左前方农家门口挂上了一只红灯笼。有信号了!顿时，各村各家各户都燃起了鞭炮。彭之玉左臂一挥，第一梯队的几十名战士跃身跳上敌船，齐喊：“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水警们不敢反抗，一个个举起了双手。水警队长刚想开溜，两支乌黑的枪口已抵在他的太阳穴上，只得乖乖投降。两个哨兵想跑掉，被第二梯队的战士们活捉。

彭之玉走上船顶平台，向沙岗癓望，只见那里火光冲天。战士们兴奋地喊着：“成功了!暴动成功了!”

战斗全部结束，缴获炮船一艘、土炮一门、长枪28支、子弹10箱，俘敌28名，沙岗镇上监卡被焚烧，劣绅朱敬亭的鸦片馆也被捣毁。

大年初一上午，数千人在沙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四乡八里汇聚沙岗镇上，彭之玉、陈香波等暴动委员会领导人在这里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陵县农民协会，陈香波任委员长，彭之玉、马子厚等为委员；江陵县农民赤卫军更名白鹭湖游击队。最后宣布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劣绅李安久和五帮会头子孙昌富。

1928年1月30日，中共江陵县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彭之玉当选为县委委员。

这时，贺龙奉党中央之命来到了湘鄂西，准备开辟根据地。彭之玉得知信息后，和陈香波商量，派交通员徐开芝前往监利迎接贺龙。2月初，贺龙来到了沙岗，在朱明德客栈会见了彭之玉和陈香波。他对这两位北伐时的老部下显得格外亲近，夸奖道：“你们年轻人办法真多，在家乡干起了大事呢!”彭之玉和陈香波向贺龙详细汇报了沙岗年关暴动的情况，介绍了沙岗白鹭湖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地理条件、风土民情，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贺龙对沙岗白鹭湖险要的地势和淳朴的民风很感兴趣，要求白鹭湖游击队与监利口游击队及贺锦斋部取得联系，形成犄角之势，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贺龙再三强调，我们现在的力量小，要用打游击来对付敌人，逐步扩大，逐步增强实力。

按照贺龙的要求行动，沙岗白鹭湖游击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形成了沙岗、白鹭湖方圆几十里的红色区域，成为鄂西革命的中心区域之一。

4月，屈阳春、段玉林带领石首、华容地区的游击队转移到白鹭湖，与彭之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壮大了革命力量。部队经过短时的休整，于4月20日东下洪湖，一举攻克峰口重镇，缴获步枪18支。

打下峰口不久，彭之玉得知胡家场团总陈茂明又犯下新的罪行，决定亲手除掉这个祸害。7月的一个阴雨天，彭之玉身着长衫，手持一把红纸伞，只身步入胡家场团防局。正在洗脸的陈茂明对突然到来的彭之玉毫无戒备，慌忙招呼彭之玉到大厅里坐。彭之玉说：“我有事，马上就走。你来，我有话跟你说。”说罢转身便走。陈茂明一时茫然无措，只好跟在彭之玉后面。刚到天井间，彭之玉回头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团丁们闻声赶来，只捡到一个弹壳，不见彭之玉的踪影。这样一来，彭之玉更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人民群众称赞他，地主豪绅害怕他，反动当局悬赏捉拿他。同志们为他担心，彭之玉笑着说：“敌人想拿我的脑袋来吓唬革命群众，那是做梦!”有一天，他刚回到家，国民党军就跟踪上来了，很快包围了村子。彭之玉灵机一动，化装成农家少妇，随同几位妇女扛着锄头出了村，让敌人扑了个空。为此，同志们给了他一个“革命女侠”的绰号。

10月16日，中共江陵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彭之玉当选为常委。这时，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交给他一个任务——筹备即将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1929年3月6日，鄂西特委扩大会议在沙岗召开。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根据目前蒋桂军阀准备混战、敌鄂西防务空虚的有利形势，特委决定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结束后，彭之玉和陈香波等江陵县委负责人积极按照特委要求，率先在沙岗竖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成立了江陵县工农兵政府，将白鹭湖游击队改编为江陵县工农兵大队。不久，特委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游击武装整编为鄂西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原由邹资生指挥的特务大队编为第一中队，彭之玉和段玉林负责指挥。第二中队由段德昌领导。一中队以沙岗、白鹭湖为大本营，与二中队紧密配合和策应，纵横驰骋于荆江两岸，短短17天时间内，作战10余次，锋芒所向，势如破竹。

3月中旬，彭之玉和段玉林挥师夜渡江南，出其不意地击溃石首团防匪首袁福阶控制的“神兵”，攻占江南要地陈子山、沙林子等处。石首城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游击队一鼓作气，连夜进占县城，获枪80余支和大批弹药，打开监狱救出70余名党员和无辜群众，游击队声威为之大振。3月31日，游击队攻克监利下车湾，旋又激战石首小河口，重创敌军。

小河口告捷后，彭之玉指挥部队乘胜进袭公安藕池。由于侦察有误，途中在袁家铺与敌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一场恶战已经无法避免。结果游击队损失惨重。面对穷追不舍的敌军，彭之玉同段玉林商议，将部队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分散活动，以图发展。他们将一中队分为一、三两个中队，二人各领一支，分别活动于江(陵)、石(首)两县。

彭之玉率领新成立的一中队回到江陵沙岗时，正值江、监两县的敌人阴谋策划血洗沙岗红色根据地。4月8日，国民党江陵“铲共团”团总龚伯钧率领龙湾、徐李寺、老新口、张金河、土地口五个地区的团防武装共400余人直扑沙岗。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及根据地部分群众，在彭之玉、陈香波的筹划下已做好迎敌准备。待敌进入伏击圈，彭之玉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大路两侧的麦地里一跃而起，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纷纷抱头鼠窜。龚伯钧见大势已去，夺路而逃。陈香波率领一路战士穷追不舍，在萧家场将其击毙。第二天，监利县长田立勋坐着八抬大轿指挥数百团防武装进攻沙岗，又被游击队一举击溃。田立勋慌乱之间弃轿逃走。

两战告捷，群情振奋，游击队兵员得到了很大补充。这时敌人虽然对沙岗虎视眈眈，但不敢贸然进犯，连军阀张发奎部亦望湖生畏。

敌人总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农历端午节，江陵、监利的团防武装乘游击队暂离沙岗之际再度进攻沙岗，火烧沙岗民房。游击队闻讯赶到，同敌激战于青阳宫，歼敌80余人，迫使敌逃去。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青阳宫战斗后，特委决定加紧培养军事指挥人员，提高游击队的作战水平。特委一方面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培训军事骨干；一方面将特委所属游击队调驻洪湖集中训练和整顿。为便于统一指挥，将鄂西各地的游击武装编成两个大队，彭之玉、段玉林领导的江、石游击队分别编为四、五中队，为第二大队，段玉林为大队长，彭之玉任党代表。彭之玉发动党员做思想政治工作，带头贯彻落实鄂西特委的指示，若练杀敌本领。在各中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强调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经过短期整训后，游击队又开始分散活动。

7月初，第二大队准备攻打沙口子。国民党军谭道源部在沙口子驻有一个连，武器装备比较齐全。战士们看到敌人手里有好枪，个个都眼红。可是这个连的敌人被游击队打怕了，躲在窝里不敢出来。游击队不能硬攻，便设计把敌人引出来打。

一天，10多名游击队战士出现在沙口子附近的村子里，像是在购买柴草。不一会，好几十个敌人朝游击队压过来了。战士们故意放了几枪，赶紧后撤。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不断喊叫“捉活的!”敌人正得意，彭之玉、段玉林指挥大队战士从芦苇丛中冲杀出来，把敌人分割成好几股。敌人有的弃枪逃命，有的被击毙，只用了10多分钟便结束了战斗，缴获步枪70多支。战士们有了新武器，高兴地唱道：“谭道源，真是乖，专门派人送枪来，嗨!送枪来!”

沙口子战斗后，上级派李化龙任四中队队长。彭之玉、李化龙率四中队直奔江陵，歼灭徐李寺团防分队，缴获长枪20支，拔除了根据地内的一颗钉子。第二天，敌调集400余兵力大举进犯沙岗，彭之玉和陈香波、李化龙等人组织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在新观附近阻击。战斗进行顺利，敌军很快被游击队击溃。就在这关键时刻，敌普济驻兵驰援，溃敌乘势复起，游击队军腹背受敌，中队长李化龙中弹阵亡。游击队不敢恋战，迅速撤出战斗。敌军兽性大发，火烧彭之玉家族住房，残杀无辜群众。

为摆脱敌人“围剿”，彭之玉决定率部离开白鹭湖，过江与第五中队会合。游击队化装成商人、农民和学生，躲过敌人的严密封锁，来到石首对岸的江边。敌人在渡口增设了哨卡，彭之玉和战士们混上了渡船，驶向了南岸的石首，找到了段玉林指挥的第五中队。

彭之玉与第五中队汇合，一起开往华容境内。因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游击队如鱼得水，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和扩大了华、石边界的红色区域。

8月的洪湖，水面宽阔，荷花正香。彭之玉、段玉林率领第二大队北渡长江，在洪湖西岸的三屋墩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游击队会师，正式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新组建的鄂西游击总队下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枪四五百支。彭之玉仍任第二大队党代表。

三层墩整编后不久，鄂西特委鉴于江陵根据地遭受敌人摧残严重，江陵县委书记陈香波又不幸落入国民党熊河常练队之手，惨遭杀害，急需得力领导，决定派彭之玉回江陵主持工作，担任江陵县委书记。

彭之玉回江陵后，团结县委一班人，主要做了四项工作。首先是加强党团组织建设，恢复了各地被敌人破坏的党团组织，并开展积极的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全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基层苏维埃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和斗争的作用；三是恢复革命武装，使工农兵大队很快恢复和发展壮大，从数十人发展到500多人，长短枪数百支；四是创办列宁学校，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他经常深入沙岗、白马寺等地的列宁学校和教员们研究教学，提出在全县开展不定期的学习竞赛活动。这样，很快扭转了江陵的局势，1930年1月正式成立江陵县苏维埃政府，着手进行土地分配的试验。

1930年4月，中共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口召开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西五县(江陵、监利、石首、潜江、沔阳)联县政府。根据特委意见，强调在政府任职的党员干部都应是有威信有经验的同志，23岁的彭之玉当选为联县政府党团书记。

9月，贺龙率领红二军团要攻打监利县城。彭之玉号召各县紧急动员，调集农军达10万之众。9月21日夜，监利农军首先举行全县暴动，打着灯笼火把向县城进发。22日凌晨，10万农军把监利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拂晓，红军主力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总攻，段德昌率领红十七师最先攻入城内。彭之玉组织的农军，一部分配合红军主力攻城，一部分设路障，守口子，燃放鞭炮，呐喊助威。农军很快攻下监利县城，歼敌2000多名，缴枪1000余支，迫击炮5门。

9月24日，中共鄂西特委改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彭之玉任特委常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委员。

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彭之玉任政府党团书记兼政府副主席。11月中旬，成立了以周逸群为总队长的湘鄂西赤色警卫总队。为便于指挥，又成立了江左军和江右军指挥部，董朗为江左军指挥，彭之玉为江左军政委。江左军指挥部下辖江陵、监利、潜江、沔阳县赤色警卫队。彭之玉又在各县成立了赤色教导军、赤色守备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军事组织。这些组织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0年4月至1931年春，彭之玉按特委分工负责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29年底，鄂西党的“二大”就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并首先在苏区部分农村试行分配土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同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彭之玉抽调得力干部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工作。他借鉴全国其他苏区的好经验，联系各地实际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彭之玉参与主持起草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土地革命法令》两部土地法规，制定出了适合湘鄂西地区实际的土地分配政策。彭之玉领导的土地改革，为苏区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的巩固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31年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产生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常委。同时，湘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彭之玉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红三军九师成立前敌委员会，万涛任书记，彭之玉、段德昌等为委员。稍后，省委宣传部长庄东晓因病离职，彭之玉兼任其职，同时负责省政府土地农民部工作。10月中旬，红三军前敌委员会改组，彭之玉担任前委书记，同时又是省军委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彭之玉肩负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多种要职之时，正是苏区危急存亡之秋。他为了苏区的发展，为了红军的壮大，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1931年6月，国民党军趁红三军主力远在鄂北均县、房县地区之际，以24个团的兵力向洪湖根据地和红九师发动第三次“围剿”。7月，长江中上游连降暴雨，江水猛涨，国民党军在上车湾掘堤放水，造成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95%被水淹没。彭之玉一面指挥各县赤色警卫大队运用“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积极配合红九师打击敌人，粉碎“围剿”；一面组织干部战士抗洪救灾，在堤上搭起窝棚，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安下身来。洪水渐退，又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苏区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彭之玉深感痛心和愤慨，他不仅在几次军事会议上站在正确立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而且当面同夏曦进行过斗争。1931年底，夏曦表面上放弃自己原来要红军向京汉路方向发展，造成包围武汉，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改而采纳段德昌的正确建议——红军主力转向鄂豫边区活动，以避强敌锋芒。但实际上这种转变仍是从“左”倾冒险主义需要出发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彭之玉识破了夏曦的动机，亲自到军部质问夏曦，要求“制止逃跑主义行动”。虽然问题的实质并非如他所说的“逃跑主义”，但他这种敢于抵制夏曦错误主张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1932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湘鄂西省委，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委员。不久，省委派他兼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和师长王一鸣并肩战斗。这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愈演愈烈，使湘鄂西的党和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尽管彭之玉一再向夏曦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仍不能不违心地听从其错误的指挥，带领部队和敌人拼消耗。

3月中旬，国民党8个多旅进攻襄北苏区。红七师以一个团留驻张截港，保证襄河两岸交通畅通；彭之玉带领两个团向京山开进，在瓦庙集与敌遭遇。敌人先后投入兵力达2万余人，并有飞机轰炸扫射。彭之玉白天指挥作战，夜晚组织干部战士加修工事，往后方运送伤员。战斗从3月31日到4月6日，持续7天7夜，后因敌援兵赶到，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由于这一时期红七师在襄北活动，彭之玉还担负着襄北新区的领导工作，兼任襄北特委常委，主持荆南县委工作。为了给红军的战略行动创造条件，彭之玉不顾军务繁忙，亲自主持荆南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使荆南县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7月初，中共襄北特委召开会议，彭之玉就发动军民投入新的战斗和巩固襄北新区的工作发表了讲话。会议还没开完，彭之玉接到通知，火速回省委参加“紧急会议”。在省委会上，他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诬为“改组派省委书记”，关进监房。同监的一位难友深知彭之玉蒙受不白之冤，要帮助他逃走。彭之玉说：“同志莫着急，相信党会把我们的问题搞清楚。”9月初的一个深夜，彭之玉在洪湖瞿家湾被杀害，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