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动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投身到革命中来，彭公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6年3月在《中国农民》杂志上发表了《农民的敌人及敌人的基础》一文，指出农民的主要敌人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豪绅，它们象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身上，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文章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解救自己的痛苦，打断锁链与特殊阶级斗争，“夺取乡间政权”，“做国民革命军的基础”。这篇文章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互相呼应。

这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研究和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彭公达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阮啸仙等推荐，被调到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3月16日和30日，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二次会议，研究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及有关省的农民问题。彭公达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均担任记录。会后，他将这两次会议记录整理，刊登在《中国农民》第四、五期上。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后，聘请彭公达为农讲所职员，担任该所中共组织的专职书记。他根据党章和毛泽东的意见，将全所中共党员编为一个支部，健全了党的生活，还经常找党员和学员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发现积极分子就向支部推荐，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彭公达在工作的同时，还挤时间听课，毛泽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农村教育》，周恩来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中国史概要》，以及肖楚女、彭湃、张秋人等人讲课时，他都积极参加，并同学员们交换心得，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7月，中共组织派彭公达返回湘潭。他大力发展中共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为迎接北伐作各方面的准备。北伐军入湘后，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即县委)随之成立，杨昭植任书记，彭公达为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他和地执委其他领导人员一起组织了宣传队、慰劳队、运输队、侦探队、向导队、疑兵队、敢死队，全力支援北伐战争。他还常到各地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其他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重视农民武装，每到一个地方，就抓武装建设，建立梭镖队。在地执委的领导下，县总工会建立了600人的纠察队，县农会也成立了400人的纠察队，各乡、区也都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全县仅梭镖就有七八万枝。

1927年2月，中共湘潭地执委改选，彭公达连任委员，仍负武装之责。

不久，彭公达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他同地执委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掀起了农民运动的新高潮，使湘潭成为全省农运最发达的县份之一。

同年4月，省总工会、省农协成立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班，彭公达与凌炳、郭亮、易礼容、王则鸣等16人为考试委员会委员。

这时，彭公达已调中共湖南区委工作，仍常到湘潭、湘乡等地指导工作。4月9日，湘潭第一区(即韶山银田镇一带)召开万人大会，反对英帝国主义，并镇压大恶霸、团防局局长汤峻岩。彭公达到会讲话，热情赞扬农民的举动好得很，愤怒揭露英国水兵阻止革命军北伐的行径，揭露团防局长汤峻岩十几年来杀人50多名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发展壮大农民自卫队，夺取乡间政权，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湖南的中共组织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原来的省委委员都离开了长沙。在这危难之际，彭公达仍然留在长沙，与林蔚、刘子刚等人组成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湖南人民坚持斗争，并提议发动30万农军围攻长沙，反击国民党新军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接受了彭公达的意见。彭公达和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反攻长沙的计划，并成立了工农义勇队中路军司令部。会后，他们发动和组织湘潭工农自卫军万余人，集合于姜畲、云湖桥、易家湾一带，准备5月31日和长沙附近的浏(阳)、平(江)、安(源)、醴(陵)、长(沙)等地10万农军总攻长沙。后因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阻止，停止了这次行动。随后，国民党新军阀在湖南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更疯狂的屠杀，共产党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毛泽东回湘组织新省委，并任书记，彭公达等17人为委员。彭公达与新省委委员们积极同各地联络，很快成立了湘南、湘西、宝庆三个指挥委员会，指挥各地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中共组织，秘密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暴动。7月初，省委人员重新分工，彭公达任农民部部长。在“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的情况下，他与省委委员们深入各县，恢复党的组织，工作颇具成绩。

8月7日，彭公达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他表示“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说：“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他认为“错的责任完全在政治局”。当讨论农民运动决议案时，他发言说：“只有完全取消地主剥削，农民自然要解决小地主土地的，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富农必定要动摇起来”。“乡村完全应为农会专政，不要什么乡村自治”。由于彭公达与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加上八七会议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彭公达与毛泽东都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彭公达参加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及省委的组织问题，并决定彭公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和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一起回湘改组省委，领导秋收暴动。

8月11日，彭公达从汉口回到长沙。16日，他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并改组省委。新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贺尔康、夏明翰、毛福轩等九人组成。18日，新省委在沈家大屋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委，讨论和制定秋收暴动计划。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不同意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湘中、湘南、湘西、西南同时暴动，进而夺取整个湖南的冒险计划，要求制定缩小暴动区域的新方案。在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后，8月19日，彭公达继续主持省委会议，讨论起义的性质和政权问题、应打什么旗帜的问题和制定土地纲领。省委将两天的讨论结果分别书面报告中共中央。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湖南工作问题，并函复湖南省委，仍然坚持举行全省暴动的观点，要求打国民党旗帜，只提“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不久，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并指示“长沙武汉两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8月30日，彭公达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和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复函和决议案，并就暴动区域、时间等问题继续讨论。论论结果，有四个方面和中央意见不同：一是打什么旗帜的问题。彭公达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不同意打国民党的旗帜，他们认为从马日事变到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夺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一般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唾弃”国民党，“不要国民党了”，国民党“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再打则必然会再失败”;“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因此，“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号召人民起义。二是土地问题。省委不同意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三是政权问题。省委不同意中央坚持的“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认为“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了，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四是暴动区域问题。省委不同意同时举行湘中、湘南、湘西、西南等全省性的总暴动，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以上四点，实际是以彭公达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结合湖南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央八七会议关于政权、土地、秋收起义策略的发展。

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决定由彭公达到中央报告秋暴计划，毛泽东赴湘赣边界统帅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秋收暴动;何资琛到岳州指挥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洽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发动暴动。几路暴动，互相配合，互相呼应。省委还准备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宣传暴动的意义和共产党的主张等，拟定了“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等十条口号。

会后，彭公达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恢复工会、农会和中共组织，为秋收起义作了许多准备。

9月1日，彭公达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暴计划。5日回长沙后，立即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并吸收各部部长参加，一起讨论暴动日期问题。当日，毛泽东和安源行委各来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约定11日安源暴动，18日进攻长沙，并说长沙的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否则将会失败。彭公达在常委会上提议“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可惜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接着，彭公达在长沙城内召开了秋收暴动动员会。有夏明翰、盛德清、王扬烈、庞人侃、易礼容等五六十人参加。会议由易礼容主持，彭公达作动员，部署秋收起义，鼓动大家勇敢起义，夺取胜利。8日晚，彭公达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名义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联名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彭公达坐镇长沙，指挥秋收暴动。

9月9日，伟大的湖南秋收暴动爆发了。破坏铁路委员会接到命令后，“分途从长岳、长株路线发动”铁路工人，组成若干队分头行动，至10日，就将赵李桥、羊楼司、捞刀河及汩罗、桃林等地铁轨拆去，使火车在捞刀河陷车一次，长岳路不能通行;11日晚又将易家湾至大托铺之间的铁轨拆毁，电线砍断，使株萍路的交通断绝，电话不通;还炸毁了几座桥梁和水塔。一直到13日，长岳、株萍两路火车仍不能通车行驶。敌人四处告急，惊恐万状。

9日，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由江西修水向湖南平江进发，在渣津镇压了从修水带来的八个恶霸。12日到金坪时，邱国轩的第四团突然叛变，与敌夹击一团，工农革命军败退，团长钟文璋失踪，损失人枪200余，遂绕道进攻浏阳。10日，第二团2000多人在安源暴动，两攻萍乡不克，乃改攻老关，缴枪十余支。12日乘胜克醴陵，缴枪七八十支，砸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群众300多人，组织了醴陵革命委员会，县总工会及县农会亦恢复办公，并开仓将粮食分给农民。因敌张国威调优势兵力来攻，二团即于14日主动撤出，改变原取道株洲攻长沙的计划，乘浏阳空虚，16日一举下浏阳。17日因麻痹轻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星散。11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向浏阳进军，克白沙镇，歼敌十余人。次日，处决了由铜鼓捕来的大恶霸帅尚奎和反革命分子李和国、李宗兴等。当日下午克东门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并就地处决。但在14日与唐生智的新八军激战于东门市时，因敌众我寡，我军失利，即撤到上坪。当晚，毛泽东召开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以前委名义通知各路军于19日到浏阳文家市会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

在以彭公达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长沙周围各县党组织尽最大努力，组织起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起了绝大的恐慌”。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未能形成对长沙的军事包围。15日晚，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及民众情绪不高等情况，彭公达和省委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停止长沙起义。

16日，国际代表马克夫(即马也尔)不顾当时革命低潮时期的紧迫形势，要求省委在当晚或次日晨发动长沙暴动。彭公达与省委未予采纳。次日，马克夫再次要求省委令湘东起义军(即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重占平江、浏阳、安源等中心县份，停止向湘南“退却”。彭公达与省委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对于这一错误主张亦未接受，并批评马克夫“什么也不懂，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马克夫十分恼火，在严厉指责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时，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一)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二)中央决议严格的指出省委的决定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三)派来的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中共中央根据马克夫的意见，于9月19日致函中共湖南省委，也错误地认为彭公达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仍然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并派任弼时“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还要求查明取消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25日，彭公达向任弼时汇报秋收暴动和取消长沙暴动的情况，并讨论有关问题。27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准备鼓动全省第二次暴动。省委组织因夏明翰、易礼容为反动当局秘密通缉，且党内出了奸细，使他们完全不能行动，“事实上仅公达一人向外接洽，于工作非常不便”，因此，会议决定改组省委，彭公达仍任书记。

10月4日，在任弼时指导下，彭公达和省委依据秋收暴动失败、革命形势逆转、农民情绪低落、工运遭到摧残的情况，重新研究了各项工作的方针，决定农运工作应恢复各级农会，实行赤色恐怖，组织秘密农民代表会议;工运工作应恢复省总及职总的活动，扩大经济斗争，号召工人特别是铁路工人罢工，组织秘密队破坏铁路，杀工贼。次日，省委发布《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指出农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武装夺取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坚定农民信心;并要求发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接着，彭公达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在汉口，他出席了李维汉召集的一次关于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的谈话会，讨论秋收暴动及改组省委的问题。8日，他写出了《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党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是此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缺乏坚决的心理和没有深入农村，是暴动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湘南、湘西等地没有暴动起来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和牵制，使湘中暴动成为孤立，是暴动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必须以农民为中心”的湖南第二次暴动计划。

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罗亦农、王一飞来湘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省委，免去彭公达书记职务，改任湘西特委书记。

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和彭公达在指导湖南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他们撤销了彭公达与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的省委委员职务，开除彭公达和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给彭公达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彭公达虽然蒙受了重大的政治打击，但他仍然忠心耿耿，努力为党工作。他化名毕得成，到常德任职，“拟周游各地”，了解情况，打开湘西局面，但因“路上不好走”，仅到了桃源、汉寿、澧洲、常德等地。一路上，他会见各地中共负责人，调查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运、军运、匪运工作情况。通过调查，他了解到湘西党内“教育工作没有，同志害怕”;农运工作“没有抓住农民的痛痒”，“抗租抗税工作未做”，“大家以为无斗争”;“军队的工作未做，对会匪多半是军事的联络，缺少政治宣传”。针对这种状况，彭公达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提出召集各县代表会议，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抓紧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和农运工作的建议。接着，彭公达在常德、桃源交界的平山(河伏)红波寺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西代表会议，改组了中共常德县委和各级党部。会议选举彭公达等七人为委员，宣布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并由彭公达兼任中共常德市委书记。会议确定常桃、常澧、常汉三个特区为战斗中心;决定建立交通网;还讨论通过了彭公达提出的与贺龙取得联系，向湘西西面发展革命势力，建立游击队，实现湘西割据的计划。

代表会议后，彭公达主要抓了恢复、整顿和发展中共组织的工作。他经常化装成小贩，深入湘西城乡巡视，指导工作。在常德市区，他穿街走巷，跑码头，进工厂，先后在缝纫、理发、人力车、烟纸业、码头、烹饪、袜业等行业工人中建立了中共支部，其中人力车支部就有党员20余人;还在电灯、邮政、染织、轮驳等行业中发展了党员。与此同时，他指导扩充了鸡窝巷福康酒店，作为特委的情报机关;接受法院街“芝兰室”，扩大印刷、雕刻等业务，作为特委的交通机关;在东门外四铺街王宏发竹器店设立了联络点，负责特别联络。特委还规定，各项工作部门或单位及党员之间，未经批准不得发生横向联系;凡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同志未经批准，亦不得进城或进入交通联络点。以此作为非常党纪，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经过彭公达等人的艰苦工作，常德、桃源、汉寿、石门、慈利、澧县、临澧、溆浦、麻阳等县很快恢复和建立了中共组织。到1928年1月，特委工作扩展到永顺、龙山、桑植、沅陵、辰溪、藏江、大庸等县。此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另组织了中共湘西北特委，指定陈协平负责与贺龙联系;孙家信负责湘西上游的组织和发展;还在国民党陈嘉佑的十四军中发展了营长一人，排长一人，并且在沅江建立了两个兵士小组，发展党员30余人。湘西党的队伍日益壮大，党的工作进入了“新发展的时期”。

彭公达在领导中共湘西特委期间，非常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中共湘西代表会议后，他派同志下乡，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开始发动农村斗争。凡有中共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秘密农协，成立“打狗队”，袭击敌人，惩罚坏人，张贴苏维埃布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各地农民暴动、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彭公达和特委派徐才义在白洋湖到望山村一带建立特委的直属赤卫队，有枪四支，逐步发展活跃在太浮山周围。特委军委舒玉林和陈协平组织军事小组进驻沅陵、永顺交界的王村，打入周西城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成功地策应了周围的革命势力。彭公达还和特委委员、常澧特区书记康序焕，特委委员、工委王千祥等人，组织了60多人的战斗队，打掉了国民党常德县崇河“清乡”办事处，生俘清乡委员和特派员二人，缴获十几支枪、二三十枚手榴弹。他和康序焕、中共临澧县委书记刘春生、县长李道宗(共产党员)及潜伏在鲁涤平部第四师政训处的谭醒(共产党员)等，利用临澧县挨户团副主任赵伯履为首的四霸企图制造“民变”、谋杀县长李道宗的阴谋，将计就计，用开会的名义，一举干掉了四霸，在湘西震动很大。

彭公达在主持中共湘西特委工作时，十分注意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变换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开始，他提出“工作策略是发动乡下的游击战争”，当“西征军入湘”后，他便及时采取了“发动群众的斗争及夺取溃兵的枪枝”的策略。1928年2月以后，他又根据新的情况，提出要“扩大斗争及注意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特别是针对“湘西匪风极盛，贫农多半为匪”，“农村中的土匪完全是无组织状态的，专凭感情结合，土匪首领完全是反革命，群众有时可以来革命，有时可以反革命，非常动摇犹豫”的情况，他提出了“党的策略是在分化土匪的群众，反对土匪首领，提出革命的土匪到农民中来，反对反革命的土匪”。这些策略，在群众斗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8年6月初，因中共桃源县委书记曾松林及王达叛变，彭公达在常德“不好立足”，便离开湘西，经长沙，赴安源，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写了《中共湘西特委工作报告》。省委常委听取了彭公达的汇报，于6月7日通过了《湘西最近工作决议案》，对以彭公达为首的湘西特委七个月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湘西(常、桃、南、慈、澧等处)党的下层组织能在瓦解形势中渐次地恢复起来，并且开始走向斗争的道路”;“游击战争比较的是有组织”;“尚能有决心去开始兵士运动，成立了几个秘密士兵支部”;“对于土匪采取的分化土匪下层群众，反对反动土匪的首领策略极正确”。决议案对湘西特委“秘密工作忽略，致使机关屡遭破坏，予工作上极大打击”等缺点，也给予了批评。

此后，彭公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分配，先后化名杨维策、杨春生、毕得成，来往于长沙、安源之间，进行联络，负责“遣送逃亡同志去安源”，积极在驻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队中活动，策动起义。是年6月的一个夜晚，他通过戴岳部第十八团第三营的指导员喻茂钦在长沙五十标操坪上与戴岳之侄、十八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戴文(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了解部队情况，指示戴文好好掌握部队，发展革命势力。以后，他又在一个深夜与戴文会面，向戴文详细地询问了部队情况后，指示戴文“准备暴动”，并同戴文一起商量暴动方案：暴动成功，则占领长沙;失败了，则向平江撤退，与彭德怀、黄公略取得联系。他要戴文先侦察好长沙到平江的道路，做好一切准备，还从戴文处拿去了一支驳壳枪，准备武装暴动之用。

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不幸被赣军第三军第二十一团肖希贤部逮捕。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搞清楚他的身分时，他写了封信，托他的好友肖灿云的弟弟送给戴文团一连连长雷鸣皋(共产党员)，要求雷找戴文，设法营救。但这个姓肖的年轻人缺乏经验，在途经易家湾时，被鲁涤平的检查站搜出了彭公达的信。接着，雷鸣皋被捕牺牲，戴文被鲁涤平怀疑是共产党也逮捕下狱，彭公达很快被解送到长沙，与戴文、肖某同关在湖南省督办公署，遭到严厉的拷打和审讯。在狱中，彭公达早已作好了两种思想准备：一是想办法力争出狱，二是以身殉职。一天，戴文“贿通看守人员”与彭公达在狱中见了面。戴问彭：“今后怎么办?”彭公达坚定地回答：“坚决拒绝自首，尽量利用关系脱险!”他还对戴文说：“我是九死一生了，希望你能利用私人关系出狱，再设法营救我，如不成，请帮我收尸!”戴文反问：“我同样被捕了，怎么能先出狱呢?”彭公达告诉他：“你始终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员，我会在讲话中掩护你的。”他们“商定坚决拒绝自首，以免牵连，以少牺牲为原则。同时商定于对讯时，彼此素不相识。”一天，敌人会审彭、戴、肖时，彭公达利用机会对肖说：“大家都有妻室儿女，讲话要有良心，不要乱讲啊!”敌人问彭公达：戴文是不是共产党?彭公达故意装作不认识戴文的样子，骂道：“他不够资格，你们要杀他，我们欢迎!”因肖某不认识戴文，又“得到彭公达讯供上的回获，及戴岳、刘策成之外助”，减轻“罪行”，判刑四年送回宝庆执行。鲁涤平、何键认为彭公达是“共产党首领”，“曾担任过鄂赣湘共产党重要工作，与共党种种阴谋多所参与”，“主持各处暴动”，“实为共党首魁”，故如获至宝，“迭次提案面讯”，妄想从其身上获得中共机密。身处囹圄的彭公达在敌人残酷拷打、严厉审讯下，运用假自首的手段，与敌人作斗争。他故意装出“颇愿自首”的姿态，一是“报告公案数起”，如他与陈协平等策划除掉临澧赵伯履等四霸，指挥桃源清溪农民起义攻打团防局，以及打掉常德崇河清乡办事处等敌人都知道的事件;二是“提供”一批他被捕前已被捕牺牲的和早已公开身分的94人名单;三是“提供”所谓党的“机密”，如大学是共产党代号、中学是青年团代号等普通国民党员都知道的秘密代号，和一些他被捕前已被叛徒出卖的中共联络点。他这样做，是为了蒙骗、麻痹敌人，以实现自己“俟能回复自由，渠自有办法”，去继续革命的愿望。在狱中，他还活动营救难友们出狱。但就是在做这件工作时出了差错。他秘密“唆使会渠之共产党速赴平江等处，参加暴动”，“殊不知会渠之共党系早已自首铲共之人”。他们向国民党方面报告了彭公达言行，监狱当局才弄清了彭公达“自首非真”，遂给其冠以“罪大恶极”，“阴险卑污，法无可逭”的罪名，于1928年8月7日惨杀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彭公达牺牲时，年仅25岁。

彭公达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湖南农民运动、武装起义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给彭公达的抚子彭树庄颁发了烈士证。1953年4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彭树庄，鼓励他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建设祖国。

父亲：彭绪章

母亲：赵氏

妻子：李经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