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祖母回海丰时，将彭士禄送到彭泽民家里。这时，彭士禄从大人谈话中听说有平山游击队，就偷偷地离开彭泽民家，与堂弟彭科一起逃离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后来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他找到，又送回香港，住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

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带领彭士禄和一些烈士子弟一起离开广东，经桂林等地达重庆（为避人耳目，一路上彭士禄与彭光涵称为亲兄弟）。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等待西安开来的汽车。1940年，彭士禄被送到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就学。在延安中学，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成为模范生。

1942年，延安中央医院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彭士禄自愿报名并调往医院。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

1943年，彭士禄被评为模范护士，期间他患上了肺结核，常咳嗽吐血，被蔡畅知道后经组织部将他调离医院，派他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开始时他连三角函数sin、 cos都不懂，但经过刻苦学习，成绩很快提高。

1945年8月1日，彭士禄经陈勇岷（曾任602所副所长）和陈锦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表现突出他一入党即被破例免去预备期，成为正式党员，不久就担任党支部书记。1945年底，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带队从延安出发，本打算经张家口向东北挺进。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将延安自然科学院留在张家口，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彭士禄在那里学习。

1946年8月，解放战争开始，彭士禄和同学被派到李苏领导下的宣化炼焦厂工作，不久李苏又奉命把宣化炼焦厂的设备迁到阜平，在那里建立炼焦厂。石家庄解放后，李苏又带领他们去接收石家庄炼焦厂，彭士禄在此期间一直担任技术员。彭士禄还在炸药厂工作过。

1949年，彭士禄被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大连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

1950年，大连大学分家，应用化学系改为化学工程系，彭士禄又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学习。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苏联将中国留学生集中到几个大城市学习，彭士禄又被转学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继续学习，到1956年毕业。六年间，彭士禄共修了36门课程，除3门课程成绩为合格外，其他33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求学期间，彭士禄还有3门实践课程的成绩也是优秀。最后在毕业证书上，彭士禄的成绩总评为优秀。综合彭士禄的课程成绩和毕业论文成绩，彭士禄在毕业时以全优的学习成绩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称号。时值陈赓将军访苏，要挑选少数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彭士禄被选中，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2年， 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8年底，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这一年，彭士禄刚好从苏联学成回国，并被安排在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深受鼓舞，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早将核潜艇研制出来。

1961年，彭士禄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并受郭沫若聘请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

1961年—1962年，由于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3年经济困难，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彭士禄作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

1963年，彭士禄任七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965年，彭士禄转并到核工业部二院二部任副总工程师。

1965年3月，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只身入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1967年6月-1971年6月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

1967年起，彭士禄组织建造了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并全程跟踪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的借鉴作用。1970年，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

1971年6月—1973年5月，彭士禄任719所（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73年起，彭士禄任七院（中国舰船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随后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位总设计师。

1983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还兼任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技术顾问。

1986年4月，核电工作归核工业部管理之后，彭士禄调到核工业部任总工程师兼科技委第二主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并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后，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

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

领域成果

20世纪60年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1962年起，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和主要设备的论证、设计、试验和运行全过程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彭士禄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对核潜艇研制、生产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问题，如惯性导航、水声、武备、造水装置等拍板决定，协调解决，并指导后续艇的研制、生产，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在担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期间，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提出了核电站建设的时间价值观念，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计算了核电站的主参数及经济计算，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彭士禄作为第一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证书。

1986年，彭士禄在担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期间，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设计、建造2台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机组的方案，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投资估算等，提出了同等因子概念与汇率风险的关系，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据，期间他还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个人作品

彭士禄院士主要著作中有关军用核动力装置部分因保密不能发表，至1995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主要是：

1．《反应堆热工水力计算》，（中国科技大学讲义，1963年）

2．《中国核能的展望》，（《工业设备与原料》1985年第四期）

3．《核能在中国能源中的地位》，（《核动力工程》1985年3期）

4．《中国核电发展的现状与展望》（英文），Proceedings of the SixthP13NC，1987年9月

5．《为促进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核动力工程》1989，No．1）

6．《中国核能的现状和展望》，（《核科学与工程》1989，No．1）

7．《2×600MW压水堆核电厂的上网电价计算与分析》，（《核动力工程》1993，No．14[2]）

8．《核能工业经济分析与评价基础》（书），1995年出版

1962年2月，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为了让全研究室人员尽快都精通核动力，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

1988年，中国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后，彭士禄开始担任公司科技顾问，之后曾任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

父亲彭湃（1896-1929），又名彭汉育，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牺牲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

母亲蔡素屏（1897-1928）， 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彭湃发动和组织海陆丰农民运动，曾任海丰县妇女协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祖母周凤（1871.2.23－1973.3.12），支持彭湃和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她的儿子、孙子中有6个是革命烈士，解放后政府供养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逝世。

妻子马淑英，1935年1月生于辽宁省营口市。1953年赴苏联留学时与彭士禄同在喀山化工学院学习，1955年转至莫斯科门得列夫化工学院，1958年以全优成绩毕业，获优秀化工工艺工程师证书。1958年6月在北京与彭士禄结婚，1960年8月马淑英在北京生儿子彭浩，1962年5月马淑英在北京生女儿彭洁。马淑英回国后，先在北京化工学院任教，后来被调从事核潜艇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任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已退休，曾与他人一起获国家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个人曾获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优秀科技情报成果奖等。

儿子彭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管理系，获法学士学位，现为中安实业公司经理，福田平乳公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女儿彭洁，毕业于镇江船舶学院（现江苏科技大学），获工学士学位，714所高级工程师。

百家姓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品格。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为国改行

20世纪50年代，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副部长陈赓问：“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彭士禄的回答是“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他因此十分努力。30年后，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他患胃病20多年，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彭士禄开始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开发时，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那时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有时甚至挖野菜和白菜根，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数据都是靠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算盘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彭大胆”和“彭拍板”

彭士禄的同事们背后喜欢亲昵地称呼他为“彭拍板”，“这个‘雅号’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1962年，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时。“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他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他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他来负责。”因此当时他才有了这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

“垦荒牛”

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他的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大亚湾核电项目启动时，彭士禄又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讲课讲得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

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三张牌”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院士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出个人要求。多年来，他总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国家科学大会，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说，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

彭士禄在工作、生活中，擅打“三张牌”。“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彭士禄下属出了很多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他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彭士禄有这样的描述：“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此话足以可见他面对功名利禄时所表现出的淡定和从容。

彭士禄在1996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中，用四点总结自己：其一，一家与百家；其二，主义与精神；其三，明白和糊涂；其四，拍板与改错。

彭士禄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

在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里，彭士禄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49岁时，彭士禄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可是手术后不久，他又忘我地投入工作之中。彭士禄无论身处多高的位置，管理多少工程、项目与人员，都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牢记是党和人民将自己抚养长大，要回报人民，回报祖国。（《光明日报》评）

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在深山中倾听，于花甲年重启。两代人为理想澎湃，一辈子为国家深潜。你，如同你的作品，无声无息，但蕴含巨大的威力。（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组委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