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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镜秋(1900年—2001年11月3日),原名曾璞,湖南宜章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毕业后调到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任文书。同年底,她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在海陆丰徐向前任党代表的红四师第十团任军需员,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组织决定,彭镜秋与爱人吴展(红四师十团团长)等转道香港,经上海到安徽舒城、安庆等地开展革命工作。1942年春,任陕甘宁边区妇联秘书长。1946年后任松江省第一军区医院政委,松江省妇女部副部长,松江省妇委书记、妇联主任。1953年任黑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1958年调中央组织部。2001年1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彭镜秋,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于宜章县城厢镇(今玉溪镇)。
1918年,彭镜秋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任宜章县立女子学校教员。8月,结识了回宜章传播马列主义的邓中夏,接受进步思想,立志投身革命。
1924年冬,她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组织了“宜章反日会”。
1926年初,积极筹建妇女协会,任会长,团结教育被压迫的各阶层妇女群众,剪发放足,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协会排练《包办婚姻的悲剧》、《小脚女人的苦衷》两个话剧,在城隍庙戏台演出,并组织《婚姻要自由》、《批判三从四德》专题演讲,上街下乡巡回宣传。通过宣传动员,妇女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她们冲破重重禁区,勇敢投入到争取自身解放的行列。
1927年,彭镜秋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毕业后受组织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军医处参加战地救护和文书工作,后调到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团部任文书。同年底,她参加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
1928年,她在海陆丰红四师第十团任军需员,并于同年入党。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组织决定,彭镜秋与爱人吴展(红十团团长)历尽艰辛,转道香港,经上海到安徽舒城、安庆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1930年冬,到上海被分配到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做文书工作。
1934年11月,在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出卖,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而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严守党的秘密,被国民党判处5年徒刑,关进南京“模范监狱”。1937年,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8年春,彭镜秋任延安保育小学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为培养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倾尽心血。她不受左倾思想干扰,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同样信任,放手使用。
1941年,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春,任陕甘宁边区妇联秘书长。
1943年,在西北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松江省。1949年,任松江省第1军区医院政委。她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发挥留用医务人员的作用,使大批伤员的疾病得到及时的救治。1949年3月,任松江省妇委会书记、妇联主任。1953年,任黑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
1958年,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82年离休,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1年11月3日,在北京病逝。
彭镜秋出身在一个穷秀才家庭。从湖南女三师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后,她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同志的启发教育下,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了反日会,并组织学生查日货。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洪流冲击着这位爱国青年,1926年她又和一些积极分子组织了宜章县妇女协会,她任会长,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积极解决妇女问题。
后来,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宜章县一片白色恐怖。彭镜秋毅然离别故乡,考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在广州教导团工作,后随广州起义部队向海陆丰根据地进发。彭镜秋等二十几位女同志紧紧跟着部队,一路上为伤员包扎、护理,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到达海陆丰后,部队经过整编,她到第四师第十团团部搞军需。
当时,部队不断出击,伤亡很大。不少同志生龙活虎地从她那里领走了物资和钱,却不见再回来,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党组织派他们几人经香港转至上海去做党的地下工作。
在上海,彭镜秋担任过文书、交通员、保管,甚至和地下党的同志扮成假夫妻。为了工作方便,她身边带着儿子,把小女儿奶了出去。不久,女儿染上麻疹,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怜的小女儿很快死去了。彭镜秋平静地说,当时那样紧张的环境,也顾不得想孩子,想的更多的是怎样保护同志的安全,坚持地下斗争。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破坏我地下组织的事件接踵而来,前后两个假丈夫陆续被捕,她失掉了党的关系。为了找党,她带着孩子给人烧饭、缝洗衣服、卖报纸……,受尽人世艰辛,想尽各种办法,几次接上了党的关系,几次又丢掉,结果于1934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彭镜秋被捕后,不论被押解到那里,她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做裁缝、当娘姨的,敌人找不到线索,无理判她五年徒刑。
1935年1月,彭镜秋被解至南京模范监狱。第二天早上,大家出去放风,同志们见她带着孩子,亲切地问长问短。她一眼看见钱瑛大姐,心里激动极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位曾经和她同住一间大屋的可敬战友,却在这里和她重逢了,她恨不得立即跑上去和钱瑛握手问好,可是身处囹圄,只好装着不认识。
一天,钱瑛碰见她问:“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她说没有承认。钱瑛鼓励她说:“我们在第一线同敌人战斗,就要站稳立场。”几天后,钱瑛托人捎给她一床棉被,并嘱咐不要说是钱瑛送的,否则敌人会认为是搞共产主义活动,问题就严重了。但没几天,查房的看守还是发现了,便把她带到看守长那里追问,问不出结果,敌人又气急败坏地把她带到科上打手板,打十下手板问一次,不说再打十板,再追问。打完左手打右手,直打了四十五板,手掌被打得又红又肿,她忍着钻心的疼痛,还是不说一句话。敌人没办法,只好下令把她的手铐起来带回号子去。钱瑛知道了,冒着风险找到那凶恶的二科长,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送的,这么冷的天气,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二科长无言答对,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起来了。这样,激起了小号子全体女政治犯的怒火,立即宣布绝食。敌人被迫让步,第二天去掉钱瑛的手铐,彭大姐的手铐也取下来了。
狱中政治犯的伙食本来很差,加上狱吏的层层盘剥,吃的是发霉的黄米,还掺了不少砂子、稗子。菜汤里夹着泥砂、虫子和草纸。后来,监狱对政治犯的虐待越来越厉害了,放风的时间缩短了,饭里砂子、稗子更多了,外边送东西也有了很多限制。有增无减的虐待,激起了同志们越来越大的愤怒。钱瑛、帅孟奇、夏之栩三位大姐集中了大家意见,决定进行绝食斗争。一天,在统一的时间里,监狱小号子的女政治犯都躺下了,不但不吃饭和一切食物,还绝了水。绝水是前几次绝食没有的前例。绝食绝水后,头一两天,人一起来就头昏欲倒。第三四天,彭镜秋清晰地听到了隔壁耿建华、帅孟奇两位大姐的呕吐声。但是大家很乐观,几个号子互相隔墙问候和鼓励。到了五六天,同志们起不来了,说话也没有力气了。她们躺在床上想着黄励、帅孟奇大姐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暗暗鼓励自己,就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大家团结一致,绝食斗争坚持下来了。监狱当局害怕出了问题,不好交代,第七天一早,典狱长前来和钱瑛等接谈,表示答应同志们提出的要求,这次绝食斗争终于胜利了。
1936年,彭镜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反省院是国民党妄图从思想上感化、征服共产党员的地方。彭镜秋来了不久,钱瑛、帅孟奇等也都来了。反省院将大约四十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个班,还有一个研究班。大家把课堂当做阵地,同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一次,敌人在丙班出了个什么叫民生的试题,彭大姐顺手写了“民者民也,生者生也,民生者民生也!”气得敌人脸红脖子粗。一次,她乘敌人不备跑到乙班门口,听见钱瑛提出质问:“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比较嘛!”弄得敌人无言答对。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看望反省院同志们。1937年8月15日早饭后,大家来到礼堂,不一会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走进了会场,顿时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周恩来同志让大家安静下来,做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述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同志们的心,解除了大家的种种疑虑。讲完后,周恩来等同志走到同志们面前,深情地端详着大家,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同志的心里。彭镜秋激动地说:“当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眼里滚出泪珠。为了找亲爱的党,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见到党的领导同志。我有多少话要向党倾诉呵!是党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我们就要跳出牢笼,展翅飞翔到那神圣的抗日战场去了……。”
反省院虽然口头上承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仍不放弃迫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号子门刚打开几天,又关起来了。一天,彭镜秋被叫去,让她填写自首书,当即遭到拒绝。彭镜秋咬定她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什么自首问题。把纸上的“自首书”三个字涂掉,改写为“抗日书”,然后写了这样几句话:“常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际,我要同中华民族不愿当亡国奴的男女老幼团结起来,为把日寇赶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你们赶快把我们放出去,让我们到抗日前线杀敌。”几天后,在日寇飞机轰炸最厉害的9月25日,彭镜秋等一行十三人,在钱瑛等人的领导下,终于跳出了反省院火坑,回到了党的怀抱——南京办事处。不久之后,她又到达抗日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