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取材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并博采多家《后汉书》而成。据袁宏序，其所撰集《后汉纪》，“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而据王鸣盛考证，宏书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可见当范晔修史之时，袁宏书及其序中所举大部分史料已为范氏摭取。此外又有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等可为范氏所取资，故其修撰《后汉书》自无文献不足之憾。尤其是作为范晔撰次《后汉书》第一手史料的《东观汉记》，更是东汉多位史官共同参与完成的国史，已深深地烙下了东汉的时代印记，其所反映的自然是东汉时代的历史实际。《后汉书》是在旧的史料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史料，是在对诸多文献进行选择与取舍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文献，有着很强的文化层累性。范晔对材料的选择、裁剪与整合的过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历史解释与历史观点，但解释与观点首先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导向，以历史事实为根本出发点，解释可以多样，但史实却是确定与唯一的，势不可随意更改，随意更改则史实失实，此是自然之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汉书》将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编诸传末”，本来就是一个对作家存世文献的数据罗列，属于一种客观材料的转抄，并不包含对这种客观材料的评价和解释，所以像这样表示事物客观数据的原始材料，范晔修史时显然是没有必要按照刘宋时的观念对它作出修改，把后人的意志强加给古人。

《后汉书》大约开始写作于公元432年，即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的那一年。史载，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去世，其僚故并集东府助理丧葬事宜，时范晔之弟范广渊当值，范晔与其“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刘义康听说此事后大怒，左迁范晔为宣城太守，时年35岁。官场失意的范晔，开始埋头著述，“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根据他本人的计划，此书要写成100卷。其被处死时，尚有10个志未完成。南朝梁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便取了近人司马彪《续汉书》中8个志共30卷补入进来，基本完备了《后汉书》的体例。对于为何要撰《后汉书》，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是这样说的：“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由此可见，范晔不但对当时各家《后汉书》的撰述不满，而且对班固的《汉书》也表示不满，所以他要重撰《后汉书》，以展示自己的史学才华和历史见解。

《后汉书》具有某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记》《汉书》等史书，在本纪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词，如刘邦母“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范晔写刘秀出生，直书“钦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词。又如他写史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揭露统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记录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的观点。

《后汉书》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作者专门为妇女立传，称赞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妇女，如记载鲍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见，脱下贵妇装束，“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他还冲破“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先后三嫁的才女蔡琰立传，赞扬妇女改嫁不守节，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里，能立《列女传》打破世俗偏见，这种思想和勇气是可贵的，与后来的史书专为“贞洁”“节操”妇女而立的《烈女传》相比，更说明他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

《后汉书》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如记载明帝省刑罚，“劝督农桑”，多次下诏“赐天下男子爵”，救济鳏寡孤独，死前又下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又如他在《逸民传》中，记载许多学识渊博、品德优良的士人，为这些中下层人士立传，而一些卿相则未立传。他还记录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黄巾起义等史实，这些都说明他的人民性，这种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后汉书》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朱晖不巴结权贵，明帝“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侯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主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又清廉，任临淮太守，“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但却救济他人，同县人张堪曾以妻子托咐，堪死后，“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侯视，厚赈赌之”，南阳大饥，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放旧之分赢者”。李团向顺帝举荐人才，对贪官恶吏上书劫奏，“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冲帝时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后又诬陷下狱，太后赦出狱时，百姓称万岁，梁冀“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万更据奏前事”竟将他杀害。陈蕃任乐安太守，梁冀“时遗书诣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渴，蕃怒，笞杀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范晔的爱憎分明，也是比《汉书》进步之处。

《后汉书》不以刘汉为正统。范晔写史无正统思想，他在《儒林列传》论中称献帝为昏主，称袁绍、曹操等为群英。在《袁绍传》中认为袁绍可以代汉，未有谴责袁术之词。李瓒对儿子宣等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必归曹氏”。何颐见曹操时，对人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说曹可以取代刘汉，这种写史不以当代帝王为正统的观点，也是进步的。

《后汉书》的列传，往往打破时间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然而，历史事件与人物之间往往是一人数事、一事数人。为解决这一难题，范晔在司马迁“互见法”的基础上，创新出“一事不两载”的叙事方法。如《后汉书·何进传》对何进谋杀宦官不成反为其害的经过记载得非常详细，而在与何进关系密切的《张让传》中就记载得极为简略。再如《后汉书·董卓传》详细记载了王允与吕布谋诛董卓一事，但在《王允传》及《吕布传》中，仅以“语在《卓传》”“事已见《卓传》”两语言之。

《后汉书》在继承《史记》《汉书》的纪传体的体裁之外，在体例上看不少创新，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本纪》继承和发挥了司马迁的附记方式。司马迁创造了附记的方法，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附纪秦二世和子婴的史事。范晔也将在世短暂，史事不多，独为一卷内容太少的皇帝，与前任皇帝合为一卷，如将邓太后所立出生百日、八个月后就死的殇帝，与和帝合为一卷，将年幼在位时间不伏的冲帝、质帝，与顺帝合为一卷。

2.将皇后列入本纪符合实际。东汉王朝自章帝以后，历代皇帝大多在青壮年就去世，故太子即位时年幼，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大多无治国的才子，只得依靠父、兄弟来掌权，因此将皇后从《外威传》转为《皇后纪》，突出了东汉政治上的这一特点。

3.人物传记大多以类相从。范晔将人物才学、品德、事迹相同或类似者，共列为1卷。

4.新创立了七个类传。范晔除继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类传外，又新创了文苑、党锢、宦者、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立传以类相从，不受时间的限制与约束，读者可按类查询，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5.为少数民族立了六个列传。《后汉书》立了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六个少数民族列传，不仅包括了当时的各个主要民族，还记载了四周与东汉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保存了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大量史料。

6.纪传有序、有论、有赞。范晔在各类传的开头都写了“序”，为立传的宗旨及类传之纲；“论”大多是借古喻今，评论时政和人物的得失，正如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赞”是对该人物的评价。三者各有所侧重，是他对迁、固的序、赞的发挥。

《后汉书》虽有诸多的优点和长处，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兹列举如下：

1.史实有遗漏和错误。《许慎传》仅有三行85字，记事过简不全，而许慎为贾逵弟子，曾在东观校书，死前任太尉南阁祭酒等，传中皆无。《耿国传》有“建武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而《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冯勤由大司农升司徒。因此耿国是代冯为大司农，这是官名之误。

2.类传中有宣扬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诞的内容。《列女传》中记班昭作《女诫》七篇，宣扬妇女要遵从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亲都是坠江溺死，她们也投水自杀，是宣扬“孝”。荀采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从自缢死，这是扬“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贞节”观念。《方术传》载，王乔为叶令，某日天下玉棺于堂前，吏推不动，乔说是天帝所召，“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营葬于城东，土自成坟”；费长房见一老翁卖药毕，跳入壶中，次日他与老翁都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后与老翁入深山，辞归时翁给一竹杖骑归，“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功。这些都是鬼神迷信荒诞不经之说。

3.叙事有颠倒和无头之处。如《胡广传》第一至十段叙述他的一生，但在第九段却插入“时年已八十， ……率礼无愆”，又写“性温柔谨素，.... 以此讥毁于时”，这些是对他品德的评价，应放在第十段说他死之后，这样叙事才条理清楚，首尾才衔接。

4.行文也有不通和错误。如记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在《谷梁》后应加“左氏”二字，改成“《谷梁》《左氏春秋》各一人”才对，从《寇恂传》有伺“聘能为《左氏春秋》者”，可为证。又如建安元年辛亥“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族’功，“为”是多余字，应将为改为顿号，下接辅国将军。

5.黄巾起义领袖无传。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的赞扬和同情。而范晔对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竟不立专传记载，仅在灵帝纪及皇甫商、朱传中有零星记述，开了不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的恶例，表明他对农民起义是反对和仇视的。

《后汉书》结构谨严，内容丰富，文辞优美、流畅，叙事简洁，笔势纵放，时有新意，故此书一出，大家争相传诵，除了袁宏《后汉书》外，在他之前各家后汉书便逐渐销声匿迹，至于亡佚。其后梁萧子显复著《后汉书》一百卷、王韶作《后汉林》二百卷亦皆未能传世。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范晔的《后汉书》必有其过人之处，有其存在的价值。

《后汉书》类传多而内容丰富，《宦官列传》既记载了郑众、侯览、曹节等大宦官的擅权、专横、残害人民、诬陷贤良的罪行外；也记载了蔡伦改进造纸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吕强“为人清忠奉公”，不接受封侯，劝灵帝不收“导行费”等事迹，《文苑列传》写了杜笃、王隆等22位学者在文学上的贡献，记录了一些诗赋，使人们在今天还能读到一千多年前的这些文学作品。《独行列传》记一些“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有“特立卓行”的人，以“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共立传24人。《方术列传》记载名医华伦用针灸治病，发明了“麻沸散”，高超的外科手术，郭玉为太医翠，治病“多有效应”；许杨兴修水利，使“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秘”。《逸民列传》记载那些有学问德行，但不愿做官的士人，其中有一些史实揭露皇帝的淫逸和对宦官专权的不满。《列女传》记载了不少品德高尚、才学优异的妇女，如说班昭“博学高才”，为《汉书》补八表；黄甫规的妻子不愿做董卓之妾，大骂董卓而被打死；盛道起义失败，妻赵嫂代夫受刑被杀。这些类传保存了东汉时期的许多史料。六个民族列传收录东汉时各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史料。《东夷列传》记载夫余、高句丽、沃坦、三韩、倭等族或国的历史。《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武陵蛮夷、交耻、西南蛮夷反抗东汉统治的史实，以及益州诸夷、哀牢、耶都夷、白马等族的历史。《西羌传》载羌族的发展史，羌族人民大起义和东汉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史实。《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与东汉王朝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南匈奴传》记录南匈奴与东汉的友好关系，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乌桓鲜卑列传》记叙乌桓归顺东汉、为东汉守边的史实，以及鲜卑发展强大和衰落的历史。特别是大量收录了《竹书纪年》的资料，使这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在体例上，作为纪传体史书，班固开创的一些类传开拓了纪传体史书记事的范围，除《党锢列传》外的其他类传均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所承袭，另创《皇后纪》。《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传》七篇由范晔独创，其诞生是由东汉政治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桓、灵之间，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东汉尚名节，蔚成风气，士子或坚决与之抗争，或拒居庙堂之高，故立党锢传、宦者传、逸民传，来记述社会上敢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崇尚节义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编纂方法上，《后汉书》的专传较少，合传最多，类传次之，其中以类相从进行编次，合传也不受时代先后的影响，就其人其事进行编次，这样的分类使读者更易了解有相似特征人物的形象。比如《邓张徐张胡列传》（《后汉书·卷四十四》）是将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合在一传，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位清白、为百姓做实事，敢于上谏，这样的分类整合大大精简了材料，不至将更多的人物纳入史书记载，也使纪传的撰写更有条理。

如先唐其它史籍一样，《后汉书》的写作亦喜用排比辞格。整部书120卷，卷卷都有排比，共计达1592组。其排比数量是先秦五史总和的约1.4倍（1592组/1160）。而即使在“前四史”四部巨著中，其排比数量也仅排在体量最大的《汉书》之后。《后汉书》之排比不仅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对排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后汉书》不立艺文志，但在《文苑传》和其他传记中却将不少作家的文学作品“一一列名，编诸传末”，并统计篇章数量，如《蔡邕传》云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等等，形成了一种极为固定统一的著录模式。

《后汉书》中有如下记载：“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后汉书这段文字记录了发生于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发事件，如今科学家为这个超新星编号为RCW86，距离地球大约8000光年。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确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发纪录。

南朝梁刘昭：“范晔《后汉》，良跨众氏”。

唐朝刘知几《史通》：“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人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槃瓠，言唯酉诞，事多诡百越。可谓美玉之瑕，自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

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

近代文学家刘师培：“‘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声律，并臻佳妙。导齐梁之先路，树后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诩为‘天下之奇作’矣”。

近代文学家黄侃：“赞之精整可法，以范蔚宗《后汉书》赞为最。自云’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由今观之，自陆、袁以降，诚未有美于詹事者也。”

毛泽东：“《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现存《后汉书》版本，以宋绍兴刊本为最早最善，百衲本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现存《后汉书》各本排列次序不同，因其纪传与志原是分属二人的，往往错置相差三十卷之多。殿本把志插入纪与传之中，不妥。百衲本及金陵书局本则以志附于纪传后，较妥。今本中华书局《后汉书》点校本，也是把志附于纪传之后，正是。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出有《后汉书》点校本，是采用商务影印绍兴本作为底本，再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对校，并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刘放《东汉书刊误》、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黄山《校补》以及张森楷《后汉书》校刊记的若干意见。这是较为完善的了。所采用的底本是绍兴本。绍兴本是现存《后汉书》的最早和最善的本子，其所采用的底本是甚得其书的。特别好的，是这个点校本，重编了新目，改正了《后汉书》各本目录不一致、前后错置的缺陷。

南朝梁人刘昭，既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又为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志作注。有感于范晔的《后汉书》，虽跨越众家，但“序或未周，志遂全缺”，所以将《续汉书》的志移植到了《后汉书》中，并“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到了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在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的协助下，为《后汉书》的纪、传作注。他们或援据旧籍、补充范史，或训、古音义、注释名物，或订正范书所误，或标示范书所据。由于李贤注比刘昭注要好，所以李贤注本流传开来之后，刘昭所注的《后汉书》纪、传部分便逐渐失传了，但他所注的志却仍在流传。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爽的建议，才将李贤注合并于范史。清人校正补汀《后汉书》，也是成绩斐然。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钱大昭的《后汉书辨疑》、周寿昌的《后汉书补正》、李慈铭的《后汉书札记》，释纷解疑，澄清了诸多疑难，至于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成就更大。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收集了自唐以来的研究成果，是注释《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彭城王刘义康参军，因触犯之，被贬为宣城太守；后又因参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之事被人告发，入狱被杀。史称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颇以才气自负，对自己的杂传论赞之文笔识见，亦颇为得意。范晔不得志时，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