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他从上海回昆明，因云南地下党遭受巨大破坏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先后在昆明女子中学、达文学校任教，继续宣传革命、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以致被反动当局解聘。

1937年1月，徐嘉瑞到云南大学任讲师；先后担任校长室秘书、文书科主任和副教授、教授、文史系系主任等职务。他授过的课程有：“曲史”、“诗选及习作”、“中国文学史”、“诗经”等。1940年，云大为避日机轰炸，拟迁校，徐嘉瑞曾于10月间去东川选择办学地点(根据刘尧民10月10日的日记)。

徐嘉瑞从1942年7月起，即任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之研究员。他勤奋敬业，研究成果卓著，成书的有《大理古代文化史》和《云南农村戏曲史》等。据《大理古代史·缪跋》，该书之写作，始于1944年，至1946、1947年间定稿，1949年才获出版。《云南农村戏曲史》一书，其酝酿阶段可上溯至20年代。1923年出版的《中古文学概论》所附的徐拟编撰的中国文学丛刻第七种书目即为《清代民间杂剧》，这已和云南农村戏曲发生了关系。稍后，他为指导施章对云南杂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到抗战开始，他对云南农村戏曲的研究更是集中精力。游国恩在《云南农村戏曲史·序》里，曾谈及徐嘉瑞的孜孜不倦的研究情况：“余亲见其于乱鸦斜日中，偕其夫人携一壶茶，一张几，访所谓段老爹者，听其抚节安歌。梦麟则随手记录，增补其阙遗，审正其伪谬，汲汲如恐不及。”但是，这一研究工作，却被某些人加以白眼。《云南农村戏曲史.再版自序》就说：该书是“1940年编成的.....写成后，搁置四年，无处印行；还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讥讽，轻蔑，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又认为由大学印行，是玷辱最高学府”。两书在学术界的反响很好，例如罗庸就说，《大理古代文化史》的史料丰富、分析严谨，实为“网罗群言，巨细咸采，折衷至当，辨析微茫....体大思精，三百年所未有也。”而《云南农村戏曲史》一书，李何林则指出，在它以前，“中国的地方性戏曲是也没有‘史”的。它们虽有“史”的发展事实，但没有‘史’的叙述记录”，因此，该书“是一部开始的著作”。

抗战胜利后，徐嘉瑞利用休假的机会，应聘到武昌华中大学讲学，1948年6月回到云大，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聘。

从抗战开始，徐积极投身抗日洪流，创作了朗诵诗集《无声的炸弹》和五幕剧《台湾》。1938年，他筹办并主编诗歌杂志《战歌》；1939年初，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1944年，被推选为理事长。

云南一九四九年前夕，徐嘉瑞曾拟往“边纵”领导的解放区，只是“由于通讯联系中断”而无法成行。但云南很快即和平解放。徐以极为欣喜的心情写诗志庆：“二十年来争斗苦，二千万众狂欢同。青年流尽青春血，化作金星旗上红。”徐在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昆明师范学院校管会主任、省教育厅厅长、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主席、省民族文艺研究会主任委员、《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编辑并被选为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一级教授，著名的文学史家、民间文艺学家，在教育界、文艺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古文学概论》《今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楚辞乱白解》《秦妇吟本事》《辛稼轩评传》《云南农村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望夫云》《驼子拜年》《多沙阿波》《徐嘉瑞诗词选》等。

徐嘉瑞1895年2月出生在云南大理邓川的一个书香门第。15岁考入昆明工矿学堂学习，但因家境贫困，读了两年不得不辍学去报考省立师范的公费生。徐嘉瑞18岁时，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中断了经济来源，他被迫放弃学业。

1913年到1922年，徐嘉瑞在昆明陆军医院做司药，这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同时还自学英语和日语。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徐嘉瑞进入了学者的行列。自1923年起，徐嘉瑞先后在昆明成德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女子中学任教。其间，他东渡日本求学，带回了一批介绍苏联文学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

1924年徐嘉瑞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中古文学概论》，此后，开始从事白话诗文的创作研究。

1927年，徐嘉瑞在昆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负责情报、宣传、学生运动等工作，随后创办和负责地下刊物。1928年，徐嘉瑞进入了昆明《民众日报》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文学，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受到当局的责难，《民众日报》只办了1年就遭查封。

1929年，徐嘉瑞离滇到上海暂躲避，先后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徐嘉瑞从上海回到了昆明。

1931年，徐嘉瑞在昆明女子中学任教，向学生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俄国文学，被反动当局发现后，立即通知校方将他解聘。

被昆明女子中学校方解聘后，徐嘉瑞到英国人办的昆明达文学校担任英语高级班教员。此期间，徐嘉瑞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罗马大将凯撒》等剧作。

1932年底，徐嘉瑞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近古文学。

1934年，徐嘉瑞出版学术专著《近古文学概论》。

1938年，徐嘉瑞任云南大学讲师。

1939年徐嘉瑞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

1940年，徐嘉瑞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研究云南民间戏曲花灯的学术著作《云南农村戏曲史》。

1943年，徐嘉瑞创作并出版了著名的抗日话剧剧本《台湾》，并在昆明公演。

1944年的云南战火纷飞，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徐嘉瑞先生应邀前往大理，为编纂大理地方志作实地考察，为期34天。

1945年，一部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力作《大理古代文化史》诞生了。

1949年，在方国瑜、马晋三、缪鸾和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大理古代文化史》终于由当时的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列为“西南研究丛书”之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徐嘉瑞除了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外，又积极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之中。1945年12月，昆明爆发了“一二·一”学生惨案事件，他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还参加了罢教、为遇难学生送葬等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云南和平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昆明师范学院校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古籍专家徐嘉瑞在云南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8月17日 14版）

齐浣心

1958年2月4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北京接待了一位来自昆明的客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徐嘉瑞同志来找，因时晏，少谈即去。”日记中记载的徐嘉瑞，就是从云南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天郑振铎与徐嘉瑞只是“少谈”片刻，但在几天后的2月9日，他们又在全国政协礼堂见面了——他们一起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而这次大会的召开，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1958年2月9至11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出版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编辑等一百余人参加大会。

从云南来京参加古籍小组的成立大会的徐嘉瑞，正是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这一天中午，郑振铎在家里宴请了徐嘉瑞等人，继2月4日后，郑振铎在2月 9日日记中记载“请徐森老、金子敦（兆梓）、徐嘉瑞、李一氓、赵万里等,在寓午餐”。徐嘉瑞是何许人也？

徐嘉瑞，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文联主席，1958年2月初，他接到古籍小组的邀请函、作为即将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分组成员来京参加大会的。

当时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都是陈寅恪、陈垣、翦伯赞、吴晗、叶圣陶等业界知名专家，担任分组成员的也都是如尹达、夏鼐、魏建功、王伯祥这样学养深厚的时彦俊贤。而徐嘉瑞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史学家、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教授。他的名字在当时北京的学术圈，还没有那么响当当，但他在戏剧、历史、文学、民间文艺等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学术成果颇丰，也正因此，他被列为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

徐嘉瑞先生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研究范围涉及戏剧、历史、文学、民间文艺等多个领域；他的学术著作对今日的云南乃至全国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我评价甚高的刘文典，在人生低谷时，曾得到徐嘉瑞的帮助。1938年刘文典从北平取道香港至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其后因生活拮据，于1943年受盐商之聘到磨黑中学（普洱中学）任校长，半年后回到昆明，被西南联大解聘。此时，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的徐嘉瑞对刘文典伸出援手，聘他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这期间，刘文典在教学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5年，西南联大解散，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师生陆续迁回北平，而被西南联大解聘的刘文典，失去了回北平的机会，成为少数来自北平却留在昆明的教授之一。他在云南大学开设了杜诗研究、文选学等课程，云南大学中文系还为他开设了研究室，刘文典得以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校注》等的整理点校工作，他还计划完成《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等。刘文典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说与徐嘉瑞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6至1947年，徐嘉瑞一度赴武昌任职于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钱基博于1946年10月受聘于此，二人成为同系同仁，他们所在的中文系系主任为我国知名语言学家傅懋勣。在此之前有关二人交集情况，史料中未见记载，徐嘉瑞与钱基博应相识于华中大学，并很快熟识并成为挚友。当时钱基博著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明代文学》等，徐嘉瑞著有《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等，二人的研究领域是相通的，所以在这华中大学期间，二人他们二人与刘文典、罗庸等人当时共同为马曜（幼初）的《茈湖精舍诗初集》作序，徐嘉瑞在序中写道：“幼初……又常从钱子泉（基博）问学，子泉先生尝与余称其天资颖异。”马曜为云南白族人，徐嘉瑞为其作序还有这一层同乡之渊源，也因为这层关系，徐嘉瑞与钱基博的交往中会谈及马曜。1952年，钱基博将毕生所藏图书与文物共211件捐赠给学校，他专门撰写了《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又名“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有初稿本和油印本两个本子），在说明书中，钱基博将所有捐赠物品分为十类，按年代排序，“系以说明”，很多物品涉及钱基博的亲朋旧故，钱基博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西南遗民摩些族象形文残卷两纸”，就专门说明“此系本系旧同仁徐嘉瑞先生得于云南丽江而以相付”（钱基博著，傅宏星主编：《文物散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徐嘉瑞为云南大理邓川人士，工作生活在云南，有机缘得到西南遗民摩些族象形文残卷，但能将这种珍贵资料赠与钱基博，可见二人之交谊之深。这次赠与，应在徐嘉瑞返回昆明之际，他当时在华中大学任职仅一年时间。1958年2月，徐嘉瑞从云南昆明赶到北京参加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徐嘉瑞与钱基博之子钱钟书同作为文学分组成员，似应有机会碰面，而此时钱基博去世近三个月，不知徐嘉瑞与钱锺书是否谈及此事。

徐嘉瑞1930年完成了《中古文学概论》的专著出版，他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学分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胡适为该书所作序言称：“云南徐嘉瑞先生编的这部《中古文学概论》，很大胆地采用上文所说的见解，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间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认为大逆不道的。但在我个人看来，徐先生的基本观念似乎是很不错的。无论如何，他这部书总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可以使赞成的人得许多参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对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于为初学的人设想，一部提纲挈领、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总胜于无数记账式列举人名书名的文学史多多了。”其中“这是一部开先路的书”、“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是胡适对徐嘉瑞这本专著的高度评价。

1936年，徐嘉瑞完成了《近古文学概论》的写作，请胡适题签，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毛泽东请上海的同志带些书到延安，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就在其中，毛泽东评价这本书的作者徐嘉瑞是“第一个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此后，毛泽东还将这本书与其他书一起批转给延安鲁艺图书馆收藏。

此后，徐嘉瑞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就云南花灯的历史源流进行考订并有专门著述，这曾经被同行评价“有失教授身份”。尽管如此，徐嘉瑞始终坚持对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撰写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致力于云南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工作，为“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收集和整理”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9月5日，徐嘉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昆明大观楼的长对联及作者》一文，介绍昆明市大观楼180字长联，首次将这副长联进行句读，并介绍其撰写者孙髯的基本情况及撰写长联的历史背景，以及阮元、程含章曾擅改长联的情况。徐嘉瑞这篇文章，将昆明民间的长联首次推送到全国人民面前，此后，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为更多人所熟知。

1960年，徐嘉瑞与田间、老舍、周而复、阳翰笙、邵荃麟、阿英等人一同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周扬、老舍、郑振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徐嘉瑞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云南群众文艺创作、发展情况，他在发言中说：“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徐嘉瑞还介绍说，解放后云南的“京剧”“滇戏”“花灯”先后到北京上演，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而这些剧种，都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爱护下不断壮大的。

徐嘉瑞本人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文学的再创造，1957年他根据白族的民间从传说故事创作了《望夫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徐嘉瑞又将《望夫云》改编为歌剧，1962年5月12日，大型歌剧《望夫云》搬登上首都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台，《人民日报》专门做了报道。

此外，徐嘉瑞还整理、翻译并出版了彝族民间长诗《逃婚姑娘》、《纳西族长歌》、《傈僳族古代民歌》等，为整理、保护民间文学做了大量工作，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位“为下里巴人疾呼的学者”，而是已然成为一位“下里巴人”中的一员，成为一名为“下里巴人”的文学疾与呼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