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奉天迁至哈尔滨并进行改组。罗登贤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何成湘任宣传部长，杨林、赵尚志先后任军委书记，金伯阳（杨赞文）任职工部长，徐宝铎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

1932年4月，共青团哈尔滨市代表会议在道里安顺街77号姜椿芳寓所召开。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徐宝铎等出席了会议。杨靖宇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撤销共青团道里、道外两个区委，重新组建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吴仲庭为书记，赵尚朴为组织委员，姜椿芳为宣传委员。

1932年7月 中共中央撤销罗登贤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中共满洲省委改组，李实代理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何成湘为宣传部长，金伯阳为职工部长，詹大权为省委秘书长。共青团省委书记徐宝铎，组织部长刘明佛，宣传部长杨波(杨安仁)。省委委员有杨靖宇、冯仲云等11人。

1932年12月金伯阳视察海龙中心县委，充分肯定海龙中心县委的工作，纠正了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徐宝铎在传达北方会议时所做的错误决定，当即宣布摘掉县委的右派帽子，恢复中心县委书记小安（老李）和县委委员兼游击队队长王仁斋的一切职务，并与杨靖宇一起制定了收编辽宁民众自卫军余部和整顿海龙游击队具体方案。

1934年上半年，团省委组织部长肖凯被捕叛变，团省委秘书长李一平兼任组织部长，5、6月李一平被捕，戚铮音继任秘书。不久，团中央书记徐宝铎（骆驼）调到上海中央局，负责联系团中央局的工作。7、8月间，陈柏伟调任团中央局书记，郑征夫继任团省委书记，陶凯荪任宣传部长。10月，团中央局、团江苏省委遭到大破坏。

1934年11月初，中共共青团江苏省委被破获，几乎全部领导人被捕；11月底，刚刚重建起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被破获，徐宝铎等被捕，整个组织系统再度全面瘫痪；

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局（唐益之）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由家乡常州的小学教师缪青裳（共产党员）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读书。这所学校仿效晓庄师范，校长倾向进步。恽逸群在那里任教并担任中共肖山县委书记。缪青裳将我的团的关系转给恽逸群，九月，湘湖师范团组织安排我担任肖山至杭州的地下交通。十一月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要抓我，我在校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通过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同乡冯大朋（现为上海中学退休教师）找到了我的小学教师吴元。当时，吴元兄弟三人在武进受到通缉，隐居上海。吴元的兄弟吴锦棠当时是团中央一个刊物的发行，我在他家看到过凯丰（团中央宣传部长）、老余（即余心、余百鲁，当时为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叛变）和小朱（即赵克昂，李一凡，后叛变）。

开始，我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我通过同学认识了季苏和朱理治（当时在团江苏省委负责组织工作）季苏介绍我参加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季苏是负责人，办公地点在四马路会乐里），担任发行工作，负责发送文件和宣传品到闸北区“反日会”。

一九三二年八月，朱理治介绍我到团中央搞发行工作，正式恢复了团的关系。这时团中央书记是胡均鹤，宣传部长是凯丰，秘书长是陈卓文，总交通是蒋平。直接领导我的是团中央发行部的小邱（湖南人）。福州路山东路口有一间仓库（灶披间）是我们的联络站，平时不住人，印刷所将印好的宣传品送到那里，我按时去取，与来人彼此不见面。然后，我把一部分宣传品送给团江苏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李文彬（后来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出狱后改名叶梯青，抗战期间在苏中工作，后在姚家庄突围中牺牲。）；另一部分分别邮寄各大学图书馆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以扩大宣传。

十一月，团中央调我任内部交通，领导我的是团中央总交通蒋平。他也是常州人，比我年龄大，装做我的表兄同我联系。我的工作是给团江苏省委送文件和联系工作，接头人是团省委的内交通李××。此外还负责外地来沪和出狱同志的接待工作，我先去接头，有时送些生活费，然后把关系交给蒋平，由他安排带走。十一月间，我曾听说团中央有破坏（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经斗部长胡海等被捕叛变），但不知详情。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蒋平被捕叛变，团中央遭到很大破坏，除凯丰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中央领导干部都被捕了。当时我住在新闸路一家麻油店楼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说：“你表兄带人来找你”，暗示我赶快离开，我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立即离开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蒋平带了特务来抓我。他还带人到团中央局的联络点（四马路上的一家旅馆）去，抓走了团中央巡视员张光天（前几年在西安去世）。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张来上海时告诉我的。

团中央这次遭破坏后，我同团省委的内交老李（苏北口音，他说自己是大夏大学学生，他爱人姓王）仍有联系。不久，组织上调骆驼（徐宝铎）重新组织团中央局，他通过老李，找到我的住处（今富民路），要我负责团中央局的内外总交通工作，并派一位女同志王兰英（沪东工厂的工人，在南京）与我做假夫妻。

团中央局在甘斯东路（今嘉善路）上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秘书处。调李华生（四川人，“文革”后期为河北省科委付主任）当秘书长，住在那里。他负责刻钢板、油印和收发文件。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大约是三三年底，他调天津任巡视员工作。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廖似光。她是凯丰的爱人因为怀孕不能随凯丰去苏区，留了下来；另一位叫九姑（广东人。据说也是一位负责同志的爱人），带了一个小女孩，她们作为家属住机关。我常去秘书处，骆驼也常去，他在那里看文件，并且给我们交待工作。

骆驼是团中央书记。大约一九三三年的四、五月份，先从北方调来的陈伯伟（即小陈）负责团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他的爱人叫“大陈”，是大学生，戴一副深度的眼镜。是我把他们接来并给他们找了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一处房子住下。以后又从北方调来小李任宣传工作（当时主要负责团刊——团的建设），他是北方人，学生模样，听说家里很有钱。他被捕比我早，被捕时被打得很厉害。他的爱人小金（朝鲜族）也是学生，与他同时调来，也是我去接待并安排住处的。大约八、九月间，我还接待从北方调来的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四川人），小朱来了以后，也负责组织工作。黄药眠来上海不是我去接待的，但他来我家出席团中央局的会议时，我见过他，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黄药眠来了以后，在团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我还接待过从北方调来的小陶（即陶凯荪），她开始同青岛调来的小刘装成假姐弟住在一起，大概在下半年小陶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小刘后调回青岛工作了。小范（即范正中）夫妇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从徐州调来，由我去安排住下的。他以后分配到团江苏省委当组织部长。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团中央秘书处从泉漳中学调来的小刘（即刘耀新，在四川）和小妹（以后同小刘结婚）搞油印工作，也是我去接待安排的。抗战胜利后我在山东曾遇到过刘耀新，问他以后的情况，他说一九三四年团中央大破坏后，他就失掉关系了。

当时，我们团中央局还有几个内交通。一个是孙云（即薛承缇，大夏大学学生，在武汉），她调来后与团中央局书记骆驼住机关还有卢义兰和卢义梅姐妹俩（湖北宜昌人）。卢义兰当时化名小杨，调来后与我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机关，她负责送团江苏省委的文件，给团中央秘书处的文件由我送去。与上海党中央局的联系则由卢义梅负责。另外，团中央局还有一个外交通老高（河北人，个子很高），他负责同北方的联系。当时团中央局与外地的联系，主要就是河北的天津和北京，因这地区团组织较强，文件来往也较多，因此团中央单独与他们建立了交通关系。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则通过一个姓李的党中央局的交通，他到我家来联系，传递团中央的文件。当时有联系的还有东北奉天、河北唐山、山东青岛、河南开封、安徽寿县以及苏区等，其它地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当时苏区曾来了一位小田，后来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儿童团工作了。

当时团江苏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团省委改组，朱理治调走。由原团中央局组织部长陈伯伟接替。），负责宣传工作的小郑（即郑思群，广东人），我曾见过他们夫妻。此外还有一个叫丘九的好象也在团江苏省委搞过宣传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骆驼（徐宝铎）调到上海党中央局，负责联系团中央局的工作，小陈（陈伯伟）调任团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在南市蓬莱市场被捕。当时因团组织已遭受到多次破坏，我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立即把身上的一封外地来信吞入肚中，敌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先关在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没有招供。至于被捕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在南市公安局时，好象看见小范（范正中），但他没有出来指证我。不久，我被押送龙华警备司令部。关了两个月，敌人仍得不到任何线索，就以“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两年半徒刑，然后关到苏州反省院，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获释出狱。

团中央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遭到一次大破坏时我已在监狱中。后听团江苏省委交通戚铮音同志说，这次大破坏是因为原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范（范正中）在调徐州任联络员时，被捕叛变。小范叛变后，仍以联络员身份来上海，与中央局和团江苏省委机关取得联系。探明各人住处后，敌人就在十月底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陈伯伟、组织部长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宣传部长黄药眠，以及同他们住机关的三个女同志和卢义兰、卢义梅。还逮捕了调党中央局工作的骆驼（徐宝铎）。骆驼、陈伯伟、小朱被捕后都叛变了，这次破坏给团中央局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回忆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共青团中央局(黄药眠)

一九三三年底，我从苏联回到上海，开始没有人同我联系，我很急，后来党中央的负责人黄文杰来同我接头、谈话。那时党中央已迁入苏区，团中央也遭到大破坏，所以在上海只设有党和团的中央局。我希望搞文化工作，但是黄文杰一定要我在团中央局工作，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担任了上海团中央局的宣传部长。

当时团中央局书记是徐宝锋（即骆驼，又叫张大个子、山东老张），组织部长是小陈（即陈伯伟，后改名汪精），宣传部长是我，副部长是小郑（即郑思群，解放后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我们每次开会是在团中央秘书小唐（即唐益之，在上海）家里，有时在他家吃饭。小唐不参加会议，同他一起住机关的是刘兰芳。以后小唐不知道调往何处，直至我被捕，没有同他再见过面。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间〔注：又一说是三、四月间〕，徐宝铎同团江苏省委书记朱理治（即大朱）闹矛盾，说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职务。团中央把组织部长小陈调去当团江苏省委书记，小郑也调到团省委工作，又从北方调小朱（即李一凡、赵康、赵克昂）来当团中央局组织部长。

不久，团中央局改组：徐宝锋调到党中央局工作，同时指导团中央局的工作，又把团江苏省委书记小陈调回来当团中央局书记，团中央局组织部长仍是小朱，我是团中央局宣传部长。当时宣传部有个干事是小朱从北方带到上海的，据说以后生肺病死在青岛了（注：疑为小邹，邹思椿）。当时在油印科工作的有刘耀新（在四川工作），搞发行工作的有彩英（即王哲然，在河南工作）。我同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小陶（即陶凯荪）接头联系，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时还看到过她。

一九三四年九月（注：又一说法是十月），团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同案被捕的有八人：即团中央局书记小陈和他爱人（北京女师学生），组织部长小朱和他爱人张兰珍，我和爱人陈文淑（团中央内交，同我住机关），还有两个团中央内交卢义兰、卢义梅。这次破坏的原因我不清楚。当时团中央局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在那儿讲课。一天下大雨，点名时缺了一个人，班长说是去买菜，二十分钟后才回来，我批评了他，因为按纪律规定要准时到达。当时我怀疑这个人靠不住，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在家被捕了。

我们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盛忠亮那时也关在那儿，他大做反共宣传，说他叫“华侨”，是党中央局书记，说红军在苏区打了败仗，共产主义搞不下去了；说他知道我们都是共青团的干部，要我们及早打算和转变立场。听说公安局把李竹声（前党中央局书记）和秦缦云（后为盛忠亮妻子）从南京押到上海向盛忠亮劝降，他们见面后痛哭一番，盛忠亮就彻底判变了。李竹声和盛忠亮这些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能说会道，受到米夫和王明的重视，以后王明一派在党内当权，他们也飞黄腾达。李竹声的判变，在当时，对被捕同志精神上的破坏作用很大，精神的解体，加速了组织的破坏。当时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实行“自首政策”，很多人被捕后自首判变了。

我们被捕后不久，徐宝铎（骆驼）也被捕关进来。我问他，他说没有办法了，他老婆在医院生孩子，没有人送钱去怎么办？我想，干革命就要舍弃一切，怎么还能顾及到老婆和孩子？徐宝锋叛变后，第二天同盛忠亮到南京去了。

以后，我不愿出卖同志，不愿意替国民党做事，被判十年徒刑，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陈文淑关在苏州反省院。同案被捕的其他几个人自首叛变后都出去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我才被释放出狱。

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廖似光）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凯丰同志一起从香港到上海的。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按照上级交待的接头办法，我们搬到新亚大酒店去住。当天晚上，李富春同志来看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我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组织上决定凯丰同志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要求我们在指定地区尽快找房子安顿下来。当时在上海，没有职业是很难找到房子的。幸好凯丰有个堂侄是裕华纱厂的职员，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搞到一个裕华纱厂的职员身份证，就在法租界内的一座小洋楼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买了一些旧家俱，就搬了进去安家落户。

初时，我没有分配工作，整天在家料理家务，心里感到苦闷，因而曾向组织提出让我到工厂去做工，但是组织上不同意，说女同志坐机关、搞掩护，就是革命工作。这样，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才决定我当团中央的交通员（内交）。我是广东人，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加上又不懂上海话，出门办事甚为不便。特别是担负交通员这项工作，整天东来西往，穿街走巷不熟悉当地情况，不会讲当地语言，就很容易出漏子。所以，我到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学讲上海话。平时我主动地接近左邻右舍，跟周围的家庭主妇们一起上街买菜、织毛线衣、拉家常等。由于接触多了，我不但与周围邻居关系融洽，而且在频繁的交往中也逐渐学会讲上海话，并对当地的习俗风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时候，上海的环境十分恶劣，交通员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我们遵守党在白区工作的保密原则，并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因而在传递情报文件当中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问题。我们送往上海市区内的文件情报，是先用蜡纸包好，然后夹在装陈皮梅的纸盒里送出去。如果是送往外地的，则采取密写的办法，用米汤写在白衬衣上，包好托人送去。而收到衣服的同志只需用碘酒往白衬衣上一抹，所写的字就很快显现出来，这办法既简单又安全，我当交通员的那段时间都是采用这种办法。

我刚抵上海时，团中央书记是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宣传部长凯丰，秘书长陈卓闻，陶承同志当时也带着孩子住在团中央秘书处机关，我经常到她那里传送情报，跟她们母子很熟。解放后，陶承同志写了《我的一家》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我们在上海相处时的这一段往事。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团中央遭受了一次大破坏。团中央书记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秘书长陈卓闻等均被捕叛变。机关被破坏的那一天，刚好凯丰因有别的事不在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得悉机关遭敌破坏的消息后，匆匆赶回住处。一进门，就叫我赶快转移，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他说：“团中央机关已被敌人破坏，抓走了很多人。”我说：“饭已经做好了，吃完饭再走吧。”但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临走前，他叫我赶快去通知一位姓余的同志（该同志是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干部），然后再到新亚旅社去找他。凯丰走后，我匆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离开住家，按照他告诉的地址找到了老余，把机关被破坏的情况说了一遍，叫他赶快避一避。当时我身上还带有两块银洋，便拿出一块交给老余就急忙到新亚旅店去找凯丰。我们在新亚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凯丰又叫我到沪东四川北路一带去找房子，因为这一带是广东人聚居的地方，可以通过同乡关系请求帮忙。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四川北路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刚刚安顿下来，凯丰就忙于着手恢复团中央机构的工作了。这时，上级也闻悉上海团中央出了问题，就派许宝铎（又名骆驼）来上海，协助凯丰一起筹建新的团中央机关。许宝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肩宽膀粗，个子很高大。由于他是新调来的，叛徒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他经常出去活动，筹划恢复组织。不久，新的团中央成立，以许宝铎任书记，赵克昂（又名李一凡）负责组织，凯丰因叛徒们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上海，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往中央苏区，他原来的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改由黄药眠同志担任。

凯丰离开上海时，我正怀孕在身，不能跟他一块走，只好留下来。分手时，凯丰交代我说，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凯丰走时很匆忙，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也不让我送他。他走后的第三天，团中央交通员小唐（唐益之）就来到我的住处，把我带到新的团中央秘书处机关，同一位叫九姑的女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九姑身边也带有一个小孩，她的爱人原是团中央的巡视员，不久前被派往福建，在福建不幸被捕，后来情况不明。我和九姑的主要工作是坐机关当主妇，搞一些机关中的内勤工作。那时同我们一起住机关的还有李华生（李是秘书长，来往文件及印刷的东西都经过他手才能发送）和刘耀先夫妇共五人。刘是四川人，是专刻蜡版的，还健在，在重庆出版社工作，其爱人当时是搞油印的。交通员唐益之经常送稿件来机关印刷，走时又将印好的材料拿出邮寄或散发。团中央书记许宝铎也经常来，有时还在机关吃了饭才走。

我自凯丰调走后，又在上海多住了几个月的机关。一九三三年夏，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而我担任交通员工作也已长达三年之久，如果继续干下去，不符合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原则，加上凯丰同志已调往苏区，因而党组织也决定把我调离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接到调动通知时，我刚分娩不久，而从上海到苏区，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带着婴儿容易暴露目标。为了避免拖累，方便上路，我只好忍痛把刚产下的婴儿交给交通员小唐送往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即今上海华山医院），留下待人收养，我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向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了。我们一起结伴同行的共有三个人，一位是潘汉年同志的爱人（名字记不得了），另一位是男同志，上海某兵器厂工人，当时苏区正需要这样有军械技术的工人。我们三人从上海启程南下，经过一个月的辗转奔波，最后终于到达了我仰幕已久的江西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