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上来说，徐州话在有些人听起和普通话相近。细细研究这之中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规律解密

徐州话第四声与普通话完全一样，基本遵循如下规则：四声和普通话一样，三声变二声，二声变一声，一声需要降一个声调（和第三声比较像，暂用0声来表示，如“张”，在徐州话的读音，和在天津话的读音很相似），以上是基本规律，但还是有一部分的字不太遵循这个规律。

例如：“阳光灿烂。”的音调表示普通话是2144，徐州话是 1044。

虽然发音上非常有规律，也没有发音障碍，土生土长的徐州人学普通话相对容易，但要说纯正却又很难，在向普通话的过渡中，显得很顽固。原因就是有些音调极为相近的不易改掉细微差别，但在他人耳中又不易区别。

在徐州，如果普通话说的带口音就被叫作“徐普”。

语言特色形成

方言的词汇千变万化，很难概括其中规律。这里也仅列出一些词汇，具体还要到生活中发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地，一方水土也培育一方语言。徐州话与徐州的地缘关系密不可分。徐州文化是典型的北方文化，徐州人也是典型的北方人。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徐州话也常常充满了“火药味”，或者说带有“战争文化”。略举一二例：打扑克牌，南方人习惯说“打八十分”，徐州人多说“打升级”；南方人说“改主”，徐州人则把两张牌朝桌面上一摔道：“反了”。再说喝酒，南方人往往是提前相约，在酒桌上，几个朋友边喝边吃边聊，没有被劝酒的压力，没有非喝不行的痛苦，气氛融洽，酒尽饭来，微醺而去，省时省力，不亦乐乎。老徐州，尤其是青壮年就不同了，有道是“感情深一口闷”，老友重逢不喝好不能显示感情。喝酒要有人气，讲热闹，往往酒桌上还要呼朋唤友，比预定时间迟到才开宴那是常事，晚到罚酒。跟其他地方的风俗一样，前三杯酒是必须喝完的，然后是“自由活动”，各人表达心意、互敬、端酒，有些民风依旧的老徐州还会划拳助兴，如有逞能说大话的，有人就挺身而出：“诸位都先歇着，我一个就把他们都‘办了’”；对方也不示弱，主动提出九个拳“穿了”，如此一来二去，原定喝二斤酒的，往往要翻一番。（当然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乡下的小饭店里见到了，这样的“酒风”谁都不想去）

有人说徐州是雄性的，雄性即粗放，反映在语言上，徐州话是豪爽的、直接的、简单干脆的。某人表现不好，用徐州话评论曰：这人直奔“下岗”。某人在某事上超出寻常、表现突出时，徐州人简练地说：“他疯了。”；把这杯酒喝完，南方人说，这杯酒你干掉算了，徐州话只用两个字：“透了。”；喝酒喝多了，徐州话说“喝大了”；当某人在某件事情上犹豫不定时，别人就会劝他说：“多大事儿。”当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好某件事时，徐州人脱口而出：“你不要问了。交给我了”。朋友拜托自己帮忙，“一句话”或者就一个字“管”。

所有方言共同的特征，往往能更传神、更生动地表达自己要说明的意思，这是所有地方方言得以保留、延续的一个原因。比如，我们说某人办事利索，反应快，一点就透，就夸这人“透思”，“上路”的意思，否则，就说这人“真肉”，“不上路”的意思。至于说到张三“小唧唧鬼”，李四“疵毛撅腚”，不用多说，徐州人立刻就明白了“张三”和“李四”是个什么样的人。“疵毛撅腚”就表示乱七八糟、杂乱不堪、形容“毛刺头”（毛寸），有部分意思只能意会。当你无论怎么说对方都不明白，无论怎么教对方都学不会时，徐州人就会诙谐地说：“你真愁死我了。”这些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语言，往往很难在普通话中找到对应的成分。随着人们相互交往的频繁，各种语言在相互交流，徐州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在讲普通话。

江苏的方言基本上分为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语三种，苏南话以吴方言为主，苏州无锡的语言占主要地位，从常州往北到丹阳就发生剧烈变化，这里的方言非常难懂，尤其是乡下，到了镇江就与江淮官话非常接近了。从扬州到淮安形成江淮官话的主体。所以徐州话实际上是江淮官话向中原官话转变的地区，因此就形成了许多难懂的词汇。徐州人都了解，徐州方言从睢宁到宿迁完成了这个变化，从小地域讲这两地的方言与徐州和淮安的方言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如今的徐州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方言词汇随着时代的发展，频繁的交流和往来，许多方言词汇已经开始消失，之所以消失的原因就是这些词汇实在让人难懂，在徐州大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还在使用这些词汇。例如：“黄子”，“啥黄子。”外地人根本不懂，“黄子”就是普通话中的“东西”；“啥黄子”就是普通话中的“什么东西” ，“赛”，“可赛了”，“赛(sai)毛”。“赛”就是“好”；“可赛了”就是“可好了”，“赛毛”就是“好极了”。 有一个动词也许谁也听不明白：“司维”，此“司维”非“思维”，却是修理的意思。例如：这车子该司维司为了。 有一些方言词汇，特别是名词，也很有意思：“蝈蝈”，徐州人说：“油子”；“地上”，徐州人说：“溜地”；“蝉”，徐州人说：“嗲(die)喽龟”；“蜻蜓”，徐州人说：“光光蜓”；“拖鞋”徐州人说：“鞋他子；”特别好”徐州人说：“办四”,等等。 徐州方言中的动词有许多也很难动懂，例如：“rou”读第一声，汉语中还没有这个可代替，意思是理睬，在使用时中使用于否定句中。例如：我不“rou”你。意思是我不理睬你。 又如：“捼”第一声，意思是折叠，例如，比把这张报纸“捼(ai)”好。意思是：你把这张报纸折叠好。

在动词中也有一词多用，不同的场合用途不一样。“克” kei 一种意思是“吃”(只用于表示嗑瓜子)，当然还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词汇。不过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特例：普通话中的“回家”，是一个无主语的句子，“回”是动词，谓语，“家”是宾语。老徐州人也是按照这个语法说成“走家”，如今的徐州人却说“家走”谓语和宾语倒置。

其实徐州方言在其发展中也受到外来方言的影响，例如隋朝从山西老鹳窝有大批的移民到徐州北的沛县一带，因此这里的方言也受到山西方言的影响。沛县在徐州以北80公里，沛县的方言与徐州方言在词汇上语音上有许多差别，原因就和大批的山西移民有关。

观点之争

徐师大的李申教授，通过对词汇特征分析，推测《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三泉主人王寀是《金瓶梅》的作者，而书中王寀为徐州判官。如此，《金瓶梅》和《西游记》等均系假托、假借手法，通过“褒瓶贬金”等，真正是以“李瓶儿”为主角，以经济、权色腐败为中心，表达是“反淫戒贪”、“揭露腐败”的主旨。细想，西游记中也尽是妖魔鬼怪志异，而其成为名著也是因为文中主题是对抗封建社会，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与西游记有着共通之处。此外，金瓶梅研究会长李宏政也认为《金瓶梅》与徐州、京杭大运河是不能分割的“铁三角”关系。这些解读、佐证不仅为一大禁书、性学作品《金瓶梅》正名，还是通过语汇推测作者、事发地点的巧妙的解决路径。这无疑从侧面反映了语汇的重要作用。

徐州方言词汇显示还显示了苏鲁豫皖这个交会之处的方言面貌。徐师大李申教授对这些方言的演变作了大量的比较与有价值的学术研究。1980年起他写的《徐州方言志》出版，《金瓶梅词典》1992年3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李申对《金瓶梅》的兴趣完全是从方言研究的角度出发，他有一本《近代汉语释词丛稿》 读起了特别有味道，其中一篇《释〈金瓶梅〉词语三条——兼与台湾魏子云先生商榷》体现了两岸学者对《金瓶梅》中方言词汇的关注。这篇短文中涉及“嘴抹儿”、“打瓜子”和“越发越晒”，其中最有趣的是关于“打瓜子”的争论。魏子云先生说：“‘打瓜’即‘大子瓜’之俗称。今人仍爱食之瓜子，即此种‘大子瓜’所出。中原人苏称之为‘打瓜’。”

李申对此提出的看法是：打瓜子，即当“打刮子”（《金瓶梅》中耳光又称“耳刮子”、“刮子”），用手打击对方，这是赌输赢时处罚输者的一种方式。童辉另有一则云“那小玉把玉箫其在底下，笑骂道：‘贼淫妇，输了瓜子不叫我打。’”“瓜子”与“打”分开说，魏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有，《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五回：“我合你打赢瓜子，我输了，给你一个钱；你输了打你一瓜子。”“打”与“瓜子”中间插入“你”和“一”。两例均可证“打瓜子”系“打/瓜子”，而非“打瓜/子”。徐州化谓双手合掌（中间留有空隙）击人头顶（这样打法不甚痛而声响清脆）为“打响刮儿”，又有称以手作刀砍人胳膊为“打瓜子”（打刮子），可作参政。

两岸学者对《金瓶梅》的方言如此较真，其实从国内学者，其中包括李申教授在内以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就是苏鲁豫皖交界之处的人士，因为《金瓶梅》中的语言白带有太多的徐州方言。李申教授写的《〈金瓶梅〉词语例释》要让徐州人读起来味道就特别浓。例如徐州人说的“搅裹”（音“交咕”）的确切意思有点不好说，这就是《金瓶梅》中的“搅果”，意为开销。譬如说妈妈对孩子说：“你一个月要搅裹多少钱。”就是问孩子一个月要开销多少钱，开销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浪费，这个词语的大概意思为“非正常的、浪费的支出”不限于钱财方面的花销；又例如“大”，徐州人往往称自己的父亲为“大”，说：俺大，也说：俺大大。更有趣的是，有的人家称母亲为“大”，如果是这样称呼，那么父亲就是俺大爷，这种称呼在徐州成为改叫。改叫是有原则的，就是父亲在兄弟中居大，这样改叫之后，往往又把叔叔称为爸爸。

生活在徐州的时候不觉得这块土地语言的神奇，如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语言的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关业余战争动乱有关，社会的动荡，人民流徙，语言也随之发上变化。自元明以来汉语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民间的文艺形式戏曲小说应运而生。一些戏曲小说中北方方言占了主流，其中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方言，特别是徐州方言也在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徐州-蚌埠方言区是普通话的发源地”观点之争为什么有人说“徐州-蚌埠方言区是普通话的发源地”，姑且不论是非对错，支持这种说法的解释确实能佐证徐-埠方言在历史上的影响是贯穿的。

中国历史有两个朝代对于中国普通话影响最为深远，一个是汉朝另一个就是明朝。

汉族形成于汉朝，汉初皇室成员大部分来自徐州地区，当时天下在几百年的战争过后，第一次真正长时间的统一起来，秦始皇只完成了文字和度量衡的统一（所谓“书同文”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语言的统一化，这一任务一直推到了汉朝。

刘邦大封同姓王，这样中国的统治阶层都来源于徐州，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于全国徐州化，徐州话成为全国的普通话也不为奇，也正是这样，才让徐州剽悍的民风走向全国，造就汉王朝无敌的军事实力，汉武帝破匈奴人拓疆域正是徐州民风的体现，带来汉朝的繁荣，逐渐演变出现了汉字。而文化上有刘向《战国策》，刘安《淮南子》，影响之大持续到后来的刘义庆等。

有人质疑，徐州后来被北方民族同化，可是当今徐州，彭城刘氏依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姓刘的比较多的意思），沛县依然有樊哙后人，足以证明徐州人一脉相传到了明朝，因为刚刚赶走外族的统治，国家的首都先是放在南京，后改到了北京，明朝的皇帝是安徽人朱元璋，可是朱元璋和刘邦不一样，刘邦的手下大多是徐州本地人，而朱的手下好多并不是凤阳一地，朱元璋本人的父亲就是徐州人，他的老婆马后也是徐州姑娘，还有手下徐达，等人也多是徐州地区的起义军后追随朱元璋的，此外徐蚌方言本身就是自成一家。元代的民族压迫政策下中国汉语是没有地位的，这样原有的官话也受到了压制，明朝的诞生也让汉人再一次起来，再一次树立汉族的官话（普通话）。当然首选也就是徐蚌方言啦。南京之所以说话像安徽话那是因为朱元璋的原因，北京话如此也是徐蚌方言后生。

后来满族来到了中原地区，可是满人没有像元朝那样大搞民族主义，而是主动放弃满文化，学习汉语，本身北京就是明代的都城，清朝人当然也只能就近学习一下北京话了——这一过程就是徐蚌方言的北方化。这样一直到建国后以北京话为基础来定立普通话，实际上本源上是北方化的徐蚌方言作为普通话。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看到，徐蚌方言先是统一个汉族大部分地区的方言，确立了徐蚌方言成为[官话]的基础，徐埠方言又因为明代之后是清代的直接原因，始得其语言一直为京味话。最后成为普通话也不为奇了。

徐州一些常用方言（方言----普通话）：光腚----裸体，毛格儿----硬币，河沿----河边，外人----已婚男人，娘们----妇女，脚（发决音）丫子----光着的脚板，“叨[夹]……”------“[用筷子]叨[夹]菜吃”，逢集----定期集贸市场（徐州很多农村的集贸市场不每天都有，一般分单号或双号赶集），凫水儿/[下河]洗澡----游泳/戏水，板下来----扔下来，躖（音：段）上来----追/赶上来，俺爷----父亲（邳州、睢宁等方言交汇区特有），辣汤----一种口味偏咸的汤品,米马[“犸”音]”糊，豁鱼----捉鱼，俺大大(第一个“大”字第三声，第二个“大”字平声)----老徐州人对自己父亲的称呼；俺大[爷/娘](“大”字第四声)----我伯父/母 ，俺叔（邳州、睢宁等方言交汇区发福音）----我叔叔

徐州位于江苏北部，历史上为华夏九州之一，所管辖地域也就是苏鲁豫皖交界地区。这种地域的划分造成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语言的共通。汪伪时期，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区域划分。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将“苏淮特别行政区”改为“淮海省”，徐州则是所谓“淮海省”的“省会” 。这种划分也不无道理，徐州话与皖北的淮北、宿州、亳州、阜阳、蚌埠、凤阳，鲁南的枣庄、济宁、临沂，豫东的商丘、永城，苏北的宿迁、东海方言最为接近，发音完全相同，仅个别字词读音略有区别。

徐州市与各县差异：东部的邳州、新沂、睢宁与西部的沛县、丰县在声调上有较大差异，主要区别在于与普通话对应的第一声；东部（邳州、新沂、睢宁）的第一声特点是低平调，而西部（沛县、丰县）的第一声特点是接近普通话的第三声；夹在东西之间的徐州市的第一声特点是中和了两者的特点，有过度性质。此外第三声也稍有差异，比如西部的第三声接近普通话第二声，而东部却和普通话基本相同；只有第二、四声，东西部比较一致。还有东西部在词汇、语音方面也会稍有差异。总的来说徐州地区内部差异还不算大，沟通毫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