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受益最深的当属复旦大学哲学系1960年代初的研究生了。1963年，复旦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先生开启古代、近代、现代经典课程阅读。在古代部分，全增嘏先生便延聘徐怀启先生前来复旦开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课程。已经退休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颂杰回忆，“徐先生对照着拉丁文本和古希腊文本的翻译，逐句解释，听讲的有两个年级的研究生和教研室教师，全先生每次都来听。”可见全先生对徐怀启先生为人为学的尊敬。

对其学问浩博的记忆同样萦绕在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退休的王世云脑海中。从1963到1964年，王世云就读于华东师大政教系，上过一年徐怀启的《西方哲学史》课。曾校订徐怀启遗著《古代基督教史》的他透露了当年的一个探秘。因为对其出口成章、记忆惊人感到好奇，一次下课，他跑到讲台上偷看，只见一张香烟盒内纸，反过来写着几行英文字。“就是这几行英文字，他就串成了滔滔不绝的一堂课。”

病榻上叮嘱考研者要读八个哲学家经典

满腹的学问并非天成，自然离不开严谨的治学，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何光沪描述了他与徐怀启的唯一一次见面。1979年，他报考中国社科院宗教史专业研究生，来上海复试，复试结束后到徐怀启家中。“当时徐先生躺在病榻上，他先是叮嘱我要好好学习，然后一口气说了八个哲学家的名字，要我回去读他们的经典。”尽管当时有些并未知晓，但还是贵州某大学大二的他却一直铭记着这八位西方哲学家的名字：第一是柏拉图，第二是亚里士多德，第三是奥古斯丁，第四是阿奎那，第五是笛卡尔，第六是洛克，第七是休谟，第八是康德。

较之于何光沪的沉重，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放桐对1960年代初共同编撰《辞海》哲学卷时的回忆更为明媚。当时，冯契等负责中国哲学，胡曲园、全增嘏和他负责西方哲学，而徐孝通、徐怀启等指导西方哲学卷和逻辑学。刘放桐对徐先生的印象是，他对史料非常熟悉，“他和我说，每天要读3至4小时的外语（拉丁文、古希腊语等），生怕自己忘了。”刘放桐教授还记得，1965年徐怀启先生校译了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C·W·莫里斯1948年出版的《开放的社会》，莫里斯是符号学专家。“他非常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

生前写就的《古代基督教史》在去世后经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姚民权补充最后一章后在1988年出版。对于这部学术性与知识性兼备的著作，著名哲学家、佛教史专家、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文化界增加了一份财富”，任继愈评价道，徐怀启的叙述方法“比较现代化”，“既接触原始材料，又没有繁琐的引证，下笔慎重、客观，没有多余的评论，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能入”与“能出”背后的痛苦与高度

许多学生回忆，他们在徐怀启去世后，才知晓其是哈佛博士。在生前，徐怀启几乎不提自己的哈佛身份。1937年9月，徐怀启进入哈佛哲学系，跟从斯宾诺莎研究专家哈里·沃尔夫森研究中世纪哲学。当时，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正在哲学系执教。受过系统训练的徐怀启，能用德文阅读黑格尔、康德的著作，用法文阅读马利坦的著作，用希腊文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用拉丁文阅读圣托马斯的著作。

在《师魂》一书中撰写徐怀启一节的华东师大哲学系退休教师徐汝庄，在现场强调了徐怀启历经政治运动依然有“仍为人民教师”的欣喜感言。1955年，学校评定工资级别，从圣约翰大学转入的徐怀启并未在一、二级教授26人名单中，实际可能拿着四级教授的工资218元。尽管如此，“他对一生中时有的‘无法选择’豁达地自觉接受。”1979年考入徐怀启门下后因其去世转入冯契手下攻读认识论的徐汝庄这样评价道。

如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保存了数千册哲学类外文书籍，甚至有众多有关中国哲学的外文旧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7年英文本等，这些都是徐怀启先生当年在课余不辞辛劳地踏遍福州路旧书店所觅得。此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境无法言表。

“人在默默无闻时，才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这是徐怀启曾对圣约翰大学1946年毕业生赵复三说过的一句话。这位主张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的学者，表达了对名利的看淡，也透露着对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向往。其人其学其风，留给后人的已经足够丰富、足够深刻。正如徐怀启当年的逻辑学助手彭漪涟教授所说，徐怀启先生的生命之花儿虽已凋谢，但其花朵的芬芳依然。

已故哲学家、华东师大教授冯契先生为其所作的序，文中称“我们共事多年，对他的治学态度有一种天然的信赖感。”冯契在文中回忆，在编《辞海》哲学分册时，为了写“新托马斯主义”一条，徐先生亲自跑到上海图书馆借阅相关杂志和书籍，特地翻译了一篇马利坦的文章，然后概括成一个条目。

回放当年，时光虽逝，即便在没有学术论文指标的年代，一位满腹学问的学者对语言基本功的反复锤炼、对化繁为简的深度转化、对最新理论的纳新吐故、对学术严谨准确的坚守不苟，依然是每个时代中时光无法冲淡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