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璋本和钱学森

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三四十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

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

《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只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只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一打三反”运动

认罪伏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伏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伏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1979年之后的徐璋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托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槃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 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