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王瑶语）的《中国新文学纲要》。《纲要》讨论新文学运动最初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中部分作品以今天的标准视之只是中篇），初设期的创作、张资平、《玉君》与《兰生弟的日记》、《迷羊》与《结局》、老舍与沈从文、陈铨、巴金、蒋光慈、茅盾、叶绍钧十个专节。《兰生弟的日记》因此得以与郁达夫、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的小说并列。

解放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西方文学系主任等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8年5月，患癌症逝世，终年83岁。终生未偶，临终前将珍藏的约值数十万元的6226册中外书籍，分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实践了他生前的诺言。

关于骆驼社

今天能见到的记载骆驼社的文字实在不多，笔者只能从周作人日记中去探索。周作人1925年11月1日记：“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十二人”；次年2月6日记：“六时往东兴楼，驼群之会”；5月30日又记：“驼群之会，不去”；7月26日记：“《骆驼》出版”；8月1日记：“上午往幽风堂，赴驼群之会”；11月7日记：“上午凤举耀辰犀海民生四君来议续出《骆驼》事”，这是周作人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骆驼社，总共只五六次而已。有趣的是，周作人日记中始终不写“骆驼社”，而称之为“驼群”。《骆驼》出版前夕，周作人写了一篇《代表〈骆驼〉》，发表于7月26日《语丝》第89期，与《骆驼》问世恰好同一天，可谓巧合。周作人在文中声明：“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即如江绍原君虽然通晓‘骆驼文’（江绍原曾写过一篇《译自骆驼文》——笔者注），却也不是其中的一只。”他强调“原始驼群”仅只三人，这与他日记中所记的“驼群同人”“共十二人”相差甚大。但骆驼社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除了周、张、徐三位之外，到底还有谁应属于并非“原始驼群”的更大的“驼群”，已无法确定了。

“原始驼群”之中，如果说周作人是灵魂，那么徐祖正就是核心。《骆驼》第一集是徐祖正编的，杂志末尾有编后记《沙漠之梦》两篇，就分别出自周作人和徐祖正之手。周作人一篇作于1925年12月17日，特别提到要赶紧把《骆驼》第一集印出来，“希望能在一九二五年内出现于这多风尘的北京市上”。徐祖正一篇则透露：“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骆驼》让北京读者苦苦等待了两年多之久，沈从文还特地撰文“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骆驼》第一集延至1926年7月才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虽然姗姗来迟，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第一集上刊登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牧歌抄》和《论左拉》（霭理斯著）、徐祖正的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等。其中，《论左拉》是翻译“力作”，《兰生弟的日记》则毫无疑问是创作“力作”。

关于《兰生弟的日记》

《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也由北京北新书局推出。此书列为“骆驼丛书”之一，版权页印：“1926年7月初版 100部 这是 号”。《骆驼》第一集也印数极少（已知国内仅上海两家图书馆有藏），难怪都流传不广，严重影响了后来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价。《兰生弟的日记》版式颇别致，仿欧洲古典印刷法，每页右下角印有下一页起首的第一个汉字，据说为了方便读者检索。由于《骆驼》第一集也采取此种版式，出版社又是同一家，笔者怀疑《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借用了《骆驼》第一集的版式。这也是今天能够见到的仅有的两种采用欧洲古典印刷法印制的新文学书刊。

《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收入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和独幕剧《生日的礼物》，两者密切关联。《兰生弟的日记》末尾署：“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兰生。”《生日的礼物》末尾署：“一九二五，十-，十-作”，写作时间晚了一年半多，但发表时间反而在先，刊于1925年11月23日《语丝》第54期。主人公罗兰生与表姐蕙姊的爱情，正是由《生日的礼物》作了预告，在《兰生弟的日记》中得以完整展开的。

徐祖正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雄心。《兰生弟的日记》名曰“日记”，实际上是通过一封兰生弟致蕙姊的长信引述众多兰生弟的日记，两者互相穿插，又交织大段心理描写，尽情铺陈兰生弟与蕙姊曲折的情感经历及其不断的自我反省。小说详写兰生弟的留日生活和他回国后执教北京高校，特别是兰生弟在“江教授”带领下首次拜访“叶教授”的经过，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1922年9月5日“徐耀辰君” 在“凤举兄”陪同下来访的记载颇有些相似，因此笔者推测《兰生弟的日记》很可能有不少作者亲身经历的投影，兰生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作者的自况。但是，也许正是作者的雄心太大，作为“书函告白式的小说”，《兰生弟的日记》虽有特色，小说叙事上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文字上日化和欧化的痕迹也是明显的不足。朱自清在《纲要》中对《兰生弟的日记》主题、人物和技巧的评价是较为全面而中肯的：

（一）礼教所不许的恋爱

（二）“多愁多病，有力有勇”的表现

（三）“沈潜迂回”的调子

（四）“极真率的记录”

（五）书函体与日记体的合一

（六）女主人公性格不分明

（七）冗杂与琐屑

其中，“极真率的记录”句借用了郁达夫的观点。《兰生弟的日记》甫一问世，郁达夫率先在同年8月28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九十期发表有名的书评《兰生弟的日记》，对这部小说作了精到的分析，着重指出：

《兰生弟的日记》是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

事实上，《兰生弟的日记》的出版当时确曾引起北京文坛较大的关注，兰生弟甚至成了当时失恋文艺青年的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也在1926年11月6日《语丝》第104期发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一文，详细记叙了她一读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的感动，对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很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处处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样，那样含蓄，那样幽怨，那样凄凉，那样素淡。”从郁达夫到石评梅到朱自清，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首肯《兰生弟的日记》，而今的现代文学史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问世，本应高兴的徐祖正见了却“废然丧气”，因为一则“书样装订都是不洽人意”，二则“错字怪多”，所以要求北新书局重印重订，他又另请沈尹默“书面题字”叶灵风“封面制图”。这一新装再版本拟印一千册，可惜最后未果。值得庆幸的是，徐祖正为新装再版本所作的序《进献之辞》发表了，刊于1926年10月23日《语丝》第102期，成为这一设想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