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徐苹芳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为客座教授。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考古学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燕京学报》副主编等职。

2011年5月22日5时45分，因病去世，终年81岁。

徐苹芳为保护中华文明，四处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了不少地方官员。听说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考察时，看到很多中世纪的古城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必去之处。

徐苹芳感慨万千，他说，中国古代城市多已面目全非，国务院公布的103个历史文化名城，申请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像西安等大古都一个都没申请下来，最后只评了平遥和丽江。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要把北京旧城整个保护下来，到三里河那边建新北京，但没被采纳。近几年大拆迁，大部分老城区被破坏了。徐苹芳认为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子孙着想。经济建设高潮过去，接着文化建设就来了，但是遗产没了，再也无法恢复了，多么令人心痛。

徐苹芳

对上海历史文化保护，徐苹芳也十分关注。他说，上海的问题：一是城隍庙的老城区；二是租界，可惜都没能完整保存下来，这是上海永远的遗憾。高楼，后人会造得更漂亮，但历史的见证消逝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有些领导或为了政绩，或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拆毁城市建筑，毁灭城市记忆，简直是在犯罪。当然学术界也有一定的责任，是否给政府部门积极进言献策了，如果专家自己心中无数，拿不出方案，至少没有做到尽心尽责吧，现在看来也值得反思。在考古领域驰骋了半辈子的徐先生，对优秀历史文化无比敬重，反应极其敏感，他的话里充满激愤、无奈和自责。

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和变化，在文献上记载得很简单，考古学都通过发掘来认识的。徐先生说，研究古代城市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是怎么起源，怎么发展的，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城市建设如何保护古代城市，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着，现在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就是要多考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经济建设是可以改变方案的，如河南洛阳偃师准备建电厂，事先已投资几个亿，几位副总理已签字了。但发现偃师商城后，有关方面找了万里，得以保留下偃师商城。这是基本建设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让路一个典型的例子。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求开掘古代帝王的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乾陵等，对此，徐苹芳坚决反对。帝王陵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除了上世纪50年代挖过北京的定陵，再没有发掘过帝王陵。据说，当年郭沫若盼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传说中的乾陵《兰亭序》，试图说服周总理，但周总理回话“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还批示“地下埋着比地上保存还好，给子孙留点活干”。徐先生说，帝王陵里面随葬的东西极其丰富，但现在的技术还未能让其出土后保持原貌。比如汉代马王堆漆器刚出土时闪光耀眼，非常漂亮，但出土后光泽很快就退了；出土的桃子，十分新鲜，可是几分钟后便风化成水了；纸张也很难保存。把这些帝王陵墓留给的子孙后代，到科学技术更发展的时候，开掘也不晚。

徐苹芳

徐苹芳认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是要立法，二要开展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做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保护工作会出现片面性和盲目性。三要总结经验，包括失败的成功的，譬如以前常说的“改造旧残’，这是一个错误的方针，数十年的实践有着惨痛的教训，一定要“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才是惟一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出路，舍此而无他途。四要理顺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不能只靠城市规划部门，一定要由文物部门负主要责任，制定保护规划，然后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纳入到现代城市规划之中。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古代遗址就是凝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和义务加以保护。徐苹芳就是这样一位中华文明的发掘者和守望者。

徐苹芳认为，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1962年李济先生曾警告说：“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不是相等的；因为它受到社会一般的重视，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辨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的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

徐苹芳说，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2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并做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的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李先生四十年前说的这些情形与现在学术界的有些情形，何其相似，值得深思和警惕。

一、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主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徐苹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徐苹芳主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主编、合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见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论文

《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

《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又见《日中古代文化の接点を探る》，山川出版社（东京）1982年版。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又见西嶋定生编：《日中合同ジンポジゥム·古代宫都の世界——奈良·平安の都と长安》，小学馆（东京）1983年版。

《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合著），《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元大都御史台址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又见《汉简研究の现状と展望——汉简研究国际シンポジゥム92’报告书》，关西大学出版部（大阪）1993年版。《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年。

《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

《元大都中书省址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六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刊），1997年。

《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见翰墨轩编辑部编辑：《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1997年版。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合著），《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文物》2001年第1期。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三、考古报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执笔），《考古》1972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执笔），《考古》197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