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红四方面军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此后两年多，红四方面军多次以得汉城为大本营、总后勤基地，进行了数百次艰苦卓绝的战斗。

得汉城村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通江县城以北45公里的永安镇，米仓山东段南麓大巴山缺口处，居北纬31°39′~32°33′，东经106°59′~107°46′之间。东接万源市，南邻平昌县，西靠巴州、南江二区县，北连陕西省、镇巴县。

得汉城的南宋城门，仅遗存南门，而多达三十余处、以诗词和楹联为主的明清题刻，则分布在城东、城南的悬崖之上。

东门的城门拱顶已坍塌，但仍遗存着高近2米的门墙。剖面1尺多见方、长1米多的大条石垒砌而成的门墙，至今也令人感到它的坚实。此城门的朝向，具有南宋方山城堡的典型特征，它不是正对山下，而是面向门外绝壁上掏凿出来的石梯道。这样的建筑布局，既可使沿石梯道向城门进攻的敌人无法展开火力，又可避免山下敌军的炮火直接命中木制的门扇。

得汉城下，是绕城而过的大通江 （古称宕水），江水碧绿，如玉带在群山间飘逸。隔江相望，是一座顶部平衍的大山。奇怪的是，其平顶之上又凸出一座平顶的山冈，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空中碉堡，又似一顶巨大的礼帽搁在山上。那空中 “碉堡”又是一座古代军事城堡，史称擂鼓城。

得汉城南城门令人惊讶地保存完好。它的门洞高近3米，宽2米，进深3米，门墙和门顶的大条石尺寸准确，打磨得很规整，因此彼此嵌合得清丝严缝。与一般的山寨门相比，得汉城南门系政府行为所致无疑。它的工艺水平及坚实的程度，完全可以与同时期曾为成都府的金堂云顶城城门媲美。

南城门具体位置的选择，还有一个战术上的精心考虑。从门外进来后，并非大路朝天，而是一条小道贴墙根延伸。城内正对城门的，是一道高3米多的陡坡。也就是说，万一城门被突破，那道陡坡便是第二道城墙，守军仍可居高临下迎击敌军。

南城门外的入城之路用宽大厚实的石板铺成，看来是当年的主要进出通道。石径一边临深沟，一边是一列长100多米、高10多米的绝壁，得汉城主要的明清诗词楹联，便题刻在这绝壁之上。

得汉城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川东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重地，南宋淳祐2年（公元1242年）蒙古宪宗蒙哥率兵侵略四川，兵分三路沿长江全线向宋军发动进攻，四川安抚置使余玠实行“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方针，授都统制张实躬率将士，因险垒形，储粮建邑。被谌称为南宋四川抗元八柱之一。清嘉庆3年避白莲教，通江县衙曾迁于此；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得汉城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红军曾在此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电台、彭杨军事学校、保卫局、造币厂等机构。

得汉城村的红四方面军铜币银币厂旧址，位于得汉城南门坎下的城坡里，张家大院四合院内，被评委通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保存较完整，但随时间流逝，大院内房屋建设年代久远，曾因火灾烧毁一角，前大门建筑也受影响已快坍塌，院外城墙仅有部分保留。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为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从鄂豫皖入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有县级苏维埃政权40多个，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红色政权。

1933年11月18日，为了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陕省造币厂）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的郑义斋兼任。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中最具规模的造币厂，它对于统一根据地币制、活跃根据地金融、稳定根据地物价、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川陕苏维埃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年后，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迁移至通江县得汉城村的城坡里。1934年11月因形势所需，又迁至旺苍县黄洋镇烂槽沟。1935年4月，红军长征北上撤离时，将铸币机器沉入旺苍坝东河亭子沱和马家渡口深潭，历时17个月的造币厂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比中央红军创立的井冈山红军造币厂还多坚持了一年。

如今，红四方面军铜币银币厂旧址，及生产的各类货币，作为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已经成为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成为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见证，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